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独自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窗外的天色已从昏黄转为沉黯，北平城零星的灯火次第亮起，映在他面前的稿纸上，那上面仍只有几行零散的、被划掉又重写的字迹。电报和情报摘要散乱地摊在一边，像一片无声却喧嚣的战场。
他放下笔，揉了揉眉心，一种比指挥千军万马对阵更甚的疲惫感袭来。面对飞机坦克，他知道目标在哪，知道如何配置火力，知道胜利的标准。但面对“主义”之争，面对这无形的、却又足以撼动国本的“定义权”战争，他第一次感到了某种近乎茫然的棘手。
“资本主义？”他低声自语，摇了摇头，在稿纸上写下，又重重划去。“市场主导资本，资本最终绑架国家政权，政府成为资本的看门人……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没收买办，拆分财阀，不是为了养出新的。”
“法西斯主义？”他写下这个词，笔尖带着冷意。“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优越论，国家权力无限膨胀至吞噬个人……我们宣扬的是‘五族共和’的拓展版，是境内各民族在共同抵御外侮、共建强大国家基础上的融合与平等。我们不要那种狂热的、排他的民族主义，我们要的是自信的、包容的国族认同。”
“军国主义？”他顿了顿，审视着北方军那庞大而精悍的军事机器。“军队强大，是为了保卫和平，是为了让国家有尊严地生存和发展，不是为了无休止的对外征服和掠夺。军队必须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军事委员会，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条铁律，从一开始就要钉死。”
他的目光最后落到有关苏联的分析上，眼神复杂。“共产主义……一个美好的终极理想。但苏联的路，太急了。”他想起了后世所知的一些历史片段，结合这个时空苏联的表现，在纸上写道：“工业跃进，却以牺牲农业和民生为代价，集体农庄的弊端……对自然灾害的应对乏力，体制僵化……这更像是利用国家力量进行的一次不顾代价的工业冲刺，披上了理论的外衣。他们追求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这和我们‘全民国家’、‘民族复兴优先’的路径，内核不同。”
那么，龙国是什么？我们十几年来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的这个庞然大物，它的灵魂到底是什么？
他闭上眼睛，思绪仿佛穿越了硝烟，回到了更早的起点，回到了那个他名义上和精神上都承认的源头。再次提笔时，笔迹沉稳了许多：
“我们的一切，始于辛亥，承于国父。我们不是凭空出现的怪物，我们是那场伟大革命的延续，是孙先生‘振兴中华’遗志的践行者。”
他写下“天下为公”四个字，仿佛找到了锚点。
“这不仅仅是口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国父孙中山先生赋予它现代意义：结束一家一姓之私天下，建立国民之公天下。”
他的思路逐渐清晰，笔尖开始在纸上流畅地移动：
“我们的内核，就是‘天下为公主义’。”
“第一，主权在民，权力为公。国家非任何个人、家族或特权集团之私产。政权属于全体国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授予，必须服务于全民福祉。军人，是这‘公权力’的扞卫者，是全民利益的钢铁长城，而非享有特权的阶层。
“第二，民生为本，资产为公。平均地权，我们向前走了一步，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国营主导工业体系，核心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目的并非剥夺，而是防止资本垄断剥削，确保国家经济命脉和关键成果能为全民共享，奠定共同富裕之基。
“第三，民族共融，前途为公。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共同抗击外敌、建设强大现代国家的旗帜下团结交融，摒弃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追求‘天下一家’的和合境界。对外，我们反对侵略与霸权，主张平等交往，但绝不容忍主权与尊严受损。
“第四，实践至上，真理为公。不盲从任何外来教条，不陷入空泛理论争论。一切政策、制度、道路，以是否有利于国家独立统一、是否有利于民族复兴富强、是否有利于最广大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为最高检验标准。‘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方法论的核心。”
写到这里，赵振停笔，长长舒了一口气。这并非一个严丝合缝、无懈可击的终极理论体系，它带着明显的实用色彩和时代烙印，甚至有些地方只是为了与当前几种主要“主义”划清界限而做的反驳式定义。但它至少是从龙国十几年血火历程中生长出来的，它根植于这片土地的历史传承（哪怕是借用了国父的旗帜），回应了最迫切的现实需求，也为他接下来要面对的国内外质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可以自洽的阐述框架。
