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姐常莹此刻，又对上眼了。
两人对视一秒。
张姐嘴动了动，没出声，但那嘴型常莹看懂了：骚x。
常莹点点头，嘴也动了动：欠干。
张姐又动嘴：欠干都没人干。
常莹差点笑出声，赶紧憋住。
两个女人的眼神交锋，是永不落幕的午夜场A片——嘴上不出声，心里已经演完三集。
“咳咳咳——”
常莹故意清清嗓子。
一口唾沫没咽好，呛住了。她扶着墙，脖子伸老长，眼睛往上翻，翻得只剩眼白。半天，那口唾沫咽下去，她眨眨眼，回过神来。
“小松，红梅，”常莹开口了，“这马上快过年了。你家那三个外甥也放假了。我准备让他们过两天过来。”
她顿了一下。
“把你大娘也给接过来。”
店里安静了三秒。
常松抬起头，看了常莹一眼。然后他转头，看红梅。
红梅站在收银台后面，她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常莹。
那眼神，淡淡的。
常松心里咯噔一下。
他看着红梅的那个冷脸，他就知道红梅心里那本账记着什么，不就是当年没有小年的时候，常家人没少给她脸色看。
那脸色，一张一张，她都收着。去年过年，她让大娘和三个外甥都下不来台，他心里明白。红梅是故意算账。现在常莹又要接人来，他头都大了。这账，红梅到底还要翻几遍？
男人夹在老婆和亲戚中间，就像被塞进洗衣机的内裤——转得头晕，拧得生疼，还不敢喊冤。
他忘了，那些账本上的数字，不是他记的，是红梅一笔笔咽下去的。他只负责活在当下，她却负责背负过往。婚姻最不公平的地方，就是一个人负责翻篇，另一个人负责记账。
红梅站在收银台后面，手里拿着账本，翻了一页，又翻一页。翻过去的那页，她又翻回来。
她没看常莹。也没看常松。眼睛盯着账本上那些数字，但那些数字一个一个从眼前划过去，一个也没进脑子。
又接来？今天又接？
以前没生小年的时候，回老家，老两口那张脸拉得跟门帘子似的。话里话外，生不出来，不会下蛋，那些话她咽下去了，烂在肚子里。现在有小年了，又是孙子又是命根子，五千块塞过来，好像那些年的事都不存在了。
五千块。谁差那五千块？
她店开着，钱挣着，小年养着，英子供着。她靠自己一双手，把日子过成这样。凭什么还要去看婆家人脸色？
还有常莹每个月还二百五，讲得好听。有几个月还不上了，还不是常松偷偷塞回去的？她不知道？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那是他姐，他愿意帮，她不管。但别指望她当傻子。
常松站在旁边，看着她。那眼神她知道。他想让她点头。他怕她不点头，显得他不近人情。他又怕她点头，回头她心里不舒服。他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她没看他。继续翻账本。一页，又一页。
张姐把手里的瓜子往口袋里一扔。
“还来？”
她嗓门敞亮，店里几桌客人都抬头看她。
“你弟家有几间房间？你当你弟家是别墅呢？”
常莹恼了。
“张春兰你怎么这么嘴贱？哪都有你？你是不是太平洋警察？管这么宽？”
张姐双手叉腰，胸口那朵金花跟着喘气一颤一颤的。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我不是太平洋警察。我再给你讲一遍——我是铁路警察，这一段归我管！你弟和你弟媳妇，那也是我妹和我妹夫。我是他俩的红娘！红娘懂不懂？牵线搭桥的！从牵上那天起，这一辈子都归我管！铁路修多远我管多远！修到哪儿我管到哪儿！”
常莹的脸气红了。
“张春兰！你——”
“我什么我？我说的不对？”
张姐扭头看红梅。
“红梅，你听我的。她要把她妈接来，行。把她那三个好大儿也接来，也行。没地方住，怎么办？”
她指着墙。
“简单。糊面糊，打墙上。一贴一个。贴完还能揭下来，明年接着用。省地方，还省粮食！”
她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的，手捂着肚子，眼泪都快出来了。
“糊面糊——打墙上——一贴一个——笑死我了——”
张姐骂完，神清气爽，感觉比蒸了一下午桑拿还解乏。她心想：骂人这事，比男人还管用——老刘只能爽三分钟，骂人能爽一整天。一天不骂两句，浑身不得劲儿。
她不知道，自己这张嘴，是脱了裤子打针——瞄准的是屁股，扎的是心窝子。对方疼得龇牙咧嘴，她还觉得自己在治病救人。
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用手背一抹，眼线糊成一团黑，左眼像被人揍的，右眼像没睡醒的——整张脸看下来，活脱脱一个刚从夜总会下班、又被人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的破产版贾宝玉。
