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七，天还没亮透，过海兑门口就排上人了。
头一个来的是个挑担子卖炒米糖的半大小子，他不兑票。他是瞅准了这儿要排长队，先来占个地方做买卖的。他把担子往天后宫的石狮子跟前一放，揭开盖布，一股子焦糖味儿就散出来了。他后头才是兑票的，一个接一个，打铺子门口一直排到街拐角，有穿绸的，有穿短打的，手里都攥着一卷票，拿红绳捆着，也有拿手巾包着的，包得鼓鼓囊囊。
人不怎么说话，说也是福州话，压着嗓子说。
细布袍子没来。来的是他那俩伙计，排在第七第八，一人怀里抱着一个蓝布包袱，抱得跟抱孩子似的。
秤手打后门进来，眯着那只眼往门缝外头瞧了一眼，回过头来，脸都白了。
“陛下，”他说，“得有两三百号人。”
云澈坐在铺子里头喝粥，粥是阿蒲打街上端回来的，米熬得稀烂，上头漂着几根葱花。他喝完了，把碗搁下，拿袖子擦了擦嘴。
“卯正开门，一息也别晚。”他说，“秤搬到门外头去，当街称。”
平马急了，说当街称，人家都瞧见银子一锭一锭往外走，瞧见了只会挤得更凶。
“就是要叫人瞧见。”云澈说，“门晚开一息，外头就有人说，御门的铺子没银子了。这话一出来，三百人就是三千人。”
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大秤挂在门口的木架子上。头一个兑的是个老头，四十贯，秤手称了四十两真银给他，银子码在秤盘里，白花花的。大清早的天光底下，亮得晃眼。老头接过去，拿牙咬了一下，又在袖子上蹭了蹭，揣进怀里，扭头就走，走出去十几步，回头又瞧了一眼铺子，像是不敢信。
后头的人就往前挤。
一个上午，银子跟淌水似的往外走。细布袍子那俩伙计排到了，包袱一解，是两大摞，一千五百贯。秤手的手直哆嗦，扭头看天子，天子点了点头，他就一锭一锭地往外称，称得满头是汗。那俩伙计也不急，一锭一锭地点，点完一锭，冲后头排队的人亮一亮，亮得挺响。
到了巳正，秤手拿算盘一扒拉，凑到天子跟前，嗓子都哑了。
“出去四千三百两。库里还剩六千七。”
外头的人还排着，少说还有一两百号。
云澈站起来，到后屋，叫秤手跟进来，把门掩上。
“商会在长崎的栈房，里头还有多少货？”
秤手一愣，说栈房是当家的，年前刚收满，铜、海参、昆布、漆盒子，还有一批伊万里的碗，都是等着卖给唐人町年底装船的。
“钥匙谁拿着？”
“小的拿着。”秤手说完这句，脸色就变了，知道天子要干啥了，“陛下，那是当家的的货，小的没这个胆子。”
云澈没跟他多说，叫平马拿纸来，自个儿提笔写了一张欠条。写的是栈房里的货，御门照去年腊月的市价折了，记在御门账上，开春以后，商会要什么价，跟朕当面谈。末了落了个“澈”字，没盖印，把纸折了两折，递给秤手。
秤手捏着那张纸，眯着的那只眼睁开了，睁得溜圆。
“当家的会要价的。”他说。
“朕知道她会。”
晌午过后，铺子门口立起来一块木牌，平马写的，字写得斗大：
商会栈房年货，只收御门票。一贯票，当一贯一百文的货。照去年腊月的价，先到先挑。
木牌一立，排队的人一下子就乱了。
有人凑过去念，念给后头不认字的人听，念完了，人群里嗡嗡的，跟捅了马蜂窝似的。一个穿短打的船老大挤到木牌跟前，又念了一遍，扭头冲他身边那个瘦子说了几句福州话，说得又快又急，两个人就出了队，往码头那边的栈房跑了。
