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木古村的薄雾还没散尽，村口已经聚集了百十号人。山里的秋天来得早，晨风带着寒意，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红光——那是从心底透出来的热气。
扎西顿珠老支书站在一块新立的石碑前。石碑是用村后山开采的青石打磨的，石匠岩伦带着两个徒弟干了三天三夜，把石头表面磨得能照见人影。碑上用汉文和傈僳文刻着两行字：“光明路二期工程起点——木古村至勐拉镇段，全长三十七公里，公元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奠基。”
老人手里拿着一把系着红绸的铁锹，手有些微微发颤。不是冷，是激动。他转过头，看着身后黑压压的人群——村里能走动的男人女人几乎都来了，连七八岁的娃娃都牵着大人的衣角，睁着好奇的眼睛。九十岁的阿普老人被孙子搀着，站在最前排，浑浊的眼睛望着石碑，嘴里喃喃说着什么。
“乡亲们，”老人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了林间的鸟雀，“今天，咱们要开始修一段新路了。这段路，要从咱们村口，一直修到勐拉镇上！”
人群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勐拉镇，那是很多村民一辈子都没去过的地方。三十七公里，在山里人心里是个遥远的概念——走路要一天一夜，骑马要大半天，就算坐拖拉机，也得颠簸三四个小时。
“这条路修通了，”扎西顿珠继续说，声音渐渐高起来，“咱们的茶叶就能直接拉到镇上卖，一斤能多卖五块钱！娃娃们去镇上读书，就不用天不亮起床、翻三座山、蹚两条河。家里老人有个急病，救护车就能直接开到村口！去年岩甩媳妇难产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岩甩站在人群里，这个三十岁的汉子眼圈一下子红了。他用力抹了把脸，背挺得更直了些。
老人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些面孔大多被山风和烈日刻满了皱纹，但眼睛里都有光。“可是修路不容易。要开山，要架桥，要流汗，说不定还要流血。省里给了钱，给了机器，但活还得咱们自己干。愿意干的，往前走一步！”
话音落地，人群沉默了几秒钟。山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
第一个走出来的是岩甩。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站到了石碑前，转身面向乡亲们，黝黑的脸上神情坚毅。
接着是阿月。小姑娘今天特意扎了两条麻花辫，系着红头绳。她牵着爷爷扎西顿珠的手，一起往前迈了一步。然后是村里的老石匠岩伦——他的大拇指少了一截，那是二十年前采石时被砸掉的，但此刻他举起了那双布满老茧和疤痕的手，站到了岩甩身边。
赶马人阿福牵着家里唯一的那匹老马来了，马背上驮着修路的工具；采茶女玉香带着十几个姐妹，她们的手因常年采茶而染上了洗不掉的青绿色，但此刻这些手紧紧握在一起；连村里最懒散的岩三——那个平时喝醉了就躺在路边晒太阳的中年汉子，也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嘴里嘟囔着：“我、我也能干点啥……”
人群像潮水般，缓缓向前涌动。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最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站到了石碑前。
九十岁的阿普老人挣开孙子的搀扶，颤巍巍地向前挪了一步，又一步。他走到石碑前，枯瘦的手摸了摸冰凉的石头，抬起头看着扎西顿珠：“我修不动路了，但我能给大家烧水、送饭。我这把老骨头，也要为子孙后代尽一份力！”
扎西顿珠的眼眶红了。他深吸一口气，高高举起铁锹，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两个字：“开工！”
“开工——”山谷里回荡着百十号人的呐喊。
第一锹土被掀起来时，太阳刚好跃出东山。金色的阳光洒在石碑上，洒在每一张淌着汗水的脸上，洒在这片沉寂了千百年的土地上。
同一时间，三百公里外，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
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一堵老旧的围墙轰然倒塌。尘烟腾起十几米高，在晨光中形成一道土黄色的幕墙。尘烟散尽后，露出墙后一片荒芜的空地——这里原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边民互市点，后来逐渐废弃，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碎砖烂瓦、生锈的铁皮、朽烂的木材堆得到处都是，几只野猫从废墟中惊惶窜出。
