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山，抗联临时司令部。
天还没亮，帐篷里的马灯已经亮了两个时辰。秋成坐在弹药箱拼成的桌前，面前摊着那张被红蓝铅笔划得密密麻麻的察哈尔地图。地图上，宝昌的位置已经被一个粗重的红圈框住——那是凌晨攻克的标记。
帐篷外面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踩在碎石上咯吱作响。门帘被掀开，一股塞北凌晨的寒气涌进来，带着远处战场上还没散尽的硝烟味。
曾春鉴站在门口，军装上全是土，脸上有几道被硝烟熏出的黑痕，眼窝深陷——从昨夜九点总攻开始，他一直在一线指挥，到现在没合过眼。但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他身后跟着政委温志恭，两人手里各抱着厚厚一摞账册模样的东西，封面上还沾着灰。
“司令员。”曾春鉴的声音沙哑，但压不住那股子兴奋，“宝昌的缴获，初步清点出来了。”
秋成抬起头，目光从地图移到曾春鉴脸上，又移到那摞账册上。他没有急着问，而是先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水是温的，勤务兵刚换过。放下缸子，他才开口，声音平稳：“说说看。”
曾春鉴把账册放在桌上，但没有翻开。他深吸一口气，像是在组织语言，然后直接开始汇报——那些数字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不用看账册也能背出来。
“先说战果。”
他的声音在帐篷里回荡，温志恭在一旁坐下，翻开账册，准备补充细节。
“昨夜攻城，加上肃清残敌，共计击毙日军一千二百三十余人。伪蒙军及满洲国军，击毙约三百人，俘虏五百余人。我们牺牲四百零三人，伤了六百多。牺牲中有一半是白天空袭牺牲的。”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日军俘虏——只有二十三个。都是重伤被压在炸塌的工事下面，没法自裁也没法抵抗的。有一个少尉，两个军曹，剩下全是兵。”
帐篷里安静了一瞬。二十三个俘虏，一千二百多具尸体。这就是驻蒙军司令部守备部队的最终结局。
秋成没有评价，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曾春鉴继续往下说。
“武器。完整的、能直接用的，三八式步枪一千一百三十七支。加上损坏但能修理的，总数超过一千五百支。仓库里面还有新的步枪两千支”
秋成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
“轻机枪，四十八挺。其中三十一挺完好，十七挺需要修理。型号主要是大正十一年式，也就是‘歪把子’，还有几挺是九六式。”
“重机枪，二十二挺。全部是九二式，完好的十五挺，剩下的枪架或枪管有问题，但能修。”
“掷弹筒——”曾春鉴的声音提高了一点，“八九式掷弹筒，九十七具。专用榴弹堆了半个仓库，初步估算有六千多发。”
“步兵炮，四门。九二式，七十毫米口径，带全套炮架和瞄具。其中两门是备用炮，炮管几乎没打过。炮弹——步兵炮用的，三千一百多发。”
他顿了顿，补充道：“还有迫击炮弹，日军的九七式迫击炮用的，但我们没缴获到炮。炮弹有两千六百多发，八十毫米的居多。”
“子弹。”曾春鉴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声音压低了，像是怕声音太大会让这个数字飞走，“司令员，六点五毫米有坂步枪弹，七点七毫米九二式重机枪弹，两种加起来，初步清点是八十万发。仓库里还有没打开的弹药箱，最终数字可能要到一百万。”
秋成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了很久，才又轻轻敲了一下。
“继续说。”
曾春鉴清了清嗓子，翻到账册的下一页。
“被服。这批是重中之重。”
他的语气变得郑重起来。
“我们在城北的仓库区发现了日军的被服仓库，规模比预想的大得多。清点下来——日军冬季军装，三万套。”
秋成的眉峰猛地跳了一下。
“三万套？”他的声音微微上扬。
“对。棉衣棉裤，全是新的。看标签是日本本土的被服厂今年新生产的，专门为驻蒙军和配属部队准备的过冬物资。察哈尔的冬天他们比我们清楚，所以提前囤了这么多。”
