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门，李伟走进去。
房间很大，落地窗正对着维多利亚港。
阳光照在海面上，晃得人睁不开眼。
黄仁杰站在窗前，背对着门。
他转过身来，五十出头，头发花白，但腰板挺得很直。
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袖口挽了两道，露出精瘦的手腕。
他的眼神里有疲惫，像连续航行多年、却始终望不见陆地的船长。
他看见李伟，愣了一下。
上下打量了一遍，眼神从期待变成失望，又从失望变成一种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无奈。
他大概以为，能在这时来见他的人，至少该有些年纪和分量。
“请坐。”
他指了指沙发，自己在对面坐下。
助理端了茶进来，退出去，带上门。
黄仁杰靠在椅背上，看着李伟。
“你多大？”
李伟说：“二十一。”
黄仁杰点点头，没说话。
房间里安静了十几秒。
他看着窗外，李伟看着他。
阳光在他花白的鬓角上跳跃，却照不进他眼底的深潭。
“我二十一岁的时候，”黄仁杰忽然开口，“在斯坦福读硕士。导师跟我说，芯片设计这个行当，三十年之内不会有大变化。”
他顿了顿，
“我没听他的。后来证明，他没说对，我也没全对。”
语气平淡，却像在陈述一段与自己无关的、久远的历史。
他转回头，看着李伟。
“你那个果汁店，我喝过。不错。”
李伟说：“谢谢。”
黄仁杰又点点头，不说话了。
李伟等着。
他看得出来，黄仁杰不想见他。
不是因为讨厌他，是因为见了太多不该见的人。
那些投资人坐在对面，翻着报表，问着同样的问题——
“什么时候盈利？”
“市场规模有多大？”
“竞争对手是谁？”
他答了一遍又一遍，答到不想再答。
但这次还是见了。
因为钱快烧完了，因为团队快散了，因为那些跟了他十几年的老部下，快要撑不住了。
他像一头被困在浅滩的龙，鳞甲黯淡，喘息沉重，却仍昂着头。
黄仁杰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你那个老师，张远山，我认识。”
李伟愣了一下。
黄仁杰说：“九十年代，我们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他做通信，我做图形，聊了一下午。后来他回了学校，我继续创业。”
他顿了顿，
“他还好吗？”
李伟说：“挺好。刚拿到一笔投资，准备扩大实验室。”
黄仁杰看着他：“你投的？”
李伟点头。
黄仁杰笑了，笑得很淡。
“他运气好。”
那笑意里，有一闪而过的、对自己命运的喟叹。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阳光照在他身上，影子拉得很长。
“我这个项目，烧了三年，烧了十七亿美金。”
他转过身，看着李伟。
“你知道我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吗？”
李伟摇头。
黄仁杰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万。美金。”
他把手放下，
“够发两个月工资。”
声音很轻，却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
李伟没说话。
黄仁杰走回来，坐下，看着李伟。
“你还要投吗？”
李伟说：“要。”
黄仁杰盯着他看了好几秒。
“你知道这个赛道，可能十年都不盈利？”
李伟说：“知道。”
黄仁杰又问：“你知道那些投资人为什么撤？”
李伟说：“因为他们看不到十年以后。”
黄仁杰不说话了。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过了很久，他坐直了，从桌上拿起一张纸，递给李伟。
“这是我们的估值。b轮的时候，十亿美金。现在——”
他把纸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
“三亿。”
那行字写得有些潦草，像在写下自己的墓志铭。
李伟看着那行字，没说话。
黄仁杰看着他：“你不还价？”
李伟摇头：“不还。”
黄仁杰愣住了。
他以为李伟会还价，会砍到两亿，一亿，五千万。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投资人。
但李伟没有。
这个年轻人的平静，像深不见底的海，让他第一次感到了某种不确定。
“你就不怕我拿了钱，跑了？”黄仁杰问。
李伟说：“不怕。”
黄仁杰笑了：“为什么？”
李伟想了想：
“您跑不了。您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跑哪儿去？”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轻轻拧动了他心里某把生锈的锁。
黄仁杰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淡的、无奈的笑，是真的笑。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了一会儿维多利亚港，转身回来。
“三亿美金，占股百分之十五。不参与经营，不插手技术路线，不干涉团队管理。”
他顿了顿，
“三年之内，不能再融资。”
李伟说：“行。”
黄仁杰伸出手，李伟握住。
两只手，一只苍老，一只年轻，握在一起。
一只手上是三十年征战的沧桑与裂痕，一只手上是洞悉未来的笃定与力量。
“合作愉快。”黄仁杰说。
李伟说：“合作愉快。”
李伟走到门口，黄仁杰叫住他。
“李伟。”
他回头。
黄仁杰站在窗前，阳光照在他身上，影子拖得很长。
“你那个老师，张远山，替我向他问好。”
李伟说：“好。”
门关上。
黄仁杰站在房间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好一会儿。
他走回桌边，拿起那张纸，看着背面那行字——三亿。
他把纸放下，笑了。
笑着笑着，眼眶有点红。
他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桌上的文件。
那叠文件，是裁员的名单，是供应商的催款函，是核心工程师的辞职信。现在，它们暂时可以锁进抽屉了。
外面传来敲门声。
助理探进头来：“黄总，下午还有一位投资人……”
黄仁杰摆摆手：“推了。以后都不见了。”
助理愣了一下：“都推了？”
黄仁杰点头：“都推了。钱够了。”
“钱够了”三个字，他说得很轻，却像卸下了千斤重担。
助理退出去。
黄仁杰站在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
阳光落在水面上，碎成一片。
他想起三年前，所有人都不看好，所有人都说“你疯了”。
他没理他们。他信自己。
现在，终于有第二个人信他了。
这第二个人，还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命运，有时真是难以预料。
他笑了，笑得眼眶又红了。
那泪光里，有绝处逢生的庆幸，有被理解的慰藉，更有重新燃起的、近乎悲壮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