瑞丽市委书记周明华站在废墟前，手里拿着一张崭新的规划图。他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裤脚和皮鞋上沾满了灰尘。这位四十八岁的市委书记已经在边境工作了二十多年，从办事员干到市委书记，脸上被亚热带的阳光晒成了古铜色，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
他的身边围着十几个人：商务局长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手里拿着计算器不停地按着；海关关长穿着笔挺的制服，眉头紧锁；边防检查站站长是个黝黑的汉子，腰板挺得像标枪；还有三个皮肤黝黑的缅甸商人，穿着传统的笼基，脚上是人字拖。
“各位看，”周明华的手在规划图上划过，指尖因为长期翻看图纸而有些粗糙，“这里，将建成一个五千平方米的现代化边贸大厅。里面设检验检疫区、报关服务区、结算中心、商品展示区。旁边配套仓储物流中心，还有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他转向那三个缅甸商人，用不太熟练的缅语夹杂着汉语说：“以后你们的翡翠、红木、水果，可以直接在这里交易。手续一站式办理，货款当天结算。不用再像现在这样，货物要倒好几手，钱要等好几天。”
为首的缅甸商人吴温吞仔细看着规划图，又看了看眼前这片刚刚清空的场地。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在瑞丽做了二十多年翡翠生意，能说一口流利的云南方言。“周书记，规划很好。但是——”他指了指不远处，“那些人家怎么办？”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二十几户人家沿着边境线搭建的简易房屋，像贴在大地上的补丁。有些是竹楼，竹篾墙壁已经发黑；有些是石棉瓦房，瓦片残缺不全；最边上的一间甚至是用废旧集装箱改装的，锈迹斑斑。那里晾晒着衣服——有小孩的背心，有女人的筒裙，有男人的工装；有孩子在奔跑嬉戏；有老人在门口的小凳上晒太阳，手里编着竹筐；还有炊烟从几户人家升起，是准备做早饭了。
那是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边民在边境线附近搭建了临时住所，后来就住了下来。他们中有的有中国户籍，有的是缅甸籍但长期在此生活，情况复杂得像一团乱麻。
周明华沉默了片刻。他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但每次看到这片棚户区，心里还是会堵得慌。他转身对身后的工作人员说：“把登记册拿来。”
一本厚厚的册子递到他手中。册子的封面已经磨破了边，里面的纸张也因为反复翻阅而起了毛边。周明华翻开，一页一页地念，声音不大，但在清晨的空气中很清晰：
“岩保，六十二岁，中国籍，住在这里三十八年，以编竹器为生。女儿嫁到腾冲，儿子在广东打工，每年春节回来一次。有高血压，药不能断。”
“玛努，五十八岁，缅甸籍，住在这里三十一年，丈夫十年前在矿上事故去世，独自抚养两个孙子，靠卖米线糊口。大孙子在瑞丽读初中，成绩很好。”
“岩三，四十七岁，双重身份，在中国这边做小生意，在缅甸那边有土地，每天往返。妻子是缅甸人，在老家照顾老人。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中国读书，一个在缅甸。”
“玉恩，三十九岁，中国籍，丈夫吸毒去世后独自带女儿生活。在贸易区打零工，收入不稳定。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定期复查。”
他一连念了十几户的情况，每念一户，就抬头看看那片棚户区，仿佛能透过简陋的房屋，看到里面一个个具体的人生——岩保那双因常年编竹而变形的手，玛努凌晨三点就起来熬汤的背影，岩三每天在边境线上来回奔波的脚步，玉恩抱着女儿去医院的焦急眼神……
念完了，他把登记册合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册子很旧了，但他的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他抬起头，看向吴温吞：“吴老板，你问得好。这些人怎么办，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他招招手，一个年轻干部跑过来。小伙子叫杨帆，是市委办新来的选调生，戴着黑框眼镜，脸上还带着学生气。“小杨，安置方案出来了吗？”
“出来了周书记。”杨帆递上一份装订整齐的文件，“我们做了三个方案：一是在贸易区附近建安置小区，成本高但彻底；二是在原址附近升级改造，保留他们的生活圈但影响规划；三是货币补偿，让他们自己选择去向。”
周明华接过文件，翻了翻，摇摇头：“纸上谈兵。”他把文件递还给杨帆，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小杨，你记住，做群众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换位思考。你写的这些方案都很好，但少了最重要的东西——人心。”
