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伦敦，唐宁街10号。
烟雾浓得几乎化不开，与潮湿的石头、陈年威士忌和压抑的焦虑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温斯顿·丘吉尔深陷在扶手椅中，像一头被困在多重铁笼里的年迈雄狮。面前摊开的三份关于龙国意识形态的声明文件，此刻显得近乎荒谬。它们旁边，是更加刺眼、也更加真实紧迫的军情电报：大西洋上，美国舰队与英国残余皇家海军及德国潜艇部队的零星交火报告；北美边境，加拿大方向上与美军对峙的紧张局势更新；以及国内关于物资配给进一步收紧的令人沮丧的预测。
“意识形态……”丘吉尔从牙缝里挤出这个词，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无比的嘲讽，他手中的雪茄烟灰长得快要折断，“美国人被龙国人在太平洋上打断了脊梁，德国人在东线和我们……暂时达成了默契，转过头，就和莫斯科那个鞋匠的儿子一起，玩起了给远东巨人贴标签的游戏？而那个巨人，居然还认真地写了一份‘自我介绍’？”
他猛地吸了一口雪茄，让辛辣的烟雾充满肺部，似乎想借此驱散心头的郁结。
“首相，这或许意味着战后格局的提前预演……”一位内阁秘书小心翼翼地说道。
“预演？不，这是分散注意力！是懦弱的表现！”丘吉尔的声音陡然提高，在密闭的地下室里回荡，“真正的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那个我们曾经的‘表亲’，现在正和德意志的纳粹一样，是我们的交战国！他们在加拿大边境集结，他们的舰队在寻找我们运输线的每一个漏洞！而我们，大英帝国，正同时与这两个怪物作战！这个时候，华盛顿和莫斯科，还有柏林，却在争论龙国应该被叫作‘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军事化传统强权’？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拿起赵振那份《告全体同胞及友邦书》，快速扫过那些关于“天下为公”、“民族复兴”、“国家务实”的论述，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跟龙国站在一起？”他自问自答，语气充满讽刺，“去信奉他们的‘天下为公’？看看赵振是怎么做的：他拿下了波斯湾，控制了大片远东土地，他的舰队游弋在太平洋。他的‘公’，首先是他龙国的‘公’，是他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和我们昔日帝国的逻辑，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成功了，而我们……”他挥了挥手，没有说下去，但衰落的苦涩弥漫在空气中。
“但至少，龙国目前不是我们的直接敌人，首相。”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谨慎地指出，“他们与美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拿走了夏威夷和巨额赔款。他们与德国有石油合作，与苏联……关系微妙但暂无战事。他们似乎满足于已获得的利益，没有迹象显示会立即西进或南下威胁我们的核心领土（如印度、马来亚暂时未被提及）。他们的意识形态阐述，也特意强调了内向性和非扩张性。”
“这正是问题所在，安东尼！”丘吉尔用雪茄指着艾登，“一个强大、自给自足、没有明显意识形态传教热情、但利益边界模糊的巨人，站在我们所有交战国（美国、德国）的侧翼，甚至背后。我们不知道他下一步会看向哪里。他的‘天下为公’今天可以是对内宣传，明天如果觉得‘天下’应该包括南洋的橡胶和锡矿呢？包括苏伊士以东的航道呢？”
他放下雪茄，双手撑在桌面上，目光如炬地扫视着在场所有面色凝重的人：“我们没有盟友！一个都没有！美国是当前的死敌，德国是意识形态的死敌兼暂时的停战对手（这感觉令人作呕），苏联是潜在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异类。龙国……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一个我们无法用旧有帝国思维或意识形态框架去套用的变量。”
地下室里一片死寂，只有通风系统低沉的哀鸣。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在1944年岁末的寒冬里，仿佛只剩下这地下室内挣扎的余烬。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的声音干涩。
丘吉尔沉默了良久，重新拿起赵振的文件，又看了看地图上被红色（美国压力）、黑色（德国阴影）、深龙国色（龙国疆域）包围的不列颠群岛。
“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极度危险，也极度必要的走钢丝。”他最终开口，声音低沉但坚决，“我们不能加入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合唱。那只会让我们更快地被定型、被孤立、甚至被吞噬。”
“首先，对龙国的意识形态声明，官方不作任何直接定性评论。通过非官方渠道，让一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员或学者，发表‘观察文章’。重点放在：赞赏龙国在终结东亚战乱、促进区域稳定方面的‘历史性作用’；理解其基于独特文明传统和国家经历所选择的‘独特发展道路’；强调大英帝国历来尊重文明多样性，并关注战后所有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贸易畅通方面的‘共同责任’。” 他看向艾登，“措辞要模糊，要客气，要显得我们是在进行客观的‘文明观察’，而非政治站队。核心是传递一个信息：我们视龙国为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主要的文明实体，而非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丘吉尔的手指重重戳在北美的位置，“利用龙国与美国已然存在的深刻矛盾，以及龙国与德国若即若离的合作关系。私下里，非常非常谨慎地，通过第三方或绝对隐秘的渠道，向奉天暗示：一个过度强大的、控制了两洋的美国，未必符合所有欧亚大陆国家的长远利益。大英帝国理解并尊重龙国在太平洋乃至远东的‘特殊地位与安全关切’。我们当前的困境虽然不幸，但也或许……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全球力量平衡的契机。”