更重要的是，它明确了一点：龙国不走老路，也不照搬别人走过的路。龙国走的是自己的路，一条试图融合传统理想与现代需求、平衡国家力量与人民福祉、追求独立自强与和平共处的、探索中的道路。
他将这份手稿仔细收好。他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需要让张远山、让陈峰、让党内或政权核心层的同志们看到，需要在内部统一认识，需要将其转化为更精炼、更有感染力的对外宣示文稿，去应对莫斯科的挑剔、华盛顿的污名化和柏林的试探。
“就叫‘新三民主义实践与发展纲要’，或者……‘民族复兴与社会公义指导原则’？”他琢磨着标题，摇了摇头，“具体名字让远山他们去斟酌吧。关键是把‘天下为公’这面旗帜，牢牢抓在我们手里，赋予它新的、强有力的时代内容。”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夜色中逐渐沉睡的城市，目光却仿佛看到了更远的地方。意识形态的战争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他刚刚为自己的国家，描绘了一个灵魂的雏形。接下来，就是如何让这个灵魂被国民认同，被世界理解——或者至少，被敌人无法轻易歪曲。
这场新的战役，刚刚打响。
1944年12月初，德国柏林，总理府。
小胡子拿着刚刚译出的、赵振亲自撰写并授权龙国官方通讯社以多种语言对外发布的《告全体同胞及友邦书——论龙国道路之根本性质与和平愿景》核心阐述部分，以及一份附加的内部理论阐述摘要。他快速浏览着，尤其是关于“天下为公”的现代诠释以及对各主要意识形态的区分部分，脸上最初那点严肃逐渐化开，最后甚至咧开嘴，发出几声短促而清晰的笑声。
“看到了吗？戈培尔！”他将文件往桌上一放，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前，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我早说过！龙国，赵振，他们骨子里就是务实主义！最纯粹、最直接的民族国家务实主义！”
宣传部长戈培尔仔细看着文件，眉头微蹙：“我的元首，他们关于土地集体所有、生产资料公有、反对资本垄断的论述，听起来与莫斯科的宣传有某种……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会不会……”
“相似？那只是工具！”小胡子打断他，用手指点着文件，“看看他们怎么评价苏联的？‘急功冒进’、‘忽略生产力实际’、‘理论脱离实际’！这批评多么精准，又多么冷酷！这完全是从一个国家建设者和实用主义者的角度出发的评判，而不是共产主义同志之间的理论争论。他们根本不认同莫斯科那套教条！”
他站起身，显得有些兴奋，在办公室内踱步：“他们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主义’！他们只是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源头——那个‘天下为公’。一个古老的口号，被他们擦亮，填充进现代国家组织、民族复兴、国防建设的内容。这太聪明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具备普适性，更没有内在的扩张性！”
他走到巨幅世界地图前，指向龙国：“他们的目标清晰无比：中华复兴，国家强大。就像历史上那些强大的中原王朝一样，他们的目光首先是内向的，是整合内部、抵御外侮、恢复历史上的荣光与疆域。只要外部力量不去主动侵犯他们的核心利益，不去挑战他们划定的势力范围（比如远东、比如他们认为的传统藩属），他们就没有动力去进行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去输出他们的‘天下为公’！”
他转向戈培尔，语气笃定：“他们追求的是‘天下’（他们的天下）为‘公’（他们的国民之公），而不是‘世界’为‘公’。这和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追求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与欧洲主导地位，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强国的不同表现形式，而非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所以，美国人试图把他们推给斯大林，是愚蠢的；斯大林急于撇清关系，是怯懦且徒劳的。而我们，”他露出那标志性的、混合着算计与自信的神情，“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在石油、在技术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契地划分欧亚大陆的关注重点。只要我们不触及他们的根本。”
戈培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的，元首。这样看来，赵振的回应反而让我们松了口气。一个强大但专注于自身复兴、意识形态上‘自成一格’且无意识输出革命的龙国，比一个明确倒向莫斯科或决心推行全球革命的龙国，对我们有利得多。”
“正是如此！”小胡子满意地坐回座位，“给里宾特洛甫回电，让他以我的名义，给赵振将军发一封贺电。祝贺他清晰地阐述了贵国独特而伟大的发展理念，并表示德意志帝国充分尊重并理解每个伟大民族基于自身历史与文化选择道路的权利。强调我们两国在维护国家主权、追求民族强盛方面的共同心声，以及继续深化务实合作的愿望。”
