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撒哈拉，世界上最不像国家的地方。
从天空俯瞰，这片土地绵延二十七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却只有二十六万人口。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在撒哈拉沙漠的腹地，你可以开车一整天，看不到一栋房子、一棵树、一滴水，只有沙——无尽的、金色的、沉默的沙。
沙丘像海浪一样起伏，风是雕刻家，把沙丘的棱角磨圆，又把圆的地方削尖。白天的气温可以飙升到五十度，夜晚骤降到个位数。在这里生存，需要对抗的不是敌人，而是大地本身。
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叫萨拉威人。他们的皮肤是棕褐色的——不是黑人的黑，也不是白人的白，而是撒哈拉特有的颜色，像被太阳反复烘烤后的陶土。他们讲哈桑尼亚阿拉伯语，也讲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曾经殖民这里几十年。他们的骆驼比人多，帐篷比房子多，传统比法律多。
西撒哈拉刚刚“独立”——这个独立的真正性质很模糊。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它，它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它的大部分领土仍在他国实际控制之下。但它的确拥有一个自称的政府，一面旗帜，一支弱小到几乎不存在的军队，以及一个在海边小镇阿尤恩设立的临时首都。
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但此刻，它存在。
阿尤恩以南约八十公里，大西洋的海岸线在这里画出一道平缓的弧线。沙滩是灰白色的，很宽，很平，退潮时留下一片湿漉漉的沙地，反射着天空的颜色。
这里的海水很冷——不是热带的海，而是寒流从北方带来的冷水。雾气经常从海面上涌来，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灰布，把天地缝在一起。
连续七天，在晨雾中，有船靠岸。
不是一艘船，是几十艘。
不是同一批人，是很多批次。
第一批在黎明前到达。三艘破旧的渔船，发动机突突地响着，像老人的咳嗽声。船上的人没有打灯，没有喊叫，只是在离岸几百米的地方熄了引擎，用桨划到浅水区，然后涉水上岸。
男人、女人、孩子。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抱着婴儿，有的扶着老人。他们浑身湿透，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一个大约二十岁的男人是这群人的领头。他的脸被海风吹得粗糙，额头上有两道深深的抬头纹，像是常年盯着远方留下的印记。他穿着一件褪色的军绿色夹克，腰间别着一个对讲机——虽然这里没有信号。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队伍，然后望向远方的地平线。雾很大，看不清海面，但他知道还有更多船在后面。
第二批在中午到达。船的规模更大——有一艘甚至能从船体上看到“m/V”字样，像是一艘小型货轮被临时改装成了运人船。船上的空间拥挤得无法想象，人贴着人，货物堆在人上面。下船时，一个年轻女人晕倒在沙滩上，几个男人把她抬到干燥的地方。
第三批在傍晚抵达时，沙滩上已经聚集了将近一万人。
他们开始生火取暖。不是一般的篝火，而是用随身带来的干柴和破布点燃的小堆火，像散落在沙滩上的星星。
如果有人从空中俯瞰——如果卫星恰好在这个时刻掠过——会看到一幅令人屏息的景象：大西洋东岸，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滩上，突然间布满了人和火，像一块被风吹散的焦土，又像一片从海里爬上岸的黑色海洋。
他们说着中非各地的土语。林加拉语、斯瓦希里语、奇卢巴语……这些语言在西撒哈拉从未有人使用过。他们皮肤的颜色比本地人更深——几乎是墨黑——与撒哈拉的棕褐色截然不同。
这是老鼠的生产建设兵团。
也是老鼠的第二站。
