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五日，又是头炉香的辰光。城隍庙的香才烧过半，香灰在炉膛里积了一指厚。庙门口卖梨膏糖的刚支起摊子，敲着小铜锣唱开场，龚半仙的卦摊前已经坐了人。
陆行舟排在第三个。前头一个是绸缎庄的跑街，求财，问一笔押出去的货几时回笼，签筒摇得山响，竹签蹦出来两支，老头让他重摇，他手心里全是汗。再一个是位老太太，问老头子的咳嗽，签筒捧在怀里，摇三下歇一歇，像怕摇疼了里头的签。
轮到他，他把两枚铜板搁进木碟，说给内人求支平安签——入夏火气重，夜里睡不安稳。
盲眼老头拨着签筒，摇了三下，倒出一支。枯指在签面上摸过一遍，慢悠悠念：云开雾散自分明，且向灯前问归程。
“啥讲究？”
“火是虚火。心定了，自然平。”老头把签纸卷起来递过去，“回去压在枕头底下，压足三夜。”
后头等签的人已经蹭上了半条板凳。他把签纸收进衣襟，拱拱手起身，出庙门顺手在糖摊上带了两条梨膏糖。
回到店里，糖搁在柜台上。曼丽下楼看见，狐疑：“烧香带糖回来，啥个名堂？”
“摊头顺路。”
“勿年勿节，倒学会做人家了。”嘴上这样讲，糖还是收进了围裙袋。
前半晌零零碎碎做了两笔生意，后半晌没有客。他关进灶披间，闩上门，炉子上坐着半锅浆糊——修书用的老名目。药水在签纸背面走过，纸面先没有动静。他不催，等。字是一点一点浮上来的，像水底下有人往上递物事，显出一行小字。
讯已核转。你点的这盏灯，照得很远。
统共十二个字，笔画细得像针脚。他就着天窗光读了两遍，第二遍比第一遍慢。然后把纸凑近炉口，火舌舔上来，正面那句云开雾散先着，背面十二个小字跟在后头，卷成一层灰。灰是热的，打着旋升了半尺，落回炉膛里去。
五天前从卦摊发出去的，是七条征候；同一桩事，站里那份含糊条陈只换回一句危言耸听。这十二个字，他谁也不能给看，也谁都不必给看。他摸出怀表，按了按表盖，没有揿开，又贴身放了回去。
灯是点了。夜还没有到。
傍晚，他把一部旧药典送去虹口。莱比锡的老版本，韦医生上月就订下的，托了两道旧书行的关系才寻着。皮面起了壳，书角让虫嗑过一处，内页倒干净。他用牛皮纸包了两层，绳子打的十字结。
诊所里冷清。候诊的长凳上只坐了一个人——烫伤的小学徒，来换末一回药。绷带解开，新皮长得粉红。老人捏着他的手腕翻过来看了看，用生硬的上海话讲：“好了。当心火。”
小学徒连声应，又问下趟还要来伐。老人摆摆手：勿用来了。小学徒愣了愣，倒像有些舍不得，从口袋里摸出两枚铜板，在桌角搁端正，鞠了个躬，跑了。铜板在桌角立了一歇，倒了一枚，老人没有去扶。
书递过去，老人没有验书。往常他验书像验伤，翻书口，看书脊，鼻子凑上去嗅纸。今天他只把书搁在桌上，一只手压着封皮，半天没有动。
桌角立着一封信。德国来的，封皮磨了毛边，戳子盖了四五个。信纸抽出来过，又插回去，插得不齐。
“妹妹写来的。”老人先开的口，“两个侄子。”
他讲得很慢，德国话里夹着生硬的中国话，讲不通的地方，拿手比。
“大的去年刚娶亲。婚礼我没赶上，妹妹寄过一张喜帖，新娘子是面包房的女儿。小的会吹口琴，从小吹——我离开德国那年，他才到我这里。”手掌在腰边比了比，“信上讲，口琴也带进营房去了，班长准他熄灯前吹一支。”
陆行舟坐着听。屋里静，只有信封捏在指头里的窸窣声。
“他们的部队，调到东普鲁士去了。”
“东普鲁士，在啥地方？”陆行舟问。
“在最东边。”老人说，“再往东一步，就出了国境。”
他用德语低低骂了半句什么，压在喉咙里，跟上回骂柏林那些穿制服的人一样，只骂给自己听。
末一个病人走后，天黑透了。老人烧了一壶水，不是待客——他打开器械柜，镊子、探针、剪子、缝针，一样一样取出来，滚水里烫过，拿细纱布一件一件擦。擦一件，举到灯底下看一件，铬面上一星水渍也不放过。擦好的搁在一方白布上，排成一排，排得像候检的队伍。
“先生上了年纪，早些歇着。”
“睡不着。”老人擦着一把缝合剪，头也不抬，“手闲下来，心就要出去乱走。”
