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是六月二十四号早上走的。
他带了一个人，就是那个会算账的小李，两个人一个包，包里两套换洗衣服，四千块现金，还有三个样品。
走之前江远只说了一句。
“底价六块五。不许赊账。别的你自己定。”
“六块五。”周维把这两个数念了一遍，“我们出厂七块。”
“他一次要五万只，那是一个价。”江远说，“不是这个价，我们不接。”
“万一谈不下来。”
“谈不下来就回来。车票钱我认。”
第一天，周维在电话里说了三件事。
旅店在稠州路旁边一条巷子里，三十块一晚，两张床，一个公用水池，水龙头拧到最大是一根细线。中午吃盒饭，五块，两个菜一个汤。下午见了三家档口，两家出一千只，一家出两千只，要的是六块八。
“他们都想拿我们当备胎。”周维说。
“第一天就是这个数。”
第二天他一天见了三家。
第三天见了四家。
档口老板们说的话都差不多。他们不问你做的是什么，只问三个数：一个多少钱，多久能到，坏了怎么办。有一家把样品插上电，两盏灯亮起来，他看了两分钟，说“行，两百只，先试试”。
周维那天晚上在电话里说：“江远，我发现一件事。”
“说。”
“这个市场上没有人关心你的板子是七十八还是八十七。”他说，“他们只关心一样：插上去亮不亮。”
“那你就给他们亮。”
“我给。”周维说，“我说不亮的拿回来，我当场换。”
上海这边，江远也在算。
五万只，一个月。现在一天出两千个，三十天是六万，数字上够。但那是把所有工人都压在这一样东西上的算法。
他把排产表重新画了一遍。一天要出两千六百个，才留得出返工和歇班的余量。要多出六百个，就得多两个手工位，多十二个人。
六月二十六号，王海涛在厂门口又贴了一张红纸：招工十二人，普工一千二，会焊的一千五。
第三天来了十一个人，第四天补齐。新来的有六个没进过电子厂。江远让姓吴的带，定的规矩是一天上手，三天出活。
代价是新来的头两批出了问题。
第一批里有一百四十个万能充的两只脚掰得不齐，插不进插座。第二批好一些，还有六十几个。
这两批没有发出去。周维不在，江远自己在车间里坐到半夜，一个一个掰。
一百九十七个。掰完他手上的皮破了。
第五天，苏晓带他去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姓骆，四十多岁，在国际商贸城二区有四个铺面，做的不光是国内批发，还有发中东和非洲的外贸单。他不看样品，先看周维带来的那张价格单。
“五万只。”骆老板说，“六块五。”
“六块六。”
“六块五。”骆老板把单子推回来，“账期六十天。”
周维没有接。
“骆老板，我们不做账期。”
“义乌的规矩，大的都做账期。”
“那这单做不成。”
骆老板笑了一下，那种笑不是生气，是你在他椅子上坐得还不够久的那种笑。他把单子折起来，放在桌角。
“你回去想两天。”
那天晚上周维的电话打了二十七分钟，这是八天里最长的一次。
“他要六块五，要六十天账期。”
“六块五可以。”江远说，“账期不行。一分钟都不行。”
“他会以为我们是小厂。”
“我们就是小厂。”
“那这单怎么办。”
“明天你去找苏晓。”
第六天上午，周维在苏晓的仓库里坐着。
苏晓的仓库比他们的车间还大，卷闸门拉开以后是一排一排的货架，上面堆的是电风扇、电饭锅、电热水壶。她自己搬了一个塑料凳让周维坐，自己在旁边对着一张进货单算数。
“骆胖子卡你的是交期。”她说，“他手上有一批发非洲的单子，合同签了，交货日期是七月十五号。他现在货不够。”
“你怎么知道。”
“他前两天在我这儿拿了两千个电风扇，说急着走货。”苏晓把笔咬在嘴里，“我这一行的人，看别人的仓库比看自己的清楚。”
“那我要说什么。”
“你别说价。”苏晓说，“你说日期。他这个人，只要日期卡得住，多一毛他给。”
那天下午周维又去了国际商贸城。
他进门没有提价。他说的是：“骆老板，你七月十五号那批非洲单，第一批货我八天就能出，一万只。”
骆老板抬起头。
“一万只八天。”
“八天。”