似乎是从刚果东部丛林里走出来的那种人——个子不高，精瘦，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
在卡桑加势力的权力圈里，老鼠是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季博达开会时，他总是坐在角落，很少发言。但当季博达问他“这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他会简短地汇报几句，绝不多说一个字。
但沉默不等于迟钝。老鼠能记住每一个细节——哪个村庄的酋长和哪个部落有仇，哪个矿场的产量被瞒报了百分之几，哪个边境哨卡的士兵每周几去镇上找女人。他的脑子里装着整个中非的情报地图。
派他去西撒哈拉，是季博达的决定。
“那地方没用，”狂龙在高层会议上说，“没有矿，没有森林，没有水，只有沙子。”
“所以更需要的也是有准备的人和敢在那里扎根的人。”季博达说，“而且那地方有一个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优势——没人注意它。二十六万人口，大半在争议领土上。我们放几万人过去，根本不会被发现。”
“几万人？”丧彪皱了皱眉。
“先期五万。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的骨干和他们的家属。以后可能更多。”季博达看了一眼老鼠，“这件事交给你。”
老鼠点了点头。
他没有问“为什么是西撒哈拉”，没有问“去了之后做什么”，没有问“补给从哪里来”。他接受了命令，然后花了两个月时间准备：选择人员，采购物资，联系运输，规划航线，研究西撒哈拉的地形、气候和人文情况。
他研究了西撒哈拉的潮汐表、洋流图、雾季规律、风向变化。他计算了从中非到西撒哈拉的海上距离，找了几条不太容易被沿海国家注意到的航线，绕开了各国海军的巡逻海域。他准备了可以维持三个月的生活物资——不是最好的，而是最实用的：压缩饼干、桶装水、药品、毛毯、铁皮和工具。
物资和轻武器分开运输。武器藏在他们随身物品的夹层里，经过多个中转站，分批次运到西撒哈拉海岸的预定登陆点。老鼠相信，如果在西撒哈拉需要动用那些武器，情况就已经危险到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他就是带着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套计划，穿过了非洲西海岸的数千里海路，来到了西撒哈拉的沙滩上。
第六天，最后一批船只靠岸。至此，沙滩上聚集了超过五万人。
五万——西撒哈拉原有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个数字在这片荒芜的海岸上显得既庞大又微不足道。庞大，因为五万人挤在一起，一眼望不到头；微不足道，因为五万人被撒哈拉沙漠包围，像一小撮芝麻撒在餐桌上，餐桌上还有一头大象。
老人和孩子是最脆弱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登陆后的第二天夜里停止了呼吸。他的家人用白布裹住他，在沙滩上挖了一个浅坑，把他埋了。没有棺材，没有祈祷，只有几块石头压在白布上，防止风把布吹走。
第三天，又死了一个，这次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老鼠站在沙滩上，看着那些用石头压着的坟墓，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不能再这样了。”他对身旁的副官说，“我们要尽快建住所。”
副官是老鼠从第四集团军带过来的老部下，真名没人记住，所有人都叫他“蚂蚁”——因为他擅长挖地道，擅长在任何地方找到可以藏身之处。
蚂蚁点了点头。
“那边，”蚂蚁指向内陆方向，“大约三公里，有一片高地。我看过了，沙地下面有一些硬层，可能是古代的海床。如果能在那里挖地基——”
“没有时间挖地基。”老鼠打断他，“我们的工具不够，燃料不够，人也累了。用最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麻袋和沙子。”
登陆后的第六天，一群东大人来了。
他们不是军人，也不是外交官，而是一群穿着卡其色工作服、戴着草帽、皮肤被晒得黝黑的人。领头的一个人自称“老王”，中等身材，微胖，圆脸，眯眯眼，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的江南口音，英语结结巴巴，但说起阿拉伯语来却溜得很——在西撒哈拉，阿拉伯语是通用语言之一。