三万套冬装。抗联全军现在也不过两万多人。这意味着，今年冬天，每一个抗联战士都能领到一套完整的、厚实的、日制冬装。不用再裹着各式杂色的缴获军服，不用再担心冻掉脚趾、冻烂耳朵。察哈尔的冬天，零下三十度，风像刀子。去年冬天，有战士因为缺少冬装冻伤致残。今年不会了。
“粮食。”曾春鉴继续，语速不自觉地加快了，“大米和精米，四十二万斤。都是日军的军粮，袋子上的标签写着是今年从朝鲜运来的新米。”
“罐头，牛肉罐头和鱼肉罐头，两万七千多罐。还有干菜、味噌、酱油、腌萝卜这些，一万多斤。压缩干粮，六千多公斤。砂糖和冰糖，四千多公斤。”
“马料——燕麦、豆饼、干草，加起来将近一百三十万斤。”
“油料。”曾春鉴翻到下一页，“汽油，大概六千加仑。柴油和重油，两千多加仑。润滑油、机油，好几百加仑。”
“汽车呢？”秋成问。
“卡车，完好的二十三辆。有三辆被炮弹炸坏了，但零件还能拆用。三轮摩托车，十六辆。轮胎、火花塞这些零件，仓库里存了好几箱。”
“通讯器材。”他继续往下翻，“野战电话机，四十二部。电话线，成捆的，初步估算能拉六七十公里。电台——完整能用的有五套，型号是九四式五号机。还有三套被砸坏了，但零件能拆。”
秋成的眼睛亮了一下。电台。抗联各支队分散在察哈尔、热河、兴安几千里地，联络一直是最大的难题。多一套电台，就多一双耳朵、一张嘴。
“药品和医疗器械。”曾春鉴的声音放缓了一些，“野战医院的全套物资——手术器械三套，消毒锅四个，绷带纱布成箱成捆。药品方面，磺胺有三十多箱。奎宁二十多箱。还有吗啡、阿司匹林、碘酒、酒精、止血粉……数量还在清点。”
他抬起头，看着秋成：“卫生队长说，这批药够野战医院用半年以上。磺胺尤其宝贵——以前伤员伤口感染只能硬扛，现在有药了。”
秋成没有说话。他想起那些因为缺药死在担架上的战士。有了磺胺，很多人能活下来。
“运输工具。”曾春鉴清了清嗓子，“骡马，完好的三百二十匹。大车和马车，八十多辆。自行车，四十多辆。”
“还有——修理工具、铁匠炉子、锉刀砂轮这些工兵器材，好几个仓库。”
“钱呢？”秋成问。
温志恭接过话头：“军票和日元，折合银元大概六十多万。银元本身，十二万枚。还有——黄金，大概两百多两。另外还有满洲国和蒙疆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不小。”
秋成点了点头。
“文件。”曾春鉴的声音变得郑重，“日军没来得及烧完。我们从司令部的废墟里抢出了大量文件——作战命令、兵力部署图、通讯密码本残件、人员名册。”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放在秋成面前。
“最重要的是这个。关东军司令部下发的《昭和十一年度蒙疆地区治安肃清计划纲要》。里面详细列出了日军在察哈尔、热河、绥远的兵力部署、据点位置、补给线路、秋季扫荡计划。”
秋成接过那张纸，目光扫过上面的文字。纸的边缘有烧焦的痕迹，字迹有些模糊，但关键内容还能辨认。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翻。帐篷里只有纸张翻动的声响和电台隐约的嘀嗒声。
良久，他放下文件，抬起头。
“宝昌缴获的所有物资，由后勤部统一接收、登记造册。每一支枪、每一发子弹、每一粒米，都要登记清楚。”
“是！”曾春鉴挺直腰板。
“物资分配。”秋成站起身，走到地图前，背对着众人，声音清晰而平稳。
“所有缴获物资包括打二十五联队缴获的，由后勤部统一分配。这次战役是全军配合打下来的，物资也要全军统一调配，不分谁缴的谁用。”
他顿了顿，说出分配原则。
“武器方面。步兵炮全部交给炮兵支队。其余武器，优先补充三支队——他们打宝昌攻坚，伤亡最大，新兵团也该换装了。其他各支队，由后勤部根据实际需求统一调配。”
“被服、粮秣、油料、车辆、通讯器材、药品、资金，全部由后勤部统一管理、按需分配。冬装按人数足额发，一支队要去兴安，皮帽子皮手套多给他们留。粮食各支队带一个月的口粮，剩下的分散建秘密仓库储存。电台每个支队再配一套。药品交野战医院统一管理。”
他转过身，看着温志恭：“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宝昌的老百姓。大米、罐头，按户分，优先给老人和孩子。”
“是！”
“缴获的文件，派专人立刻送到司令部来。”
秋成顿了顿，补了最后一句：“都去忙吧。今天天黑之前，我要看到完整的物资清单。”
三人敬礼，转身走出帐篷。
帐篷里重新安静下来。秋成坐回桌前，拿起搪瓷缸子。水已经凉透了，他喝了一口，涩涩的，带着塞北黄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