常莹看见，本来憋着的气“噗”一声泄了——不是不气了，是实在忍不住想笑，又怕笑了显得自己怂，硬生生把笑憋成了一声驴叫。那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又尖又长，店里的客人集体一哆嗦，以为谁家牵了头驴进来。
常莹张了张嘴，笑僵在脸上，骂卡在喉咙里，最后只剩一声从牙缝挤出来的“呸”。
有些亲戚，贴墙上嫌占地方，揭下来嫌沾墙皮。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压根别往墙上糊——让他们在年节的电话里，做一对永远“正在路上”的远房亲戚。
常松听到这话手里的勺子停了一下。他低着头，脸色沉下来。嘴角抿着，没说话，小年伸手够他手里的勺子，他也没理会。
红梅没笑。她站在收银台后面，脸上还是那个表情。淡淡的。
英子站在柜台后面，脸上没什么表情。她看了一眼常松，又看了一眼红梅。
然后她走过去，从常松手里接过小年。
“叔，你去把这个碗送到厨房吧。我来抱弟弟。”
常松抬头看她。
英子没多说。她抱着小年，站在那儿。小年伸手抓她的头发，她偏了偏头，没躲开。
常松站起来，端着碗往后厨走。
他知道英子在给他解围。
这孩子，什么都懂。
后厨门推开，热气扑面。灶上炖着汤，咕嘟咕嘟冒泡。案板上摆着几碗配好的面，等着下锅。
大玲站在灶台旁边，正在切葱花。刀起刀落，笃笃笃。
她听见动静，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是常松，又转过头去，继续切。
常松走过去，把碗放在水池边。他没走，站在那儿。
大玲的侧脸对着他。那块浅灰色的纱巾包着头发，露出一截白净的脖子。黑色的紧身毛衣，袖子挽到手肘，露出手腕。手腕细，手指也细，捏着刀，一下一下切。
灶上的热气飘过来，带着汤的香味。混着她身上那股护发素的甜，淡淡的。
常松站在那儿，没说话。
大玲切完葱花，放下刀。转过身，看见他还站在那儿，愣了一下。
“碗放那儿就行，一会儿我洗。”
常松点点头。但他没走。
男人的心猿一出笼，比花果山的猴子还难收——明明知道不能看，偏要多看一眼；明明知道不能想，偏要多站一会儿。
他看着她。她今天穿那件黑毛衣，太紧了。胸口的扣子绷着，好像随时会崩开。
他看了一眼，移开目光。又看了一眼。
那件黑毛衣是物理学的滑铁卢——牛顿看了摇头，爱因斯坦看了沉默，只有扣子在那硬扛，扛到崩盘。常松不知道牛顿是谁，但他知道，自己快扛不住了。
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是不想走。站在这儿，听她切葱花的声音，闻那股香味，心里那点乱糟糟的事，好像能松快点。
大玲看着他。
这个男人，站在她面前，一米八几的个子，脸上带着点疲惫。站在那儿，跟个没地方去的孩子似的。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轻。
“怎么了？”
常松摇摇头。
“没事。”
大玲没再问。她拿起抹布，擦了擦灶台。擦完，又看了他一眼。
她比红梅软。红梅说话办事，刀切豆腐两面光，从来不给人留余地。她不是。她说话慢，做事也慢，但你知道，她是真的在听你说话。
常松看着她。
他想说点什么。说红梅太硬了，说他夹在中间累，说他在海上漂半年回来，家里事一堆一堆等着他。可他什么也没说。
就站在那儿。
大玲也没说话。她把抹布放回去，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喉咙动了一下。
大玲喝完水，抬起头。
“常哥。”
常松嗯了一声。
大玲看着他。
“心里烦？”
常松没说话。
大玲说：“家里的事，最难弄。弄不好，两边不是人。”
常松看着她。
她眼睛里，有种东西。不是同情，是懂。那种懂，像她经历过一样。
他想起她那些事。老公下井被砸死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从农村到城里，来这面馆打工，天天被这两个泼妇挤兑。
他叹了口气。
“没办法。夹在中间，怎么都是错。”
大玲低下头，又继续切葱。
“忍忍就过去了。日子长着呢。”
常松看着她。她低着头，侧脸白白的，睫毛长长的。
他心里有点乱。
那种乱，像海上起了薄雾，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又看什么都格外清楚。他知道不该在这儿站这么久，知道不该看她的侧脸看那么多次，知道那碗汤递过去时指尖不该碰到她的指尖。他知道。可他就是没动。也许，人活着，总得有片刻，不用那么知道。
常松站在那儿，看着她在灶台前忙。锅里的热气扑上来，笼着她的脸。她脸上有汗，亮晶晶的。
“常哥，你在这儿站着干嘛？”大玲回头看他，笑着，“出去陪小年吧。这儿油烟大。”
常松说：“没事。”
大玲又盛了一碗汤，递出去。转身的时候，脚底下一滑。
“哎——”
她身子一晃，往旁边倒。
常松眼疾手快，一把攥住她的胳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