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十，梁山伯携祝英台到了杭州。
府学在西湖边一条安静的巷子里，院墙外种着一排老樟树，树冠茂密，将大半条巷子都笼在绿荫里。
府学给教习安排的住处就在学舍后院，一间正屋带两间厢房，不算宽敞，可推开后窗便能望见西湖的一角。
湖面上偶尔有画舫经过，传来隐约的丝竹声和笑语，被风一吹便散得远远的，只剩下荷花的清香和水的湿气飘进窗来。
祝英台站在后窗前看了一会儿，回头对梁山伯说：“比万松书院那间学舍好多了。
那间学舍的窗朝北，一年到头晒不着太阳。”
梁山伯正蹲在院子里收拾那只旧书箱，闻言抬起头笑了笑，说：“那间窗朝北，可隔壁住了个祝兄。我觉得比什么都好。”
祝英台被他这句话说得脸微微一热，别过身去假装整理行李。
她从箱笼里取出苏晓晓临行前塞给她的一小包干桂花和那罐新茶，
走进厨房寻了只陶罐，将干桂花和茶叶一层一层地铺进去，封好罐口搁在灶台边。
那是母亲教她的法子——桂花入茶，焖上几日便香气扑鼻，日后梁兄读书困了，泡一盏给他提神。
安顿好住处之后，梁山伯便正式去了府学任职。
教习的活儿不算轻松，每日要给几十个学生讲经义、批文章，有时还要轮值夜课。
可他做得踏实，每日清早出门，傍晚回来，从不迟到早退。
祝英台问他累不累，他便说“比种地轻省多了”。
她听了只是笑，第二天便开始帮府学里几个年纪小的学子补课——那些孩子家境贫寒，交不起额外的束修请先生，
她便在后院那间小厢房里摆了张矮桌，隔日给他们讲一个时辰的课。
梁山伯知道后没有拦她，只说了一句“别累着自己”。
那些学子起初只知道她是梁教习的夫人，客客气气地喊她“师娘”。
有一回一个学子拿了篇策论来问梁山伯，梁山伯正在批卷抽不开身，便让他去后院问祝英台。
那学子半信半疑地去了，祝英台接过策论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指出了其中三处逻辑不通的地方，又替他改了两句措辞。
那学子回去之后跟同窗们说了，从此来找“师娘”讨教的人便多了起来。
祝英台也不推辞，谁来都认真指点，偶尔还在纸上画些简单的图表帮他们理清思路。
有一日，府学的山长来后院找梁山伯商量课业的事，正好碰见祝英台在厢房里给几个学子讲《史记》的“货殖列传”。
她在里头讲得条理分明，学子们在底下听得认真，偶尔有人提问，她便用极家常的话把那些生涩的典故掰开揉碎了讲给他们听。
山长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等祝英台讲完出来时，他朝她拱了拱手，说了一句“梁夫人好学问”。
祝英台还了一礼，笑着说是“跟着山长学的”。
山长后来跟梁山伯说“你这位夫人若是个男子，怕是要抢了你的饭碗”，梁山伯听了只是嘿嘿的笑，脸上那层得意的神色却怎么也藏不住。
日子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过了下去。
祝英台白天教书、理家，傍晚便和梁山伯去西湖边散步。
两人沿着白堤走一段，有时说些家常话，有时什么也不说，只是并肩走着，看湖面上渐渐亮起灯火，看远处宝石山上的保俶塔被晚霞染成金红色。
偶尔有游湖的画舫从旁边经过，船上的歌女唱着小曲，声音软糯糯的，被风送过来，融进暮色里。
入秋之后，祝英台收到苏晓晓的信。
信上问她在杭州过得惯不惯，府学的伙食好不好，又说家里那棵老槐树今年结了许多荚果，来年春天大约能栽不少新苗。
信的末尾，苏晓晓写了一句：“你父亲前几日去河边钓鱼，钓上来一条三尺长的鲤鱼，说是要给山伯留着。等你们过年回来吃。”
祝英台读完信，将信纸折好收进妆匣，和那些年从越州寄来的信放在一起。
她推开后窗，湖面上的荷花已经谢了大半，只剩几茎枯褐色的莲蓬立在水中，被夕阳照得泛着一层暗金色的光。
远处有钟声传来，一声一声的，沉缓而悠长。
她靠着窗框站了一会儿，听见前院传来梁山伯批完卷子搁笔的声响和学子们散学时的喧闹声。
那些声音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让她想起小时候在祝家庄，每天傍晚父亲从外面回来、母亲在厨房里炒菜、满院子都是饭菜香气的情景。
她转身去厨房，打算做一顿简单的晚饭。
灶上搁着昨天从菜市买来的一尾活鲫鱼，缸里还有几把青菜和两块豆腐。
她系上围裙，将鱼洗净下锅，煎得两面金黄，冲入滚水，又添了姜片和葱结。
锅里的汤慢慢变成奶白色，咕嘟咕嘟地冒着细密的泡。
她正往汤里撒盐时，梁山伯从后面走过来，站在厨房门口闻了闻，说了一句“好香”，便挽起袖子上前帮她切豆腐。
两人挤在狭厨房里，一个掌勺一个打下手，偶尔胳膊肘碰到一起，便各自让一让，又各自笑一下。
窗外，西湖的暮色渐浓。
巷口那排老樟树的叶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将一天的暑气慢慢摇散。
祝英台盛了两碗汤端到桌上，梁山伯摆好碗筷，两人面对面坐下。
汤的热气在两人之间氤氲着，将彼此的脸都笼在一层柔和的白雾里。
祝英台低头喝了一口汤，觉得这味道跟在家里喝过的一模一样，鲜得让她眯了眯眼。
她放下碗，看着对面正吹着汤的梁山伯，忽然觉得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很好。
不紧不慢，不惊不乍，像是西湖的水，看着没什么波澜，可水底下稳稳地托着满湖的荷花和游来游去的鱼。
她端起碗又喝了一口汤，然后夹了一块豆腐放进他碗里，轻声说：“吃完收拾一下，明早还有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