赵秉钧继续道:
“师座,您要抓我,可以。可您得给我一个罪名。一个说得过去的罪名。”
李栓柱咬着牙:
“带走!”
几个卫兵上前,把赵秉钧押走了。赵秉钧走的时候,回过头,看着那几个连长,说了一句:
“弟兄们,我做的事没有错。你们要记住,军队是国家的,不是哪个人的。”
那几个连长低着头,不敢看他。
赵秉钧被抓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师。
当天晚上,三团二营的几个连长联名给李栓柱写信,要求释放赵秉钧。
信里说,赵营长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传播的是中央的精神,抓他就是跟中央作对。
李栓柱气得把信撕了。
可事情没有结束。第二天,又有两个连队写了类似的信。
第三天,三团的其他营也开始有人议论。
有的说赵秉钧冤枉,有的说李栓柱搞军阀作风,有的说二十三军是张阳的私人武装,不是国家的军队。
这些话,像野草一样,越传越广,越传越离谱。
与此同时,郑孝先也被钱禄抓了。郑孝先比赵秉钧还硬气,被抓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冷冷地看着钱禄。那目光里,有不服,有轻蔑,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钱禄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可还是没有放他。
韩子清那边出了意外。贺福田派人去抓他的时候,他跑了。
不是逃跑,是跑到重庆去了。他给贺福田留了一封信,信上说:
“师座,我没有做错事。我去重庆,找中央党部的人评理。如果中央说我错了,我回来领罪。如果中央说我对,您就不能抓我。”
贺福田拿着那封信,手都在抖。
韩子清跑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二十三军炸开了锅。
那些跟他一起搞学习小组的人,有的慌了,有的愤怒了,有的更加坚定了。
他们觉得,韩子清没有做错事,是被逼走的。张阳和那几个师长,是在压制进步思想,是在搞军阀独裁。
八月二日,一六三师有十几个军官联名给张阳写信,要求停止对军官的迫害,要求尊重中央的精神,要求军队国家化。
八月三日,一六一师三团二营的士兵集体拒绝出操,理由是“赵营长被抓了,我们没有长官带”。
八月四日,一六二师郑孝先的那个营,有人偷偷在营房墙上贴了标语,写着“军队国家化”、“效忠领袖”、“反对军阀割据”。
张阳看着那些报告,脸色铁青。
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本以为,抓几个人,收一批材料,就能把那些思想压下去。
可现在,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激化了矛盾。那些本来半信半疑的人,因为抓了赵秉钧、郑孝先,反而信了。
那些本来不关心的人,因为看到了标语、听到了议论,也开始关心了。
他想起那天晚上,冯承志问他的话:
“张叔叔,那些书里讲的道理,对吗?”
他当时说,那些道理是对的。
可现在,那些类似的道理正在他的部队里蔓延,像野火一样,烧都烧不尽。
他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夜色,一动不动。宜宾城的灯火在夜空中闪烁,工厂的烟囱在月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远处传来零星的狗叫声,叫了几声,也停了。
窗外,夜色越来越深。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宜宾。
一六一师三团的营房里,两个军官正面对面站着,脸涨得通红,拳头攥得咯咯响。
一个叫周世安,中尉连长,刚从峨眉山回来的,腰板挺得笔直,下巴抬得老高。
一个叫黄绍成,上尉副连长,跟了张阳多年的老部下,脸上那道疤还是宜宾大决战时留下的。
周世安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人:
“黄连长,我不是说张军长不好。张军长对我们好,我晓得。可军队是国家的,不是哪个人的。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黄绍成冷笑一声:
“懂?我懂个锤子!我只晓得,我当兵第一天,就是张军长的兵。我吃的饭,是张军长给的。我穿的衣,是张军长发的。我手里的枪,是张军长造的。你跟我讲国家?国家给我啥子了?”
周世安摇摇头:
“黄连长,你这个话,太短视了。张军长对我们的好,是国家给张军长的权力。没有国家,张军长啥子都不是。我们应该效忠的是国家,不是哪个人。”
黄绍成往前逼了一步:
“周世安,我告诉你。你再敢说张军长一句不是,老子对你不客气。”
周世安也往前逼了一步:
“我说的不是张军长的不是。我说的是道理。你不能因为张军长对你好,就把国家忘了。”
两个人越靠越近,鼻尖都快碰到一起了。
旁边几个士兵站在一旁,有的看着周世安,有的看着黄绍成,谁都不敢上前拉架。
一个叫吴子玉的少尉排长终于忍不住了,上前拉住黄绍成的胳膊:
“黄连长,别吵了。周连长不是那个意思。”
黄绍成甩开他的手:
“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他说张军长是军阀,你听见没有?他说张军长是军阀!”
周世安道:
“我没说张军长是军阀。我说的是,军队应该国家化。张军长也应该服从国家,服从中央。这个道理,有错吗?”
黄绍成一拳挥过去。
周世安躲了一下,拳头擦着他的耳朵过去,打在肩膀上。
周世安退了两步,站稳了,没有还手。
黄绍成还要打,吴子玉和另外几个士兵死死抱住他。
周世安站在那里,揉着肩膀,看着黄绍成,目光复杂。
“黄连长,你打我,我不还手。可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军队是国家的,不是哪个人的。”
黄绍成被拉走了,嘴里还在骂:
“周世安,你个狗日的,你再说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