“剩下的呢。”
“三十五天交完。”
骆老板把那张价格单从桌角拿回来，重新展开。
“六块六。”
“成交。”
“订金三成，九万九。”骆老板说。
“两万。”周维说，“你先付两万。第一批一万只交到，你再付十一万。”
“你这是不信我。”
“我是没有钱。”周维说，“我们厂现在最多能垫七万块的材料款。你付三成我就要去借钱,借了钱这单我也不敢做。”
骆老板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这一次的笑和上次不一样。
“小周。”他说，“你第一次来义乌吧。”
“第二次。”
“第二次就敢这么跟我说话。”
“骆老板。”周维说，“我不是敢。我是没有别的路。”
第七天上午，合同在铺面后头那间小屋里签了。
一张两页纸的购销合同，是苏晓从她柜子里翻出来的空白格式，用圆珠笔填的。填到“单价”那一栏的时候，周维停了半天，最后写的是六块六。填到“交货方式”那一栏，他写：分三批，第一批八日内，余两批三十五日内。
他写字的时候手是干的。上回押货去深圳，他签字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第八天下午，周维在骆老板的铺子里拿了两万块现钱。
钱是骆老板的老婆从柜台底下的铁盒子里数出来的，一百块一张，一共两百张，数了两遍，用橡皮筋扎成两捆。
回旅馆的路上，周维在巷口的一个小杂货店买了针线。一根针，一卷黑线，八毛钱。
那天晚上他在旅馆那张靠墙的床上，把两捆钱用报纸包了三层，塞进一条旧内裤的夹层里，一针一针缝上。缝完他穿上裤子走了两步，又脱下来，把线头剪短，重新缝了一道。
小李在旁边看着，说：“周哥，钱不见了怎么办。”
“不会不见。”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身上现在就这一样值钱。”周维说，“我要是连这个都丢了，我就别回去了。”
火车是七月一号晚上八点开的。义乌到上海，四个小时。硬座，人挤人，车厢里全是蛇皮袋和纸箱的味道。
周维一路没有睡。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上能感觉到那两捆钱的形状。
到上海站是凌晨十二点。
江远在站外等他。他看见周维从出口出来的时候愣了一下——八天，这个人瘦了一圈，下巴尖了，衬衫领子是黑的。
“成了。”周维说。
“回来就好。”
“五万只，六块六，三十三万。”周维说，“订金两万，缝在身上。”
回厂报账的时候，他把那张车票折了四折才递出去。王海涛看了一眼，把票展平，夹进本子。
“钱先给我看。”
周维笑了。他把包放在地上，看了看周围，然后说：“回去再看。”
第二天上午，王海涛把那一万九千九的材料款算出来了。
五万只，材料三块八一只，一共十九万。订金两万，第一批一万只交出去以后收十一万。
“最坏的情况。”王海涛说，“你从今天起要垫十七万。他要是拖一个月，那十一万也在外面，你要垫的是二十八万。”
“那就垫。”
“你账上有十九万六。”
“我知道。”江远说，“所以你只批十七万，剩下的两万六留给我发工资。”
王海涛没有说话。他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六月，五万只。
那是电池线开张以来接到的第一张大单。
也是第一张要靠垫钱做完的单。
那天下午四点，苏晓从义乌打来电话。
“你们那个周维可以。”她说，“骆胖子今天还在跟我说他。”
“他怎么说。”
“他说小厂的人有两个毛病，一个是不知道自己的东西值多少钱，一个是不知道别人的货什么时候到。”苏晓说，“周维两样都占了。”
她停了一下。
“对了，还有一件事。”
“说。”
“上回问你们能不能做带电池的那个老板，这两天又来我这儿了。”苏晓说，“他说光有充电器不行。他说客人的手机用两天就没电，他要一个充好电带在身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