他停顿了一下，眼中闪烁着老牌政治赌徒的光芒：“我们不求结盟，那太不现实。我们只求……某种程度的‘理解’，或者至少是‘互不干扰的默契’。让赵振知道，在西方这场混乱的战争中，伦敦不是他的敌人，甚至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需要平衡美国的力量。为此，我们甚至可以在一些非核心的、具体的问题上，做出象征性的、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姿态。” 比如，对香港未来地位的模糊化处理，或者对龙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某种默认为前提的“协商”态度。
“那德国和苏联……”有人低声问。
“对柏林，维持停战状态，但绝不信任。它是比美国更本质的威胁，只是暂时被东线和我们的海峡挡住了。对莫斯科……”丘吉尔露出厌恶的表情，“继续那套令人恶心的、必要的外交辞令。但关于龙国的话题，装聋作哑，绝不附和斯大林的任何理论攻击。让布尔什维克和那个东方巨人对峙去吧。”
策略清晰而冷酷：在意识形态的混战中隐身，在现实政治的钢丝上，向那个最具不确定性、但也可能成为关键平衡力量的龙国，投去一丝微弱的、充满算计的求生信号。大英帝国这艘千疮百孔、同时被数股洋流冲击的老旧巨轮，必须抓住任何一根可能避免它撞上冰山或跌入漩涡的浮木，哪怕这根浮木本身，也可能是一座移动的、不可控的冰山。
这场始于太平洋彼岸的“定义权”之战，在丘吉尔这里，被彻底转化为一场关乎帝国存续的、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求生计算。意识形态的迷雾被暂时拨开，露出的依然是那个永恒的主题：力量，利益，生存。
壁炉里的火焰驱不散英伦冬日的湿寒，也驱不散温斯顿·丘吉尔眉宇间深锁的沉重。连续几个不眠之夜，他面前堆砌的不再仅仅是战报和补给清单，还有几卷翻译过来的、关于龙国战国时代历史的书籍与摘要。竹简刀兵、合纵连横的古老智慧，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在这位身处绝境的大英帝国首相心中，激起了奇异而强烈的共鸣。
他推开标注着“远交近攻”四个汉字释义的纸张，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窗外的伦敦，在灯火管制下一片晦暗，仿佛帝国命运的真实写照。近处，是依然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隔着大西洋虎视眈眈，是暂时停火却绝不可信的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磨刀霍霍。远处……是那个在太平洋和欧亚腹地崛起的、难以定义的龙国。
“力量，利益，生存……”丘吉尔喃喃重复着昨晚得出的冰冷结论，但此刻，这四个字在他脑海中，与战国策士们的谋略渐渐重叠。纯粹的防守和孤立只能等死，必须主动出击，在僵局中撬开一道缝隙。而缝隙，或许就在那遥远的东方。
一个大胆甚至有些冒险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清晰成型。这需要极高的技巧和一点运气，更需要对方拥有能与这种古老智慧产生共鸣的头脑。他相信赵振有。
“来人，”丘吉尔按下唤人铃，声音因疲惫而沙哑，却透着一股下定决心的力量。
秘书迅速推门而入：“首相先生？”
“以我的名义，草拟一份给国王陛下的紧急呈文。内容核心是：基于当前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维护大英帝国长远利益与全球和平的考量，政府经过慎重研究，认为有必要与远东最重要的新兴力量——龙国——建立更高层、更直接的对话与理解渠道。因此，”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恳请陛下，以国家元首及大英帝国君主之崇高身份，向龙国全军总司令、代总统赵振将军，发出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邀请。”
秘书愣了一下，显然被这个提议的突然和层级之高惊住了。“首相先生，邀请赵振本人？这……他如今的身份和威望，会亲自前来吗？万一……万一他仅派一位代表，比如那位公认的二号人物陈峰，或者参谋长张远山前来，我们的面子……陛下的威望……”
丘吉尔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疑虑，眼中闪过一丝精明的算计：“这正是关键。我仔细研究过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他们历史中对‘礼’的重视。最高规格的邀请，体现最大的尊重和诚意。如果我们以国王陛下之名，以国事访问之礼相邀，言辞恳切，理由充分，将邀请置于一个不容轻慢的‘礼’的框架内。那么，按照他们的传统和当前亟需确立国际地位的心态，赵振只有两种合乎‘礼’的反应：要么，他亲自前来，这当然是上上之签；要么，他必须找到一个足够郑重、且让我们难以挑剔的理由婉拒，并必然会派出地位极高的替代者，同时会在其他方面做出补偿或释放善意。”
他拿起钢笔，在便签上划了几笔：“在邀请函的措辞上，要极尽客气，彰显我们对龙国文明成就的钦佩，对赵振将军个人领导力与远见的推崇，以及对两国在动荡世界中肩负共同责任的期待。要把‘面子’给足，让他们找不到生硬回绝的台阶。记住，这不是普通的外交试探，这是一次基于‘礼’的正式战略沟通。”
秘书领会了其中的深意，点头道：“是，首相先生。我立刻去办，会与宫廷办公厅密切沟通，确保邀请函的措辞无可挑剔。”
秘书退下后，丘吉尔再次将目光投向那几卷龙国史书，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近乎顽童般的、复杂的笑意。
“远交近攻……古老的龙国智慧。用你们祖先的谋略，来应对你们这个强大的后代。真是……越看越有意思。”他低声自语，仿佛在与两千年前的策士对话，又仿佛在隔空向那位东方的总司令发出挑战和邀请。
“赵振将军，”他对着空气中假想的对手举了举并不存在的酒杯，“你会如何应对这杯按照你们古老礼仪斟满的、混合着危机与机遇的酒呢？是亲赴伦敦这艘即将倾覆的破船，还是隔着欧亚大陆，与我下一盘新的棋？”
他知道，这步棋风险极大，可能招致美国更深的敌意，引起德国和苏联的猜忌。但身处绝境，循规蹈矩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美、德、苏、龙四方力量的挤压下无声碎裂，不如冒险一搏，尝试与其中一方——那个看似最不可控，但也可能因此最具可塑性的巨兽——建立一种特殊的、基于现实利益和古老智慧共鸣的微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