这是明摆着的账。唐人町的船年底回福州，装啥？装的就是瀛洲的铜、海参、漆器，这些货打福州一卸，转手能翻一番，年年如此。往年他们拿银子买，今年手里攥着票，兑成银子再去买货，还得自个儿跑栈房、跟人砍价。眼下栈房的货直接拿票换，一贯还多给一百文，傻子才去排队兑银子。
队伍一个时辰就短了一大半。
剩下没走的，是真要银子的。云澈叫阿蒲挨个儿去问，问回来，十个里头有八个说的是一件事：船引银。
“闽江口关卡收的是十足银子。”阿蒲说，“拿七成的去，人家不认，船就得在口外头泊着，泊到交够了为止。他们兑真银，就是为了交这个。”
“一条船，船引银多少？”
“大船三十来两，小船十几两。”
云澈算了算，唐人町四十几条船，统共一千来两的事。
一千来两，跟三万贯，差得远了去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那个卖炒米糖的半大小子的担子早空了，正蹲在石狮子底下数铜钱，数一枚，往嘴里哈一口气，往裤腰带上蹭一蹭。
傍黑的时候，陈会首打发人来了，说是今晚天后宫后殿，唐人町各家船主、各家铺子的掌柜都去，商帮要公议，请过海兑的东家也去一趟。
天后宫的后殿不大，挤了六七十号人，挤得转不开身。供桌上的蜡烛点了一排。烟熏得房梁都是黑的，妈祖娘娘坐在神龛里头，脸也是黑的，就嘴唇上那点红还看得清。前头几排坐着的是年纪大的掌柜，后头站着的是年轻的船老大，那个络腮胡子也在，他的船明天一早就开，开去那霸，他今晚还是来了，抱着胳膊靠在柱子上。
陈会首坐在供桌边上，一直等人到齐了才开口。
他先说的不是御门，是那块银子。昨晚吹过的那块，他打袖子里掏出来，搁在供桌上，叫庙祝拿庙里那杆秤来称。
庙祝是个干巴老头，八月里开张那回，就是他拿这杆秤给过海兑作的证。他把秤挂起来，银子搁上去，秤砣挪了半天，挪定了，念了个数。
“七两银子的锭，”陈会首说，“吹出来，四两九钱。”
底下的人都不吭声，这个数他们心里有，就是没人当着妈祖娘娘的面说出来过。
“督造司在长崎买咱们的货，给的就是这个。”陈会首拿手指头敲了敲那块银子，“船回了闽江口，关卡收咱们的船引银，要十足的，少一钱都不放。三成皮，剥两回。剥了多少年了？老朽来长崎四十年，就剥了四十年。”
络腮胡子在柱子边上骂了一句，骂的是督造司的娘，后殿里一下子哄起来，有骂的，有跺脚的，还有人拿拳头捶墙。
一个坐前排的胖掌柜站起来了。他说话挺冲，说会首这话说得容易，可船引在人家手里，明年开春，督造司一张船引都不发，谁的船出得了闽江口？到时候喝西北风去？
后殿又静下来了。这才是真要命的。
陈会首没答他，扭头看了天子一眼。
云澈站在后头的门边上，一直没吭声，这会儿往前走了两步。他没走到供桌跟前，就在人堆当间站住了，后殿里点着蜡烛，烟大，他咳了两声。
“唐人町四十几条船，”他说，“督造司要是一张船引都不发，闽江口关卡明年的船引银，打哪儿收？”
没人接话。
“福州的海味行，收的是长崎的海参；福州的铜铺，收的是长崎的铜。四十几条船泊着不动，福州的铺子开春就得关一半。督造司扣一条船，扣得起。扣四十条，他扣不起，扣了，福州城里头头一个骂他的，是他自个儿的乡亲。”
胖掌柜张了张嘴，没出声。
“朕不要你们跟督造司翻脸。”云澈说，“朕就要一句话：往后督造司来买货，给御门票，卖；给吹过的银子，按吹出来的成色卖；给没吹过的福州银，不卖。”
