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杭州那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准确地说，我根本没怎么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杭州的事——我妈会做什么菜，我爸会不会又忘了买醋，奶奶在长沙是不是已经在张罗着买菜了，小花到底能不能抽出时间见一面。这些念头像一群被惊动的麻雀，在脑子里扑棱棱地飞来飞去，怎么都赶不走。我翻了个身，面朝小哥的方向。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呼吸很均匀，睡得很沉——至少看起来睡得很沉。他的睫毛在月光中微微颤动着，像两把小小的扇子合在一起，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鼻梁的线条从额头一直延伸到鼻尖，在侧面被月光勾出一道银白色的边。
盯着他看了几秒，发现他的睫毛颤动得不太规律——醒着的时候睫毛的颤动和睡着的时候不一样，睡着的时候是完全自然的、无意识的，醒着的时候哪怕闭着眼睛，睫毛也会有一种微微的、控制过的不自然。他在装睡。
“小哥，你醒着吧？”我轻声说。
他没睁眼，但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小到如果不是离得这么近根本看不到，但我看到了，看得清清楚楚。他用嘴角的那个小动作代替了“嗯”字，表示“被你发现了”。
“睡不着，”我说，“一想到要回去，就睡不着。”
他睁开了眼睛，侧过头看着我。月光照在他的瞳孔里，把那双黑色的眼睛照得很亮，像两颗黑色的宝石在黑暗中发光。他看着我的那种目光，不是“你怎么还不睡”的无奈，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处的、像是“我也是”的东西。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右手从被子下面伸过来，轻轻地搭在我的手背上。手指是温的，不是那种烫人的温，是一种刚刚好的、让人觉得安心的温度。
我闭上眼睛，感受着那只手的存在，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开始模糊了。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窗帘外面是灰蓝色的光，刚亮不久的那种，带着早晨特有的清冷和安静。床的另一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得端端正正，人已经起来好一会儿了。床单上还有一点点余温，手指摸上去能感觉到，说明他刚起来没多久，不超过十分钟。
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发了会儿呆。窗外的光线从灰蓝色变成了淡金色，太阳快出来了。院子里传来胖子的声音，在跟小哥说什么，声音不大，隔着墙听不太清，但语气是早晨特有的那种慵懒，带着还没完全清醒的沙哑。
我穿上衣服走出卧室。走廊里的空气凉凉的，带着从院子里飘进来的晨露和泥土的气息。经过厨房的时候，门开着，里面的灯亮着，灶台上放着几个已经打包好的袋子——是胖子昨晚就收拾好的，说要带给他在北京的朋友们。有自己做的腊肉、晒的笋干、腌的萝卜干，还有两瓶去年酿的米酒。每一样都用袋子仔细包好，袋口扎得紧紧的，上面贴着标签，写着“给老李”“给小张”“给王哥”，一看就是用了心的。
胖子站在院子里，正在往他的行李箱里塞东西。行李箱摊在地上，张着大嘴，里面塞满了衣服和杂物，拉链都快拉不上了。他蹲在那里，一只膝盖跪在地上，整个人趴在箱子上，用全身的重量往下压，试图让拉链能多拉上那么一点点。
“天真，你起来了？”他抬头看到我，额头上已经有汗了，“过来帮个忙，这个箱子关不上了。”
“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嘛？”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帮他往下按箱子里的东西。箱子里除了衣服，还有两本书、一个保温杯、一袋零食、一双备用鞋、一把折叠伞，以及一些我说不上来是什么的零碎东西。这些东西堆在一起，像一座杂乱的小山，把箱子撑得鼓鼓囊囊的。
“又不是给你带的，你管我带多少。”胖子把拉链从一头拉到中间，卡住了。他又使劲拉了一下，拉链纹丝不动，他“啧”了一声，额头的青筋都鼓出来了，整张脸涨得通红。
“你先把东西拿出来重新叠，叠小一点就能装下了。”我说。
“来不及了，车快到了。”
“什么车？”
“我约了顺风车，七点半到村口。从这里到高铁站一个小时，再坐高铁到北京，下午就能到。”胖子看了看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显示七点十分，“还有二十分钟。”
“那你别塞了，拿个袋子拎着不行吗？”
胖子愣了一下，想了想，把箱子里那两本书和零食拿了出来，塞进一个帆布袋里，然后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上了。行李箱合上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咔”，胖子把箱子立起来，靠在墙边，长出了一口气。
“行了，”他说，“天真，你什么时候走？”
“小哥买好票了，九点多的高铁。从镇上坐公交去高铁站，来得及。”
胖子点了点头，弯腰把帆布袋挎在肩上，行李箱的拉杆拉出来，一手拉箱子一手拎袋子，站在院子中间环顾了一圈。目光从石桌扫到菜地，从菜地扫到柿子树，从柿子树扫到厨房的窗户，最后落在我身上。
“天真，”他说，“回去好好陪陪你妈。别光顾着吃，帮帮她做家务。她腰不好，少让她弯腰。”
“知道了。”
“还有，小哥不爱说话，你妈要是一直问他问题，你帮着挡一挡。别让你妈觉得小哥不喜欢她，也别让小哥觉得你妈烦。你夹在中间，两头说好话。”
“知道了知道了。”
“还有——”胖子想了想，把帆布袋换了个肩挎着，“算了，没什么了。到了给我发消息。”
“你也是，到了给我发消息。”
“肯定的。”
院门口传来汽车喇叭的声音，两声短促的“嘀嘀”。胖子拎着箱子往院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小哥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很多东西，但他说出来的只有两个字：“走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小哥站在石桌旁边，手里拿着那本古书，目光落在胖子身上，点了一下头。那个点头的动作很轻，但很认真。
胖子的背影消失在了院门外。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由近及远，在巷子里回荡了一下，然后消散在晨风中。院子突然安静了很多，少了一个人，连空气都变轻了。
我在石凳上坐下来，发了会儿呆。小哥把书放在石桌上，去厨房端了两碗粥出来，放在我面前一碗，自己一碗。粥还是热的，米粒已经煮开了花，粥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米油，喝起来又香又滑。他从厨房里又拿了一碟小菜——腌萝卜和咸鸭蛋，腌萝卜切成细条，咸鸭蛋一切两半，蛋黄红得流油。
我们面对面坐着，安静地吃完了早饭。
吃完饭之后我开始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就回去三四天，一个小背包就够了。两件换洗衣服、充电器、手机、钱包，还有给家里带的东西——雨村的笋干和野菜干，用塑料袋装好，塞在背包的夹层里。小哥的行李比我还少，一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一本书和一套换洗衣服。那本古书，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塞进了包里。我看到了，但没有说什么。
九点多的高铁，从镇上坐公交车过去大概四十分钟。我们提前到了村口的公交站，站在那里等车。公交站是一个简易的棚子，铁皮的顶，两根铁柱子，一面写着站名的牌子。棚子下面的长椅掉了一半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坐上去凉凉的。小哥没有坐，他站在我旁边，背靠着柱子，目光落在远处的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