他看着那片棚户区，晨光中，有扇门开了，一个老太太端着一盆水出来，泼在门口的空地上。“走，我们去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
棚户区里，二十几户人家已经聚在了一起。消息传得快，大家都知道市委书记来了，可能要谈拆迁的事。人们脸上有不安，有担忧，有期待，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看到周明华带着一群人走过来，大家显得有些紧张。妇女们把孩子们往后拉，男人们下意识地往前站了站。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被推举出来说话——他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岩保。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脚上是自己编的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个没编完的竹篮。他走到周明华面前，腰有些佝偻，但努力挺直了。
“书记，我们听说这里要拆？”岩保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害怕，是那种长期生活在边缘的人面对权力时本能的紧张，“我们这些老骨头，还能去哪儿啊？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八年，这竹楼的一根竹子、一块篾片，都是我亲手弄的……”
周明华没有直接回答。他左右看了看，搬起墙角一个倒扣着的小板凳——那是岩保平时编竹器时坐的，凳面磨得光滑发亮。他把小板凳放在地上，自己坐下了，又指了指旁边另一张小凳：“岩保大叔，您也坐。咱们坐着说。”
岩保愣住了。他活了六十二年，见过不少干部，但市委书记坐在他的破板凳上和他说话，这是第一次。他有些手足无措地在另一张凳子上坐下，双手不安地搓着膝盖。
“岩保大叔，您在这里住了三十八年了吧？”周明华的语气很平常，像在拉家常。
“三十八年零四个月。”岩保记得很清楚，“一九七三年来的，那会儿这里还是荒地，我砍竹子搭了个棚子，后来慢慢盖成了竹楼。”
“您编的竹器，我见过。”周明华诚恳地说，“上次省里开民族工艺品展销会，您的竹篮得了一等奖。我岳父也喜欢竹编，他说现在会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能编得像您这么好的，整个滇南找不出五个。”
岩保的眼睛亮了一下，腰板不自觉地挺直了些：“书记您也懂竹编？”
“我不懂，但我敬重手艺人。”周明华说，目光落在老人那双变形的手上——指节粗大，布满老茧，还有几道深深的伤痕，“我岳父说，编竹的人，手要巧，心要静，眼要准。一编就是一天，腰酸背痛，不容易。”
岩保的眼圈突然红了。他这辈子听过很多话，有人夸他手艺好，有人嫌他竹器卖得贵，但从没有人说过“不容易”这三个字。他低下头，用粗糙的手抹了把脸。
“大叔，如果给您一个铺面，就在新的边贸大厅里，专门卖您编的竹器，您觉得怎么样？”周明华继续说，“铺面不大，但位置好，有玻璃柜台，有灯光照着，您的竹器摆在里面，一定好看。”
岩保猛地抬起头，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他这辈子都在路边摆摊，晴天晒，雨天淋，竹器上总是落一层灰。有个正经铺面，那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不只是铺面。”周明华的声音更温和了，“我们还打算开一个手工艺传承工作室，请您这样的老手艺人带徒弟。政府给补贴，您教一个徒弟，每个月多一千块钱补助。徒弟学成了，作品卖的钱，您还能抽成。这门手艺，不能失传了。”
他又看向站在人群里的玛努。这位缅甸老妇人双手绞着围裙，紧张地看着他。“玛努大婶，新贸易区规划了美食区。给您一个标准化摊位，三米长，水电燃气全通，有排烟设备，卫生达标，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在路边支个灶，风吹雨淋的。您愿意吗？”
玛努张了张嘴，眼泪突然就下来了，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往下淌。她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我……我一个缅甸人，也能有摊位？我、我没有身份证，只有边民证……”
“能。”周明华说得斩钉截铁，“只要您合法经营，遵纪守法，我们一视同仁。边民证我们帮您升级，办理正规的经营许可证。您的两个孙子，上学的问题我们也协调好了，就在瑞丽二中，和本地孩子一样待遇。”
玛努“哇”的一声哭出来，蹲在地上，肩膀剧烈地抖动。旁边几个妇女赶紧去扶她，自己也跟着抹眼泪。
周明华站起身，面向所有人。晨光正好照在他身上，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他提高了声音，但语气依然诚恳：
