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照川的父亲在凌晨一点赶到南槐剧场。
他没有先问热搜，也没有看循环播放的舞台录像，只确认了三件事：儿子没有回家，没有去常住的排练房，随身的备用手机也在家里。
“他不会演出完不报平安。”韩父说，“哪怕临时加场，也会给我留一句。”
家属正式报失踪后，警方将韩照川的化妆间、最后出现通道和车辆出口纳入调查。许砚舟向警方说明万象文博与演出服装项目的合作关系，又出示韩照川原定第二天上午参加宣传拍摄的通告单。
“违约不是失踪证据。”他说，“但他没有按约现身，也没有请假。公司配合提供合同、邮件和现场人员名单。”
顾临川和余敬忠则补做旧戏衣及脱落衣片的物权、借用和损伤记录。每一次取放、拍摄和封存都有签名。那件衣服可能关联失踪现场，更可能只是营销道具，谁都不能先把猜测写成结论。
余敬忠在“物品名称”一栏写了三次才写稳。他没有把它写成古董，也没写估价，只写“未完成脸谱纹旧戏衣一件，现缺内衬一片”。
“值多少钱？”登记人员例行询问。
“没卖过，不知道。”余敬忠说，“但谁借走的，什么时候借的，我都能说清。”
物的价值可以以后评估，流转却必须现在固定。
天亮前，两路监控的原始文件导出完毕。
唐开阳把三台设备的时间放在同一张纸上，先划掉了昨夜所有人都在说的“十七秒”。
“这十七秒不能用。”他说。
一名场务愣住：“不是你先发现的吗？”
“我发现的是画面显示相差十七秒，不是两个人真实相差十七秒。”唐开阳指着文件信息，“前台监控接的是场馆安防系统，每晚自动校时。后门那台属于剧团自己的器材系统，上次校时是四个月前。直播画面又经过导播台缓存。三个时间码不是一个钟，硬叠在一起，什么结论都能剪出来。”
警方技术人员用同一名搬运工经过不同镜头的时刻做参照，又调取门禁记录校正，最终只能确认：两段离场画面发生在相近时段，先后关系暂时无法精确到秒。
“所以也可能是同一个人绕了一圈？”剧团老板蒲成礼终于出现。
他四十多岁，黑衬衫袖口挽得整齐，进门先给所有人递名片，又对着民警解释：“我们这个项目本来就有多机位错觉。镜头延迟、预录素材，都是演出设计。韩照川现在不接电话，可能也在执行宣传保密。”
“家属不知道宣传保密。”民警说。
“年轻演员想出头，有时会把戏做得过一点。”蒲成礼叹了口气，“我也在找他。”
他说得像一个被演员临时拖累的老板。
可他说话时，目光先落在余敬忠手边的封存袋上。
顾临川注意到了，没有追问。
走路特征比时间码更难用一句“延迟”解释。警方让熟悉韩照川的人分别辨认，不提示前台或后门。韩父、余敬忠和两名长期合作的武场演员，都认为前台人物更接近韩照川。
前台人物左肩略低，转身时先送左胯；后门人物右腿落地谨慎，走到第七步后明显缩短步幅。
身高可以用靴底补，体形可以靠戏服遮，长期习惯却很难在匆忙离场时全部藏住。
为了避免“看谁都像谁”，民警又把两段画面裁掉通道标识，打乱顺序，让辨认人分别填写观察理由。有人认错脸型，有人只凭斗篷颜色猜测，只有左肩与起步习惯在四份记录中重复出现。
这仍然不是身份鉴定，却把下一步排查从所有演员缩小到有相应身体特征的人。
至少有一个是替身。
“剧团里谁右腿有旧伤？”民警问。
排练厅安静了几秒。
一名年轻演员看向角落：“邵强。”
“他人呢？”
“昨晚走了后门以后就没回来。”
蒲成礼立刻接话：“邵强是替补演员，偶尔也给照川做身位测试。但这不代表他参与失踪。”
“你刚才说可能是同一个人绕了一圈。”许砚舟说。
蒲成礼脸上的笑停了半秒：“我只是提供一种舞台上的可能。”
警方要求剧团提交完整演出方案、人员排班和宣传策划。蒲成礼没有拒绝，反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装订好的合同复印件。
封面上有韩照川的签名。
合同最后三页专门约定本次商业演出的保密内容，其中一条写得很清楚：演员须配合“谢幕后神秘消失”宣传，在指定期限内不公开行程，不回应个人账号信息。
同一页下方还有违约责任。泄露替身、路线或预录安排的一方，须承担二十万元损失，并赔偿后续宣传投放。
剧团几名年轻演员看见那个数字后，同时避开了视线。
蒲成礼把合同推到桌面中央。
“两位警官，我理解你们谨慎。”他说，“但你们现在查的，可能根本不是失踪案。”
他用指节敲了敲韩照川的签名。
“整个消失，都是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