剪子擦完，他拿起一把止血钳。
“一九一五年，我在西线的野战医院上手。头一天，军医长教我一句话：手术台上的人，没有军装。抬上来是啥人，就救啥人。我缝过法国人，缝过英国人，缝过一个塞内加尔的黑人后生——腿锯掉了，醒过来先谢我。”纱布在钳口上绕了一圈，“四年。伤票上写不下的名字，都记在这双手上。”
擦到缝针，他停了停。
“我这双手是缝伤口的，不是缝尸袋的。可是那些人又要开工了——又要缝尸袋了。”他把针举到灯底下看了看，针尖上一点光，稳稳的，不抖。
陆行舟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接不上。
安慰的话有的是。说不定打不起来；说不定调防只是调防；说不定真打起来，后生们轮不上头一批。哪一句都现成，哪一句他都说不出口。那扇门几时开，他比老人清楚——就在这几天里。他连讲一句说不定的资格，都没有。
他只做了一件事：拿起一块干布，把擦过的器械接过来，一件一件摆回柜格里去，镊子归镊子，剪子归剪子，摆得横平竖直。有一格他摆错了，老人伸手换了过来，两个人都没有讲话。
老人擦完末一把镊子，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两个后生站在营房前，军装笔挺，大的那个把手搭在小的肩上，两个人都在笑，笑得看不出哪一个会吹口琴。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老人翻过来给灯照了照，没有念出声。他对着灯看了许久，没有递过来，也没有收进抽屉——他打开听诊器的木盒，揭起盒底的绒布，把照片压了进去。绒布抚平，器械归位，盒盖合上。
“听诊器天天要用。”老人说，“天天开一回盒子，就当天天看他们一眼。”
出门的时候，老人送到门口。横街上没有路灯，只有诊所门里漏出来的一方黄光。老人立在那方黄光里，只说了一句：书钱，下回一道算。
回去的路上，北四川路空空荡荡，电车早收了班。他在心里把那封家信记了档：又一条征候，某部东调，时日不详，番号不详。记完这一笔，他自己先冷了一下。
老人擦了半夜器械，他陪坐了半夜；起身的时候，心里那杆秤还是把这半夜过了一遍秤，拣出一条有用的来。这个行当，把人心也使唤成了家什。可秤不能不抬。线上的每一分温情，他都得先称过分量再给出去；对这位老人，敬意是真的，秤也是真的。两样都得是真的，两样才都保得住。
这一条，他记进只有自己一个人的那份档案。连同今夜。
六月二十一，礼拜六。
店里照常打烊。卸门板，翻歇业牌，封炉子，归账。对街楼上桩子换了晚班，窗纸上人影晃了一晃，安生下来。
柜台底下那台旧收音机，是前年一笔烂账抵来的，壳子裂过一道缝，拿鱼胶粘的。夜里他惯常拨到德文台，音量拧到蚊子哼哼——听行情，也磨耳朵。这个钟点，德文台放舞曲，一向放到下半夜，圆舞曲、狐步，一支接一支，报幕的男人嗓音懒洋洋。
今晚舞曲放了一半，断了。
断得不齐整，半个小节吊在半空。电流沙沙响了一阵，沙沙声里他把算盘搁下了。再响起来的，不是舞曲。铜管一层压一层，鼓在底下滚，号在上头走，像有什么极重的物事，从很远的地方压过来。
一遍放完，静了静。没有报幕，没有一句人声。又从头放。
他认得这个路数。瓦格纳。德侨会所里放过一回，满堂的人放下酒杯站起来的，就是这一种。
曼丽趿着拖板下楼倒水，路过柜台白他一眼：“大半夜的，听格种呜哩呜啦，鬼哭狼嚎。”
“就关。”他说。
她上去了。楼板响了两声，静了。
收音机里，第三遍从头放起。电台一句话不讲，音乐替它把话讲完了。他看了一眼柜上的座钟，差一刻十二点。他想起诊所里那盏灯，想起滚水里烫过的一排缝针，想起听诊器盒底那张压平的照片。
弄堂里谁家的婴孩哭了一声，又睡去。
第四遍起头的时候，他伸手关了收音机，吹熄柜上的灯。
起身，把店门上了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