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鸣兮到政法委上班的第一天，没有开会，没有讲话，甚至没有主动见任何人。他把门关上，翻看前半年积压下来的案卷。
卷宗堆了三摞，第一摞是信访积案，第二摞是系统内部的干部调整记录，第三摞是几份省里转来的批示件。
他看得很快，但很细，在一份关于某县涉黑案件督办的材料上停了手，时间已经过去半年，底下报上来的回复只有一页纸，结论写得含混，像是为了结而结。
他拿红笔在那份材料页边画了一个圈，没有批注，只是画了一个圈，然后继续翻下一份。
下午三点，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过来敲门，姓江，五十三岁，本地政法系统一步步上来的。他端着一杯茶走进来，在陆鸣兮对面坐下，先寒暄了两句，然后把话题接回工作上。
“陆书记，您刚来，有些情况可能还不熟。需要的话，我安排几个处长过来，逐一向您汇报一下。”陆鸣兮靠回椅背：
“不用专门安排。先把近半年的重大案件清单给我列一份，按地域分，涉黑涉恶单列。另外，信访积案的梳理报告，我要看原件。”
江副书记点了点头，没有多问，站起来走了出去。他放下茶杯的姿势很自然，杯底没有发出声响，像一切都按照预想的剧本推进到了该到的地方。
陆鸣兮没有立刻继续看案卷，看着那扇重新关上的门，在心里记下了一笔，这位江副书记办事利索，没有多余的客套话，但也正因为利索，反而更难判断他真正在想什么。
傍晚下班前，他在窗台上点了一根烟。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把办公桌的影子拉得很长，拖在地面上，像一道被拉宽了的墨痕。
他在想那件半年前就该办结、至今仍在“督办中”的涉黑案子。不是一个孤立案件，是从头到尾每一个环节都在“等”，等人签字、等上级意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等来等去，半年过去了，卷宗还是那几页纸。他掐灭烟，把那份材料放进抽屉，锁好。
第二天上午，他召集了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参会的是几个业务处室的负责人。会议不长，不到一小时，他让他们各自说了手头最棘手的三件事。
有人提到基层警力不足，有人提到部门壁垒，有人提到个别地方存在“以罚代刑”的倾向，罚了钱就结案，该移交司法的不移交。
陆鸣兮听完，没有逐一回应，只在纸上记了几个关键词。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
“政法工作的本质，是把该办的事办完。不是把能拖的事拖成没问题。”会议室安静了片刻，没有人接话。
散会后，江副书记走在后面，放慢了几步，等陆鸣兮走到旁边时才开口。“陆书记，您刚才那句话，说的不是那件涉黑案吧？”陆鸣兮没有否认：“是也不是。”
晚上，陆鸣兮没有留在汉东。他开车回了北京，在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下面停了车。柳如烟在厨房热汤。他换了鞋走进来，她没回头。
“今天怎么样？”他靠在厨房门框上：“还行。看到了不少积案。有几个，拖了半年还没动。”她盛了一碗汤端到桌上：“那你打算怎么动？”
“先弄清楚，是动不了，还是不想动。”两个人都没有再说，各自坐在餐桌的两头，静静地吃完了那顿饭。
深夜回到汉东，他没有直接去公寓，又折回了办公室。打开灯，把那份涉黑案件的材料重新抽了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份含混的结论。
他没有动笔，也没有落款。他在等。等江副书记把重大案件清单送过来，等信访积案的梳理报告，等那些“该办的事”自己浮出水面。
陆鸣兮关了灯，从窗台上拿起手机，发了一条消息给老郑：
“西南那边的事，你继续盯。我虽然不在，但那份底稿在。”老郑回了一个字：“好。”他把手机放进口袋，站在黑暗中，隔着半扇窗的距离，看了一会儿汉东那一片微微发暗的夜色，然后转身，带上了门。
他听见走廊尽头有脚步声，很轻，像是特意放慢的，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脚步声在拐角处转了个弯，像一枚棋子被小心地放回了它该在的位置。
回到公寓，他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开了一盏落地灯。
汉东的初冬夜里，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声音细微。
他在灯下翻开一本旧笔记，那是他在河阳时用的，其中有一页夹着一张叠好的纸，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
“政法工作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案子办完，是把案子办对。”他看了几眼，合上了笔记本。
夜色还在，灯还亮着。政法委的走廊已经彻底安静下来了。他在等着那些“该办的事”慢慢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