“乡亲们，今天我来，不是要赶大家走，是要请大家一起建设一个新的家园。新的安置小区已经在规划中，离这里不到一公里，是政府划拨的专门用地。楼房不高，就六层，但有电梯，水电卫浴齐全，孩子们有游乐场，老人们有活动中心。愿意继续做生意的，贸易区里有摊位、有铺面，租金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减半。愿意学新技能的，政府组织免费培训——电工、焊工、厨师、导游，想学什么，我们就教什么。”
他顿了顿，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扫过。这些脸大多饱经风霜，但此刻都仰着，眼睛里有了光。
“我知道，故土难离。这竹楼，这灶台，这门口的老榕树，都连着大家几十年的记忆。但是——”他的声音更坚定了，“请大家相信我，新家会比现在更好。如果到时候大家不满意，觉得新房子不如老竹楼舒服，觉得新摊位不如路边摊自在，我周明华亲自给大家道歉，这个书记我也不当了！”
人群安静了很久。只有风声，还有远处推土机低沉的轰鸣。
岩保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周明华面前。老人佝偻着腰，抬头看着比自己高一个头的市委书记，突然深深鞠了一躬，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颤动。
“书记，”老人的声音哽咽着，“我们信您。您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就跟着您干！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干十年！十年，够教出十几个徒弟了！”
“我们也信！”玛努擦干眼泪站起来，“书记，我们听您的！”
“听书记的！”人群爆发出喊声。
周明华的眼眶也红了。他伸出手，紧紧握住岩保那双粗糙变形的手，又转向大家，郑重地鞠了一躬：“谢谢乡亲们！我周明华，一定对得起大家的信任！”
阳光洒在这片即将焕发新生的土地上，洒在每一张泪光中带着希望的脸上。
下午四点，怒江峡谷深处。
这里没有路，只有一条马帮踩出来的羊肠小道，最窄处不到一尺宽，下面就是百米深的怒江。江水在这里拐了个急弯，水势湍急，撞击在礁石上发出雷霆般的轰鸣，水雾腾起十几米高，在阳光下形成一道道小彩虹。
省交通厅总工程师王建国带着三个年轻技术员，正挂在悬崖上做测量。四根登山绳从崖顶垂下，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每个人腰间的安全带上。人在半空中晃荡，脚下是咆哮的怒江，耳边是风声、水声、还有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王建国今年五十六岁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被野外的风吹日晒刻满了皱纹。他干了一辈子交通工程，修过的桥、开过的隧道可以绕滇省一圈。但眼前这段悬崖，是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难啃的硬骨头。
“王总，数据出来了！”一个技术员从悬崖下爬上来，满脸是汗，安全帽下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小伙子叫小李，去年才从同济大学毕业，是王建国亲自挑进项目组的。“这段岩层结构比预想的复杂，有断裂带，还有地下水脉。如果按原方案打隧道，涌水和塌方的风险太大。”
王建国接过测量数据，就着悬崖边一块稍微平坦的石头摊开。图纸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符号和数字，他的眉头越锁越紧。这段悬崖是木古村到勐拉镇的必经之路，要么架桥，要么打隧道。架桥要跨过三百米宽的江面，两边都是近乎垂直的悬崖，技术和成本都是巨大挑战；打隧道要穿过复杂的地质构造，安全风险极高。
“再测一次。”王建国咬咬牙，把图纸小心折好收进防水袋，“把所有数据测准，一点都不能错。岩石的硬度、裂隙的走向、地下水的水压和流量，全部重新测。”
“王总，已经测了三遍了……”小李有些犹豫，“而且天色不早了，再下去一次，回来可能就天黑了。这悬崖晚上可不好爬。”
“那就测第四遍！”王建国的声音在峡谷里回荡，盖过了江水的轰鸣，“这条路要管一百年！是要让木古村的娃娃们平平安安走出去，再平平安安走回来的！咱们今天马虎一点，将来就可能出大事！真要出了事，咱们就是千古罪人！”
几个技术员对视一眼，都没说话。他们默默检查了一遍安全装备——绳索、安全带、锁扣、仪器，然后重新向悬崖下滑去。动作熟练而沉稳，没有一丝犹豫。
王建国站在崖边，山风吹得他花白的头发乱舞，工作服猎猎作响。他看着几个年轻人消失在悬崖下，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骄傲，有担忧，还有深深的责任感。这些孩子，大多二十出头，最好的年纪，本该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写方案，却跟着他这个老头子在这荒山野岭里爬悬崖、钻山洞。图什么？
手机突然响了，铃声在山谷里显得很突兀。王建国掏出手机，是林枫打来的。信号时断时续，他找了个稍微避风的地方。
