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秋天，纪老板的货车在村口被拦住了。
他来青石沟收了十几年山货。哪家的木耳晒得干，哪家的榛子里空壳少，他不用上秤，手里掂一下就知道。
这次车刚过河桥，前面便横着施工围挡。
高占良穿着反光背心，从临时岗亭里出来，先把纪老板的车牌抄进登记本。
“施工区今天不放外来货车。掉头吧，我给你记的是劝返，省得下次说你闯卡。”
纪老板探出头。
“我不是游客，我收货。”
“收货车更不能进。统一收购已经开秤，你进去装满再出来，路上擦着机器，谁签责任？”
“我去年就在这儿收。”
“去年是去年。”
纪老板给胡万林打电话。
胡万林带人走到村口。围挡后面确实在施工，压路机停在半幅路上，边沟也挖开了。让一辆空车过去不难，装满货再出来，出了事谁也说不清。
徐茂林闻讯赶来，态度仍然客气。
“胡师傅，不是针对谁。施工路段有保险要求，公司又和合作社签了统一采购协议。纪老板要是愿意，可以到镇上谈供应商资格。”
纪老板问：“谈多久？”
“资料齐，走供应商审核。我现在给你联系人，不耽误你递材料。”
“这批货等得了吗？”
徐茂林没答应。
纪老板下车，在路边打开胡万林带来的两袋木耳，捏了捏。
“货我认，去年价再加两毛。可我六轮车不是耗子，不能从围挡底下钻。车进不去，一袋我不敢接。”
“绕北坡旧道呢？”胡万林问。
“我这六轮车过不去。真翻沟里，别说两毛，二十年都挣不回来。”
项目收购站下午开秤。
新搭的彩钢房很亮，电子屏上滚动着当天价格。收货员穿统一工作服，手套、秤、封口机都有。送进去的货当场分级，三天内打款，比从前赊账可靠。
价格却比纪老板少了一块三。
一等货的标准也比从前严。木耳大小不均算二等，含水量多一点算三等，袋里混进一根草梗，整袋重新抽检。
高占良坐在登记桌后，每收一袋就在表上盖一个蓝章。
“今天四点收秤。嫌低可以先背回去，等品牌价上来再卖；我不替谁保明天还有没有这一档。”
许秀珍道：“不卖给这儿，卖给谁？”
“公司修路、建厂、找销路，哪个不花钱？现在给的是入库价，品牌做起来还有奖补。我把政策说到了，卖不卖你们自己选。”
胡万林把自己带来的样品递过去。
收货员测过含水量，评为一等。
他问：“奉城今天的批发价多少？”
收货员报了一个数。
胡万林又问包装、运输、损耗和税费。几项扣完，项目留出的利润不算离谱，但也绝不薄。
徐茂林道：“公司承担前期投入，当然要有回报。你做过买卖，应该懂。”
“前期投入该回，这笔我认。”胡万林把几项成本加了一遍，“可纪老板多两毛，你们少一块三。我现在只有你们一辆车能出山，这一块五不是包装挣的，是路替你们挣的。”
“合同没写必须卖给公司。”
“我也没在合同里找到纪老板的车不能进。”
“交通归施工，收购归经营，两份文件各管各的。”
“是，两份纸都没写强买。”胡万林把市场报价、含水率和成本纸并排放好，“可一份拦车，一份开秤，合到今天，村里只剩一个买主。这一笔写在哪份里？”
徐茂林没有替两份文件增加一条不存在的答案，只让收购员按公示价格继续入库。
两个人站在收购站门口，说的都是真话。
胡万林第一次发现，真话和真话之间，也能留出一条让人走不过去的缝。
他试着把货分成小袋，让田满仓用三轮车运到村口，再倒到纪老板车上。
第一天跑了六趟。
第二天，岗亭贴出新通知：施工路段禁止非项目运输车辆频繁通行，行人及农用车辆限时放行。
田满仓把三轮车停在通知下面。
“我白天挂派车单拉砂子，这辆三轮就安全；晚上卸下砂子装木耳，车没换、人没换，我咋忽然不安全了？”
高占良道：“你拉砂子有派车单。”
“那给木耳开一张。几点进、几点出，我按你们路线走。”
“项目砂子归项目开。你自己的木耳，谁给你派车？”
田满仓把通知从头读了一遍。他会开任何一台农机，却找不到这张纸上该坐进哪个驾驶位。
白老太太第二天背来一只布袋。她没有进收购站，先把袋子放到胡万林的账桌上。
袋里是一支老山参，根须完整，年份很足。
“我这根参能卖几户少下的钱？”
胡万林没有接。
“按今年差价，四户多一点。”
“那先补最急的。”
“明年我拿什么补？山里再有参，也不按四十多户一年长。”
白老太太把布袋重新系紧。
她活了九百年，山里值钱的东西见过不少。可四十多户人一年的日子，不是一支参能托住的。
最后，大部分货还是进了项目收购站。
货没有烂，钱也按时到了账。
只是每家都比原来少拿了一截。
高占良合上登记本。
“纪老板的价写在他嘴里，你们公司的价写在屏上。”胡万林道，“货一样，少一块三，总得有个说法。”
“说法就是他的车在山外，我的秤在这儿。”高占良把四点收秤的牌子翻到正面，“你会算账，先算货今晚放哪儿。”
胡万林看着村口那条已经铺平一半的新路。
这条路比旧路宽，也比旧路好。
胡万林把行情、成本、货品等级都算对了。
纪老板的车仍停在山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