“你们就是老鼠先生的人？”老王用阿拉伯语问。
老鼠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他警惕地打量着这群东大人——他们有十几个人，没有带武器，只有几辆破旧的皮卡车，拉满了工具和材料。
“谁介绍你们来的？”老鼠问。
“金都那边，”老王说，“刚东桥梁公司安排我们来的。”
老鼠的表情松了一点，但还是没有完全放松。刚东桥梁这是季博达的产业他知道。但西撒哈拉距离金都太远了，这里的情况瞬息万变，他不确定来人是否真的了解这里有多困难。
“你们来做什么？”老鼠问。
老王笑了，露出一口不整齐但健康的牙齿。
“教你们怎么在沙漠里活下去。”
老王在东大援外工程队干了二十多年，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建过医院、学校、水井、太阳能电站。但他最擅长的，是在极端环境下用最简单的材料建造可居住的房屋。
“在西撒哈拉，你不能用砖。”老王蹲在沙地上，用手指画了一个草图，“砖需要烧制，烧制需要燃料，燃料你带了多少？不够。一窑砖要烧几天？你们等不起。所以我们要用这里的土、这里的沙，加上一些你们从外面带来的材料。”
他拿起一个空的麻袋——就是装面粉和水泥的那种粗麻袋，结实，透气，在非洲各地随处可见。
“把沙子装进麻袋，压实，封口。然后把袋子堆叠起来，像这样——”他双手比划着，“一层一层地往上堆。每两层之间，拉一些铁丝或者绳子，把它们绑紧。墙就起来了。”
几个兵团的年轻男人蹲在旁边看，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在刚果，他们住木板房和泥砖房；在西撒哈拉，那些都不管用了。
“墙砌好了，屋顶用什么？”蚂蚁问。
老王指着身后的皮卡车。
“我带了一些铁皮和木料。不多，但够先搭几间。以后你们要自己去弄材料——找沉船上的木板，或者从废弃的村庄里回收材料，如果找得到的话。”
“铁皮在沙漠里会不会太热？”老鼠问。
“会很热。”老王点头，“所以你们需要在铁皮上面铺一层沙。沙是很好的隔热层。白天吸热，晚上散热。如果沙够了，里面的温度会比外面低很多。”
蚂蚁已经在用铁锹往麻袋里装沙子了。他装得很快，但老王走过来，让他把袋子放到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台子上。
“别在地上装，”老王说，“沙地不平，装满后袋子的形状不一致，堆起来不稳。先把空袋子放进方框里，再装沙，这样每袋的形状差不多，堆出来才像墙。”
四天之内，两栋“麻袋房”建好了。每栋大约三十平方米，分为内外两间，外面放粮食和工具，里面住人。窗户开得很小——为了保温，也为了防沙暴。门朝东开——因为西撒哈拉的风主要从西边吹来，朝东的门可以减少沙子灌入。
麻袋墙外面抹了一层泥浆。泥是老王的人在距离海岸六公里的一个干河谷里找到的，里面有黏土成分，干了之后硬得像石头。
为了弄到这些泥浆，蚂蚁带着人走了好几趟。泥浆湿的时候很沉，来回一趟要花大半天时间。他们最后摸索出办法：在河谷就地挖坑、取土、加水搅拌成泥浆，用塑料桶装好运回营地。一桶泥浆三十公斤，一个人扛一桶，走上六公里的沙地。
第一批房屋建好后，老王把所有人召集起来，现场教学。他把建造过程分解成十几个步骤，用阿拉伯语讲解，旁边有人翻译成林加拉语和斯瓦希里语。
那天傍晚，几百个人蹲在那两栋样板房周围，认真听老王讲课。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东大人，第一次听用土坯、麻袋、铁皮和沙子造房子。
住所解决了，下一个问题是：水。
西撒哈拉没有河流。偶尔的地下水需要挖很深的井才能打到。海边的地下水位很浅，打出来的水是咸的，不能喝。
“从海里提水，蒸馏。”老王指了指大海。
海边蒸馏的原理很简单：加热海水使水蒸发，盐留在下面，水蒸气遇冷凝结成淡水。但实际操作起来，需要因地制宜。
老王带着人在沙滩上挖了几个浅浅的蒸发池。池底铺上黑色的塑料薄膜——太阳晒热薄膜，加速海水蒸发。上方用木棍和透明塑料布搭一个锥形的罩子，水蒸气凝结在塑料布内侧，沿着斜面流到最低点，滴进收集容器里。
“这个办法效率不高。”老王承认，“一天只能产几升淡水。但够几个人喝。以后你们可以改进——用更大的面积，用更好的材料，用太阳能反射板提高温度。”