“王总，听说你们遇到难题了？”林枫的声音在风声和电流声里有些模糊，但那份关切是实实在在的。
“林书记，”王建国实话实说，没有半点隐瞒，“岩层结构复杂，原方案可能行不通。我们正在重新测量，但情况不容乐观。”
“需要什么支持？”林枫问得直接。
“需要时间，需要更精密的地质勘探设备。可能……还需要调整线路，那样工期就要延后，成本也会增加。”王建国顿了顿，补充道，“但林书记，我向您保证，不管方案怎么调整，安全和质量一定是第一位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王建国能想象林枫此刻的表情——一定是眉头微皱，目光深邃，在快速权衡各种可能。
“工期可以延后，质量不能打折。”林枫的声音传来，清晰而坚定，“需要什么设备，我协调。需要专家，我请中央支援。只有一条——方案必须科学，必须安全。王总，您是一辈子的老交通，我信您。您尽管放开手脚干，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
王建国的喉咙突然哽住了。他用力清了清嗓子：“书记放心，我王建国干了一辈子工程，没出过事故。这把年纪了，更不敢砸招牌。这条路，我一定给您修得结结实实的，让子孙后代都能放心走！”
挂掉电话，王建国对着峡谷大喊：“兄弟们，加把劲！林书记说了，工期可以延，质量不能差！咱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悬崖下传来技术员们的回应，被风声和水声撕扯得断断续续，但那份坚定是清晰的：“明——白——！”
夕阳开始西斜，把怒江染成了一条金色的带子。王建国没有离开崖边，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几个年轻人在悬崖上一点点移动、测量、记录。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自己也是这样跟着老工程师在深山老林里跑，也是这样在悬崖上吊着测数据。老工程师常说：“建国啊，干咱们这行的，一要有良心，二要有担当。咱们画的每一条线，将来都是老百姓要走的路。路修得好，功德无量；修得不好，罪孽深重。”
三十年了，这句话他一直记在心里。现在，他也要把这句话传给悬崖下的这些年轻人。
天快黑时，几个技术员终于爬了上来。一个个筋疲力尽，身上全是泥土和汗水，但眼睛亮晶晶的。
“王总，数据齐了！”小李把一沓湿漉漉的记录纸递过来，手还在微微发抖——那是长时间悬空作业后的肌肉反应，“我们找到新方案了！可以绕过最复杂的地质带，虽然线路要延长八百米，但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王建国接过记录纸，就着最后的天光仔细看。图纸上，一条新的线路被红笔标出，避开了断裂带，绕过了地下水脉，虽然要多挖八百米，但岩层稳固，施工风险大大降低。
“好！”王建国一拍大腿，花白的眉毛扬起来，“就是这个思路！走，回营地，连夜把新方案做出来！明天一早，我带着方案去省里汇报！”
“王总，您不休息一下？”小李担心地问。老爷子在悬崖边站了一下午，晚饭都没吃。
“休息什么！”王建国大手一挥，率先往营地走去，脚步居然比年轻人还快，“路早一天修通，木古村的百姓就早一天受益！走！”
几个年轻人互相看看，都笑了，赶紧跟上。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怒江翻滚的水面上，随着波浪晃动，像是五个跋涉在金色大河上的行者。
营地是临时搭建的，就在离悬崖两公里的一处平地上。几顶帐篷，一台发电机，几张折叠桌，就是全部家当。王建国一进帐篷就摊开图纸，打开笔记本电脑，几个技术员围过来，泡面的香气在帐篷里弥漫。
这一夜，帐篷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三点。
傍晚六点，春城省委大院。
林枫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他刚刚结束一个视频会议——屏幕上连接着全省二十五个边境县市的党政一把手。此刻屏幕已经暗下去，但会议室里还残留着刚才激烈讨论的热度。
马文远轻手轻脚地进来，换掉已经凉了的茶水，又端来一盘切好的水果。“林书记，您晚上还没吃东西。”
林枫这才从文件中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几点了？”
“六点二十。”马文远说，“刚才的视频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
林枫点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滇红，温润醇厚，是他喜欢的味道。他看向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远处滇池的方向有星星点点的渔火。
“文远，把刚才会议的要点整理一下。”林枫说，“特别是那几个县提出的具体困难，要列清楚，明天一早就协调解决。”
“已经在整理了。”马文远说，“不过林书记，今天您问了每个县同一个问题——‘今天有什么具体进展’。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问住了。”
