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缝没有立刻打开。
陆闻锦先用一个多小时记录现状。
三厘米范围内共有十一针。每针的入点、出点、线向和松紧都被标在透明定位片上，原线下方垫入保护膜，拆下的线段按顺序放进编号袋。
顾临川站在工作台另一侧，只负责影像和文字记录。
第一针退出时，罗广成屏住了呼吸。
第二针之后，内衬仍贴着面料。
拆到第六针，陆闻锦停下，用竹制薄片轻轻分开两层织物。里面没有夹纸，也没有印章，只有几根颜色明显不同的细线。
一根暗红，一根靛蓝，交叉压在原缝之后。
“不是补线。”见证的刺绣从业者说，“它们没有承担固定作用，是封在线路里面的。”
陆闻锦继续分开不足半指宽的缝隙。
灯光斜照进去，一组比米粒还小的线记露了出来。
不是绣在表面的字，而是藏在内层的两笔姓氏缩记。第一笔像门框，第二笔向内回钩，旁边还有一个极小的数字。
阮·二。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罗广成凑近一步，又立刻退回警戒线外。他曾在直播镜头前把A叫作假货，此刻真正看见制作者留下的两笔线记，第一反应却不是高兴。
“她把名字藏这么深，是怕谁看见？”
没有人能回答。
若只是个人习惯，藏线是传统从业者保护母作的办法；若与账册数字有关，它也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留给普通持有人的记号。现阶段能证明的，仍只有线记的形成时间和制作习惯。
唐开阳先把相机里的照片复制到两块只读存储盘，再调出那段旧录像。
录像中的阮秋棠正在收一件练习绣片。她没有在正面落款，而是翻到背面，用暗红、靛蓝两色线交叉封住短缝。镜头扫过她手边另一件作品，内侧隐约也有“阮”字缩记。
三短一长的剪线节奏响过之后，她对学徒说：“母作不落明款，记在最后一针后头。”
这句话以前被当作普通教学内容。
现在，A里的双色封线、缩记位置和操作顺序全部对上了。
它仍不是孤立的“名家签名”。录像可能被模仿，线记也可能被仿做。可A的暗记位于一条有连续老化痕迹、且至少在顾绣云早期照片中就未曾拆开的原缝之后。
模仿者若想后加，必须破坏那十一针的老化顺序。
它们没有被破坏。
陆闻锦按原编号将缝线复位，不补新线，只在外侧增加可逆的保护层。全过程结束后，公证记录人员封存影像，罗家律师收走一份操作报告。
顾临川则翻开顾绣云的账册。
账册里没有“婚衣真品”四个字。阮秋棠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旁边写着数字2，后面是一串已经褪色的寄存编号。
罗维问：“二是她做的第二件婚衣？”
“不能确定。”顾临川说。
可能是作品序号，可能是交付顺序，也可能是某一组母作中的位置。
十二张被批量镜像的底片、账册里的数字2，以及A内层的“阮·二”，已经指向同一条旧线，却还不足以解释那条线通向哪里。
当晚七点，百工旧铺刚准备落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
冯子昂第一次亲自来了。
他没有带项目助理，只提着一只薄公文包。进门后，他看了一眼A的保护罩，没有问核验结果，直接把合同放在桌上。
“罗先生，争议闹到现在，对谁都没有好处。”
罗广成没有接。
冯子昂翻到报价页。
上一次，他提出以承担风险为由低价受让。现在合同上的数字，变成了原报价的五倍。
“这个价格今天有效。”他说，“两件一起，所有争议到此为止。”
冯子昂看出了他的迟疑。
“平台不会因为一段旧录像立刻恢复结论。继续核验，还要鉴定费、保管费和律师费。你们就算最后证明A是真的，也未必找得到同样价格的买家。”
罗维把合同拿过去，翻到标的页：“为什么一定要两件一起？”
“同源争议物统一处置，省得以后再起纠纷。”
“A和b的身份还没定，你却给它们打包出价。依据是什么？”罗家律师问。
冯子昂只说有客户意向，不肯说明客户是谁，也不提供估值报告。合同甚至没有分别列出两件婚衣的保存状态，只要求签约后四小时内完成移交。
顾临川看了一眼A的保护罩。
真正愿意用高价收一件老绣的人，至少会问褪色、脆化、污染和修复边界。冯子昂没有问过一次。他关心的不是婚衣还能保存多久，而是它什么时候离开旧铺。
罗广成慢慢把报价页推了回去。
“今晚不签。”
冯子昂没有收合同：“明天，这个数字就不在了。”
顾临川看着那串突然膨胀的数字。
数据库没有恢复，平台也没有重新认证。A甚至还没有形成最终鉴定意见。
可冯子昂已经知道，它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