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梁山伯的吏部文书到了。
杭州府学的教习之职，限他五月初十前到任。
算算日子，从越州动身去杭州，走水路不过三日，时间还算宽裕。
可祝老爷发了话，说“既然时间来得及，先把事情办了再走”。
苏晓晓也点头，说“去了杭州便是异地他乡，总该有个名分，办事也方便”。
祝英台坐在旁边低头听着，没有插嘴，只是耳根慢慢红透了。
婚礼定在五月初三。
日子是苏晓晓翻着黄历挑的，说“这天宜婚嫁、宜出行，诸事大吉”。
祝老爷没反对，只提了一条——不大操大办，两家至亲坐在一起吃顿饭便是。
梁山伯那边，他母亲托人捎了信来，说身子不好出不了远门，可托人带了一对银镯子和一封手书，信上写的是“愿你们同心同德，好好过日子”。
祝英台看了那封信，摸着那对镯子，心里暖融融的，觉得梁山伯那个从未谋面的母亲，大约跟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个话不多却事事周全的人。
五月初三那天，天朗气清。
祝家庄的院子里摆了四张方桌，铺着苏晓晓亲手浆洗的白桌布，桌上放着新摘的栀子花和几碟时令鲜果。
来的人不多，除了祝老爷、苏晓晓和祝英台的堂伯祝怀安，便是梁山伯在杭州书院时交好的两位同窗，特地从城里赶来的。
梁山伯穿着一件崭新的青灰色长衫，是祝英台裁的，领口和袖口都镶了暗蓝色的滚边。
祝英台穿了一身淡粉色的新嫁衣，料子是苏晓晓从前存的一块旧绸缎，颜色不算鲜亮，可做成衣裳穿在她身上，却透着一股沉静而温婉的好看。
拜堂时，两人先拜了天地，又拜了祝老爷和苏晓晓。
祝老爷坐在上首，绷着脸受了礼，可当梁山伯和祝英台给他敬茶时，他端着茶碗的手微微抖了一下，茶水差点洒出来。
他低头喝了一口，放碗时动作很重，像是在掩饰什么，然后从袖中摸出一只红纸包，塞到祝英台手里，嘟囔了一句“好好的”，便别过脸去不说话了。
苏晓晓接了茶，慢慢喝了，然后伸手替祝英台正了正鬓边一朵歪掉的栀子花，
轻声说了一句“好好过日子”，便转身去厨房张罗席面了。
礼成之后，众人入席。
菜色不算多，可每一样都做得很用心——火腿炖笋、清蒸鲈鱼、红烧蹄髈、桂花糖藕，还有一锅热气腾腾的老鸭汤。
祝怀安喝了几杯酒，话便多了起来，拍着梁山伯的肩说“你小子有福气”，又对着祝老爷说“你这女婿挑得不差”。
祝老爷哼了一声，端起酒杯跟堂兄碰了一下，仰头干了，脸上那层绷了好些日子的硬壳，被酒意一冲，终于松下来大半。
席散之后，天色将暮。
祝英台和梁山伯并肩站在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下，送几位宾客离去。
槐树开花了，一串串淡黄绿色的花苞缀在枝头，被晚风一吹便簌簌地往下落，洒在两人肩头和发间，带着一股清苦又清甜的香气。
祝怀安走时回头看了一眼，笑着摇了摇头，便上马走了。
客人散尽，院门关上，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
苏晓晓在厨房里收拾碗碟，祝老爷坐在廊下喝茶，老黄狗趴在墙角打盹。
祝英台站在槐树下，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新嫁衣，又抬头看了看面前站着的人，忽然弯起嘴角轻轻笑了一下。
梁山伯伸手替她摘去发间一片槐花瓣，指尖在她鬓边停留了一瞬，然后收回来，低声问了一句：“累不累？”
祝英台摇了摇头。
她抬头望着满树的槐花和被暮色染成浅紫的远山，忽然想起三年前在万松书院第一次见到梁山伯时的情景。
那时候他搬着一只大书箱，满头大汗，冲她咧嘴笑了一下，说“祝兄，我住你隔壁”。
她当时哪里想得到，这个看起来有些笨拙的人，会在三年后的一个春末傍晚，站在她家院子里，替她摘去发间的花瓣，问她累不累。
她伸手从袖中摸出那只装玉佩的深蓝色绸袋，将里面的旧玉佩取出来。
那块温润的旧玉在她身上放了几个月，被她摩挲得愈发光滑，边缘原本有些粗糙的纹路，如今已经被她的体温和指尖磨得圆润了。
她将玉佩举起来对着暮色中最后一缕天光看了看，然后收回掌中，重新放回绸袋里，妥帖地收进荷包。
“走吧，”她转头对梁山伯说，
“母亲在等我们喝汤。”
两人沿着廊下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石板路，慢慢朝着亮着灯的堂屋走去。
廊下的灯笼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将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叠在一起，落在青石板上，一前一后，不紧不慢地往前移。
厨房里传来苏晓晓洗碗的哗哗水声，祝老爷在廊下磕了磕旱烟灰，老黄狗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继续睡。
夜风穿过庭院，将老槐树上的花瓣吹落了几朵，轻轻飘在两人走过的石板上，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替他们记下了这一天的每一步。
而这一天，跟从前的每一天一样，寻常、踏实、暖融融的。
可它又是如此不同——因为从这天起，他们不再是隔着月洞门各自读书的同窗，不再是一个在渡口等、一个在官道上走的两个人。
他们走在同一条路上了，步子一致，方向一致，连影子都融在了一起，再也不用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