林枫笑了笑：“就是要问住他们。我们干工作，最怕的就是空对空，就是一堆数字、一堆口号，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我就是要让他们每天睡觉前都想一想：今天我到底干了什么具体事？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省委大院门口那两排高大的银杏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在灯光下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更远处，是城市的万家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家庭，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有他们对明天的期盼。
“文远，你知道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吗？”林枫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不是那些漂亮的汇报，不是那些增长的数字。是今天腾冲市委书记说，他们给每个修路工人配了定位手环，随时监测身体状况；是勐腊县委书记说，他们给拆迁老人按原样重建了竹楼；是瑞丽周明华说，他坐在老百姓的小板凳上，听他们讲了几十年的故事……”
他转过身，眼睛里有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光：“这些才是真正的干部。他们心里装着老百姓，懂得老百姓的苦，知道老百姓的盼。这样的干部，才是我们事业的脊梁。”
马文远静静听着，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跟了林枫这么多年，见过书记在各种场合的样子——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在工地上汗流浃背，在老百姓家里盘腿而坐……但最打动他的，永远是此刻这种时刻：夜深人静，书记一个人站在窗前，想着那些远在边境的干部群众，想着那些最普通的老百姓。
“对了，”林枫突然想起什么，“岩温省长今天是不是跑了三个县的卫生院工地？”
“是的，省长早上七点就出发了，现在刚回到办公室。”马文远说，“他打电话来说，发现建材供应有点紧张，特别是水泥和钢筋，问能不能协调一下。”
“告诉他，明天我约几家建材企业开个现场会。”林枫不假思索，“另外，通知商务厅，研究从周边省份调运建材的方案。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应急储备。还有，让住建厅派人下去，指导各县科学安排施工进度，避免一哄而上、资源挤兑。”
“是。”马文远迅速记录。
正要离开，林枫叫住他：“文远，今天几号了？”
“十月十六号。”
林枫走到办公桌前，翻开台历，用手指点了点。“离年底还有七十六天。七十六天，要完成所有项目的前期工作——立项、设计、招标、开工准备……”他抬起头，目光炯炯，“时间不等人啊。明天开始，你每天给我报一次倒计时。”
“是！”
马文远离开后，林枫重新坐回办公桌前。桌上堆满了文件，最上面是一份边境二十五县市的项目进度表，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标注。他翻开，一页一页地看，不时停下来，在空白处写下批注。
灯光下，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笔尖移动而轻轻晃动。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夜渐渐深了。
但林枫知道，在更远的边境线上，在那些山村、那些工地、那些刚刚开始建设的家园里，还有很多灯火亮着——
木古村的祠堂里，扎西顿珠老支书还在煤油灯下核算明天的用工安排，老花镜滑到了鼻尖；
怒江边的帐篷里，王建国总工程师和几个年轻人还在修改隧道方案，泡面盒堆了一桌子；
瑞丽棚户区的竹楼里，岩保老人就着昏黄的灯光，在编一个新的竹篮，那是准备送给周书记的礼物；
春城医院的病房里，岩温省长一边输液一边打电话协调建材，护士几次进来劝他休息，他都摆摆手说“马上就好”；
还有阿月，小姑娘在村小的宿舍里，就着充电台灯写作业，作业本的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的理想——等路修通了，我要去镇上读中学，然后考大学，学修路的技术，回来给更多村子修路……”
一砖一瓦，皆为承诺。
一步一印，皆是征程。
这一夜，很多人无眠。但无眠的夜里，孕育着崭新的黎明。当第一缕晨光刺破黑暗时，这片土地上又将开始新一天的奋斗——为了那些灯火下的期盼，为了那些沉甸甸的承诺，为了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温暖、更加有尊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