蚂蚁蹲在一个蒸发器旁边，看着水滴一滴一滴地落入塑料瓶里。
“效率太低了，”他说，“不够五万人喝。”
“所以你们还需要井。”老王说。
“但是这里有地下水吗？”
“有。但需要挖深。你们可以去询问当地的萨拉威人，他们在这片沙漠里住了上千年，知道哪里有水。”
老王确实找了本地人打听。一个年迈的萨拉威牧人告诉他，在内陆大约二十公里处，有一口古井，阿拉伯语叫“比尔”——字面意思是“坑”。
那口井据说深达四十米。井壁用古老的石头砌成，年代无人能说清——有人说是一千年前的阿拉伯商人挖的，也有人说是罗马帝国时期某个远征队留下的。
老鼠派了一队人去查看那口井。他们走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不是因为他们走得慢，而是沙漠里的参照物太少了，一个小沙丘看起来和另一个沙丘一模一样。
古井还在，但被流沙埋了大半，只剩不到十米深。水是有的——在底部十几米以下，但需要清理大量沙子才能下到足够深处。他们从海边营地抽调了两百人，又在附近临时搭了帐篷住了下来，花了两周时间清理泥沙。
挖井的同时，老王给他们展示了一种更简单的集水装置：在两棵灌木之间挂一块透明塑料布，下面放一个接水的容器。夜晚沙漠的温差会使空气中的水分凝结在塑料布内侧，沿着最低点滴进容器。
“能接多少水？”
“不多。但不需要燃料，不需要电，不需要维护。只要还有风，就能出水。”
在整个营地里，食物的分配由老鼠亲自监督。
不是因为他擅长做饭——他完全不懂烹饪——而是因为他知道，在五万张嘴面前，食物就是权力。谁掌握了粮食分配，谁就掌握了人心。
他设置了一个简单的配给制度：成年人每天一份口粮，儿童半份。口粮包括压缩饼干、豆类罐头、脱水蔬菜和一小包奶粉。每人每周还能分到一小块用从海中捞来的盐腌制的咸鱼——那鱼是有人在附近礁石区钓到的，不是很多，但足够分给大家尝一口咸味，想起大海的滋味。
配给站设在海滩较远处的高地，每天早晨和傍晚分两次开放。五万人轮着来，速度很慢。刚开始的两天，队伍排得太长，人群中有人开始插队，有人打架。老鼠便派了几个身手好的手下维持秩序，用拳头说话。
打到第三次，没人插队了。
但食物的供应是不定期的。货物从海上来，船什么时候到、能运多少东西来，取决于远方的安排和天气。有时候一周来两艘船，有时候两周都没有一艘船。
断粮期间，人们就去海边挖蛤蜊、钓鱼、收集海藻。有人甚至开始尝试吃沙漠里的蜥蜴和蝎子——经过高温烧烤后，据说味道像干柴，但能填肚子。
“我们的粮食呢？不是计划好了三个月吗？”蚂蚁有一次问老鼠。
“计划是三个月。但计划也不准。船没来。”
蚂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是不是只能坐等？”
“我们还可以捕鱼。”
从那天起，每天早上天还没亮，老鼠的人就划着借来的小渔船出海。他们都是中非人，不熟悉大海，头几天有人晕船，有人被晒伤，有人差点翻船淹死。但他们很快学会了：日出前下网，日落前收网，网到的鱼足够补充粮食缺口。
蚂蚁曾在日记本上写道：“海上捕鱼这个技能，是我们从未想过的。但到了这里，不会也得会。”
当地萨拉威人最初对这些外来者心存恐惧。五万人——这几乎是他们见过的人的总和。
萨拉威人中有人带着骆驼过来，远远地站在沙丘上观望。他们穿着传统的德拉阿长袍，头巾遮住半张脸，只露出深陷的、像鹰一样锐利的眼睛。
老鼠派了一个会讲阿拉伯语的手下——马哈茂德，穆斯林，自称祖先来自埃及——去和萨拉威人接触。
马哈茂德带上几包茶叶和几袋白糖，骑着借来的骆驼，去了阿尤恩附近的萨拉威人定居点。
茶叶和糖在沙漠里是硬通货，胜过美元。马哈茂德很快和一位年长的族长沙伊赫搭上了线。
沙伊赫问：“你们是谁？来做什么？”
马哈茂德回答：“我们是难民。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战争，我们逃了出来。”
沙伊赫看着他，又看了看远处海边的营地，那双干涸了无数个世纪的眼睛眯了起来。
“你们五万人，带着武器，说是难民？”
“难民也会自卫。”
沙伊赫沉默了很久。然后他问了马哈茂德一个令人无言的问题：
“你们会留在这里吗？”
会留下吗？马哈茂德不知道。他没有得到答案。
老鼠事后得知这段对话，沉思了几小时。
“老实说，”他对蚂蚁说，“可能不会永远留在这里。但他们在意的是我们会不会抢走他们的骆驼、占据他们仅有的水源。”