“那船引银呢？”有人在后头喊。
“开春开船以前，哪条船要交船引银，拿票来过海兑，照船引上的数，朕兑十足的真银。一条船兑一回，兑够船引银为止。”
后殿里又嗡嗡起来，掌柜们一个凑一个地算账，算盘没带，就拿手指头在膝盖上点。陈会首等他们算完了，站起来，冲着神龛作了个揖，打供桌底下摸出一对杯筊来，月牙形的，红漆都磨掉了一半。
“咱们唐人的事，”他说，“问妈祖娘娘。”
他把那对杯筊捧在手心里，搁到额头上，嘴里念念叨叨的，念完了，往地上一扔。
杯筊在砖地上弹了一下，滚了两滚，一正一反。
是圣杯。
他捡起来，又扔了一回，还是一正一反。第三回，一个杯筊滚到了络腮胡子的脚底下，络腮胡子蹲下去瞧了一眼，扯着嗓子喊：“圣杯！”
后殿里一下子炸了窝。
第二天一大早，铺子还没开门，阿蒲就跑进来了，说细布袍子在码头上，急得团团转。
督造司每年年底都要打长崎拉一船瀛洲铜回去，给提纯坊的炉子打炉胆用。这一船铜，细布袍子早就订好了，订的是唐人町三家铜铺的货，今儿一早装船，船过了今天就开不了，北风一歇，得等到二月。可今儿一早，三家铜铺都把门关上了，门口贴着红纸，红纸上写着八个字：只收御门票，验过的银。
细布袍子在三家铺子门口挨个儿去敲，敲了半天，有一家把门开了条缝，掌柜的把脑袋探出来，冲他拱了拱手，说的话挺客气：对不住，妈祖娘娘的意思。
辰正的时候，细布袍子到底还是来了过海兑。
他身后的伙计抬着一只箱子，箱子搁在门口，打开，里头是福州银锭，码得整整齐齐。他还是那身细布袍子，还是穿得板板正正的，就是今儿领口歪了，他自个儿没察觉。
“吹。”他说。
泥炉生起来，骨灰碗烧红了。门口围了一圈人，有昨天来兑票的，有铜铺的伙计，还有那个卖线面的老太太，挑着担子路过，把担子一撂，也挤进来瞧。
一锭一锭地吹。秤手吹一锭，称一锭，念一个数，平马记一笔，跟昨天兑出去的时候一样，当着满街的人。吹到第五锭，人群里有人跟着念上了，七成，七成，七成，念到后来，念成了一个调子，跟唱曲儿似的。
细布袍子站在那儿，脸上那点笑一直挂着，挂到后来，就挂不住了，嘴角往下耷拉，拿手去整领口，整了两回也没整正。
一箱银子吹完，秤手报了个数，平马照数开了御门票，一沓，递过去。
细布袍子接了票，捏在手里，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他是来逼过海兑关门的。这会儿手里攥着一沓过海兑开的票，还得拿着它去铜铺门口排队，买督造司的铜。
线面老太太在人堆里说了一句福州话，声音不大，可边上的人全笑了。阿蒲后来跟天子学，说老太太说的是：督造司的人，也使上御门的票了。
细布袍子没回头，攥着票走了。
铺子门口的人散了大半，秤手拿算盘把这两天的账又扒拉了一遍，扒拉完了，长出了一口气，说库里真银连今早吹进来的，还剩七千二百来两，栈房搬空了，票收回来两万出头。
陈会首是晌午来的。他没进门，就站在门槛外头，冲天子作了个揖，作完了，打怀里摸出一封信来，信封是福州的竹纸，折得方方正正，封口拿蜡封着。
“老朽有个表侄，在福州督造司的提纯坊做活。”他说，“托老朽捎一封信，给长门一个姓孟的匠人，缺门牙的那个。”
他把信递过来，又补了一句。
“托的时候是秋天。老朽在长崎压了三个月，没敢往长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