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鲁南某县，隶属于西洼大队的坡子沟村。
赵晚棠蹲在灶房门口，看着锅里翻滚的红薯粥，胃里一阵反酸。
十九岁的姑娘，正是爱美的年纪，可镜子里的脸蜡黄，手背上的关节因为常年沾凉水、攥锄头，粗大得像个老妇。
她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能背出《滕王阁序》，能算出复杂的生产队账目，可这有什么用？
大学不招生，她这辈子的天花板，就是嫁给一个壮劳力，生三个孩子，然后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块的地方，烂在地里。
“棠棠，吃饭了。”
母亲李桂兰端着碗走出来，看着女儿的背影叹气，“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今天去镇上相亲，那是妈托了三姑婆才说成的。男方在县供销社上班，虽然是临时工，但那是城里啊。”
赵晚棠没回头，声音冷淡：“我知道。”
她知道，她太知道了。
为了这次相亲，她把家里最后一点藏着的红糖都吃进了肚子里，让自己看起来气色好些。
她身上这件碎花布衫，是改了她娘当年的嫁衣布料，针脚密得能盛水。
下午两点，赵晚棠到了镇上的国营饭店。
饭店里弥漫着肥肉炼油的香气，这是在这个贫穷年代最勾人的味道。
相亲对象叫张国富，已经在那等着了。
人长得有些缩脖，但穿着一身蓝色咔叽布的中山装，兜里别着两支钢笔——尽管一支是没水的，但这也代表了“公家人”的身份。
当然，这次的谈话很顺利，或者说，赵晚棠的表演很成功。
她说话轻声细语，不再像在家里那样尖锐，她谈县城的物价，谈起布票的用法，显得既懂事又见过世面。
张国富挺满意，扒拉完最后一口饭，擦擦嘴说：“行，赵晚棠是吧？我这边没啥意见，我家在城里有两间平房，虽然我爸妈都在，但也分家了，他们跟我大哥生活，你要是嫁过来，我也可以托人给你找个临时工干干。”
赵晚棠的心跳漏了一拍，两间房，临时工，这是她梦寐以求的梯子。
“那就定了吧，回去我就和我妈说”，张国富站起来，显得很笃定。
赵晚棠送他出门，看着他推着自行车消失在土路尽头，她觉得天都亮了。她甚至没注意到角落里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
三天后，赵晚棠穿着那双补了又补的布鞋，走了十几里路去供销社给张国富送自己攒下的两斤鸡蛋。
她没进供销社，而是躲在墙角等他下班。
结果，她看见张国富骑着车，后座上坐着一个穿碎花褂子的姑娘，那是邻村的苏晓燕——那个在纺织厂里有当临时工的姑娘。苏晓燕手里还拎着一包油纸包着的点心。
张国富停下车，脸上是那种急于撇清的表情“赵同志，你来干嘛？”
赵晚棠捏着鸡蛋的手紧了紧，指甲掐进了掌心：“我来送鸡蛋。”
“不用了。”张国富避开她的眼神，声音压得很低，却像鞭子一样抽在她脸上，“我妈不同意。她说……说你学历高，我拿不住。晓燕她不一样，她在厂子里干过，知根知底。刚才我们俩把证领了。”
那一刻，赵晚棠觉得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
苏晓燕坐在车上，嘴角挂着一丝胜利者的微笑。
那笑容里没有得意，只有一种同为底层的残酷：我抢到了这张船票，你就淹死在海里吧。
张国富蹬着车走了，扬起一路尘土。
赵晚棠站在原地，手里那兜鸡蛋重得像石头。
她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有。她只是觉得恶心，恶心那个想吃一口红烧肉就感恩戴德的自己，恶心这个除了换亲就是卖身的世界。
她转身往回走，不想回家，不想听父母的叹息，也不想看两个哥哥担心的眼神。
她走到国道边上，那是连接县城和村镇的大路。一辆满载着原木的解放牌大卡车“嘎吱”一声停在路边，似乎是抛锚了。
司机是个高大的男人，穿着满是油污的工装，正骂骂咧咧地钻到车底修车。
赵晚棠只是瞥了一眼，正要绕过去。
“喂，同志，帮个忙！”男人的声音从车底传来，带着金属的回响，“能不能帮我递一下那个扳手？”
赵晚棠停下脚步。她低头看了看那个满身泥污的男人，又看了看他停在路边的卡车——那是通往城里的车。
她走过去，捡起了地上的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