“有没有可能，”蚂蚁指着阿尤恩的方向，“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处好，以后西撒哈拉给我们办正式身份？”
老鼠摇摇头，又点头。
“长远来说，有可能。但现在，我们互相帮助。他们教我们找水，教我们熟悉这片沙漠；我们给他们药品，帮他们抵御可能的外来风险。”
登陆后的第二个月，老王带着老鼠的人在内陆的一个干河谷里找到了一片相对平整的土地。土壤是沙质的，但比海边厚实一些，含有机质——说明这条季节性河流在很久以前曾经有水流过，带来了养分。
“可以种菜。”老王蹲下来，用手挖了一把土，捏了捏，再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缺水。”蚂蚁说。
“打井。挖浅层地下水。河谷的地下水相对容易开采。”
“用什么打？”
“用铁锹挖。”
蚂蚁张了张嘴，没有否认。铁锹不是标准的水井工具，但总胜过没东西挖。
他们花了一周时间，在干河谷的底部挖了一口浅井。深度只有六米，刚到地下水层——这是东大人教给他们的经验：干河谷的沙子下面通常有含水层，水可能在地表以下几米到十几米。
井挖好的那天晚上，他们发现水慢慢渗了上来，很慢，很浑，但确实是水。
“下一步，改良土壤。加点沙子，加点黏土，加些肥料。”老王指挥着工人们把井边的沙子和从附近干河道里挖来的黏土按比例混合，填入一米宽、几十米长的田垄里。
“肥料从哪里来？”
“人粪。羊粪。腐烂的海藻。组合使用。”
他们运来了海藻，收集了人和牲畜的粪便，分层混合。整块地的气味不太美妙，但对于渴望种植庄稼的人来说，这种原始肥料的臭气比香水还好闻。
种子是老王带来的——耐旱的豇豆、木豆、秋葵、一种从西非引进的古老小米品种。撒种，浇水，等待。
沙漠种菜的第一次尝试在第三周迎来了第一批嫩芽。很小，很嫩，绿色中泛着黄，但从沙土里钻出来的那一刻，蹲在旁边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是在这片几乎没有雨水的土地上，第一次有人亲眼看到绿叶从翻开的沙土里冒出来。
老王看着那些幼苗，脸上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骄傲，不是喜悦，而是一种类似怀念的东西，好像钩起了他在戈兰高地、撒哈拉腹地很多类似农业项目中的遥远记忆。
“在西非内陆，农民种粮还靠天吃饭。”他感慨，“你们把沙漠里的技术学到手，以后去任何地方都能种。”
登陆后第三个月，营地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孩子们开始上课了。
教室也是麻袋房，比住宅大，长二十米，宽十米。四面墙用麻袋沙子砌成，屋顶用铁皮盖上厚沙，窗户开得很高，让光线透进来但又不会让沙尘暴刮进来。
没有课桌，没有椅子，没有黑板。孩子们坐在用空麻袋叠成的垫子上，老师用一块薄木板当黑板，用从海边捡来的白垩石块在上面写字。
老师是一个来自津巴布韦的年轻女人，名叫塔万达。
“塔万达”在绍纳语中是“我们爱”的意思，但此刻站在沙地教室里的塔万达——姓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不但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在这片荒原上生存的方法。
“今天我们来学水。”塔万达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阿拉伯语单词，“这是‘水’。你们知道在沙漠里怎么找水吗？”
孩子们摇头。
“看骆驼。骆驼的嗅觉可以闻到几公里外的水源。如果你看到一群骆驼朝某个方向走，跟着它们。”
“如果没有骆驼呢？”
“看鸟。鸟在清晨和傍晚会飞向水源。还有看植物——有些植物只生长在有地下水的地方。”
这些都是老王教给塔万达的，塔万达再教给孩子。在沙漠里，知识的传递速度就是生死存亡的速度。
教室外面，一群更小的孩子在玩沙子。他们用湿沙堆成小山，用手指在山上挖洞。在刚果的故乡，他们可能从未见过沙漠。如今，沙子是他们最常见的玩具。
老鼠也学会了观望。
不是看海面——他派了了望手日夜在海岸制高点守着，监视是否还有其他船只靠近。而是观望天空。
在西撒哈拉，天空是比海洋更可靠的“信息发布栏”。云的变化暗示着风的来向。傍晚地平线上残存的红光能预告次日的气温。几团高积云如果聚集得太快，也许意味着数日后的沙暴。
当地人管沙暴叫“哈布卜”——Arabized西班牙语名字，源于北非用语的“强烈沙尘”。一旦爆发，整片天空会变成恐怖的橙红色，能见度降到数米。