“是，元首！”戈培尔应道，心中不得不佩服元首在把握对手心理和战略实质上的敏锐。柏林对龙国的“定性”以一种礼貌的、表示理解和尊重的姿态完成了，这比莫斯科和华盛顿那种硬邦邦的标签高明得多。
与此同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气氛与柏林的轻松截然相反，几乎要凝结成冰。
斯大林捏着那份同样文件的俄译本，手背上的青筋隐隐跳动。他的脸色从铁青涨红，又因极度压抑怒意而显得有些发紫。办公室里的莫洛托夫、贝利亚等人低着头，连呼吸都放轻了。
“这个……东方的……军阀！”斯大林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低沉而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被怒火灼烧过，“狂妄！无耻！背叛！”
他猛地将文件拍在桌上，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心里一哆嗦。
“他解释他自己的‘破旗’，老子不管！他踩着他所谓的‘国父’的台阶往上爬，老子也不管！”斯大林怒吼着，唾沫星子几乎要喷到对面的人脸上，“可他竟敢……竟敢在全世界面前，指手画脚地评价苏维埃的道路！‘急功近利’？‘理论脱离实际’？‘忽略生产力关键因素’？‘过早进行共产主义改革’？他懂什么？！他一个靠着军队和武力起家的军阀，一个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独裁者，也配评价伟大的、科学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实践？！”
他胸膛剧烈起伏，在办公室里像一头被困的暴怒灰熊般来回疾走：“他在嘲笑我们！他在向全世界暗示，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失败的，而他赵振的‘天下为公’才是更聪明、更成功的选择！这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挑衅！是对苏联国际威望的沉重打击！比美国人的污蔑更恶毒，因为这是来自一个……一个我们曾经以为可以合作、甚至一定程度上‘同路’的势力的背刺！”
贝利亚小心翼翼地开口：“斯大林同志，或许我们可以组织理论家进行严厉批驳，揭露他‘天下为公’口号的空想性和封建性，以及其政权实质上的军事独裁色彩……”
“批驳？然后呢？”斯大林猛地停下脚步，血红的眼睛瞪着贝利亚，“让全世界看共产主义阵营的两个最大力量（至少在外界看来）公开撕破脸，进行一场除了让美国人笑掉大牙之外毫无用处的口水战？让赵振更有借口进一步疏远我们，甚至在经济、边境问题上施加压力？”
他走到窗前，背对着众人，肩膀因愤怒而微微耸动。窗外是莫斯科严寒的天地，一如他此刻的心境。良久，他极其沉重、又极其不甘地吐出一句话，充满了无力感：
“我们……暂时不能把他怎么样。他的军队……他的氢弹……我们在远东的力量，不够。”
更让他心头滴血的是另一个现实。他几乎是从喉咙深处挤出了更低沉的声音，带着屈辱：“而且……我们还欠着他们……五亿……新龙币的贷款没还清。”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经济援助和矿产抵偿协议，是早年为换取龙国不介入德苏战争并获取某些技术而签订的，如今成了套在脖子上一道无形的枷锁。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在东方那个“军阀国家”面前，陷入了军事威慑不足、经济上受制于人的窘境。
斯大林缓缓转过身，脸上的暴怒已经化为一种冰冷刺骨的阴沉和算计。“回应……要有的。”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种平静比怒吼更可怕，“但不是公开的、激烈的论战。以科学院哲学部的名义，发表一篇……学术探讨文章。主题是‘论生产力决定论与生产关系改造的辩证关系——兼评某些对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论的简单化理解’。不要点名龙国，但要牢牢抓住‘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可逾越’这个核心论点。语气要‘学术’，要‘客观’，要显得我们不屑于进行低层次的口水仗。”
“另外，”他补充道，眼神幽深，“加快我们在乌拉尔以东的工业布局和防御建设。还有，欠款……按协议继续用矿产和木材支付。但清单要重新审核，能拖就拖，能减就减。同时，秘密接触美国人……不，接触英国人，试探一下，如果欧洲局势有变，他们对于……限制龙国在波斯湾甚至远东影响力的看法。”
他不能明着对抗，但他可以暗中布置，可以寻找新的平衡点，可以等待时机。赵振这篇文章带来的羞辱和战略压力，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斯大林的心底。这笔账，他记住了。
柏林感到放心，莫斯科憋着闷火。而赵振那篇试图“定调”的文章，就像一块投入国际政治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相关者的算计与步伐。龙国这艘巨轮，在初步描绘了自身的灵魂轮廓后，正驶入一片更加诡谲复杂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