老鼠在登陆后第二周就经历了一次小型的哈布卜。尽管规模不大，仍然吹翻了十几顶帐篷，无数沙粒拍打在脸上像针扎，马达轰鸣声也盖不住风的锐啸。
“沙暴来时，不要乱跑，找背风处躲起来。蒙住口鼻，闭上眼睛，等它过去。”这是萨拉威人教给老鼠的经验。
经验之外的，是沙暴过后的清理。帐篷重新撑起来，食物被盖住，设备需要从沙子中挖出来。麻袋房屋在沙暴中受损最少——麻袋墙很重，沙子压不住，只会堆积在墙角。
老王告诉他：“沙暴不会天天来，但每年总有几次。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固的仓库，存放粮食和药品。”
现在营地已经有一个“坚固的仓库”，墙体是三层麻袋垒起来的，比普通墙厚了两倍。仓库里有从海上运来的压缩饼干和药物，也有从盐水中蒸馏出来的淡水。
夜晚的西撒哈拉，没有城市灯光，没有光污染。银河像一条璀璨的河流横贯天际，从大西洋上升起，在撒哈拉沙漠的上空缓缓移动。
孩子们躺在沙滩上数星星。成人们坐在篝火旁，小声聊天。
有人想家。
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女人叫阿伊莎，带着三个孩子，丈夫在太特省叛乱中失踪。她在篝火旁低声唱了一首歌——一首斯瓦希里语的摇篮曲，关于月亮和母亲的椰子树。
旁边的人听着，有人开始流泪。
老鼠从不唱歌。他坐在最靠边的位置，背靠着一堵麻袋墙，半闭着眼，看似在休息，脑袋里却在高速运转。
后勤补给的船推迟了一周。
新一批种植的豇豆长势一般。
从古井运来的水配给勉强够，但远远不够人们洗澡。
从本地萨拉威人那里学会的沙坑捕鱼方法使近海小渔获增加了。
下一批物资下个月到达，将包括太阳能蒸馏设备和更多铁皮建材。
……够了。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
最让老鼠警觉的，不是这些细节上的短缺，而是远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模糊，周边国家的态度也未明确。五万人聚集在海滩上，日子久了，消息可能会传到不该传到的耳朵里。
但老鼠的职责是在这里扎根，建立前哨，而不是提心吊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西撒哈拉太偏远、太荒凉、太不引人注目，不会有谁愿意为这片沙滩和沙子动干戈。
傍晚时分，老鼠独自走到海边，站在潮水能打到的最远位置。
夕阳像一枚巨大的金橘，贴着海平面缓缓沉落，把整个天空渲染成橙红，把海面铺成金色。退潮的海水在他脚下退去，留下一片湿漉漉的沙地，反射着天光和云影。
五万多人，现在就住在这片沙滩和它后面的荒原里。他们盖了简易房屋，试着种菜，学着蒸馏海水，学着与当地人相处。
几个月前，他们还是中部非洲的农民、矿工、小商贩、普通士兵。现在，他们变成了沙漠里的拓荒者。不是自愿选择的，而是命运被推到了这里。
海风吹过来，很凉，带着咸味和某种遥远的、难以言说的气息。
老鼠在沙地上坐下来——没有椅子，没有毯子，就这么直接坐在湿沙上。他看着那片正在沉入海里的太阳，想起了一句话。不是谁说的名句，而是他在金都的某个会议上不经意听到墙角几个人在窃窃私语。
“季博达把我们丢到西撒哈拉来，是为了让我们消失，还是为了让我们开拓？”
他当时没有回答那个问题。现在也没有完全想通。
但有一件事他知道：只要他和他的人还活着，还在呼吸，还在吃从海里捕来的鱼，还在用麻袋和沙子盖房子，还在看着这片陌生的天空——他们就没有消失。
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夕阳沉下去了。最后一道光从海面上收了回去。
老鼠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子，转身走向营地。
远处，麻袋房的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不是电灯，是用汽油和棉绳做成的简易油灯。
灯光很暗，很黄，但在西撒哈拉的黑夜里，那一点光比任何东西都亮。
这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微弱却不肯熄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