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岛，上帝之手大楼，地下一层。
这地方原本是仓库，堆过耗材，放过旧仪器，后来腾出来，改成了“向世界问病”的邮件分拣室。
墙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用大头针戳满了红点。
每个红点代表一封来信，或者一段视频，或者一段语音。有的来自大城市。
有的来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岛。密密麻麻，扎得地图都快烂了。
顾雨蹲在地上，面前堆着六个大纸箱。嘴里叼着根棒棒糖，橘子味的。腮帮子一鼓一鼓。手底下飞快。
“念念，你过来看这个。挪威来的。老太太，七十四岁，丈夫得了帕金森，手抖得端不住碗。她拍了段视频，就一句话——‘你们能治渐冻症，能不能也治治这个抖’。”
念念趴在显微镜上，左眼眶还红着。听见这话，抬起头。铅笔夹在耳朵上，转了一圈。
“帕金森？第几封了？”
“光昨天就收了四百多封。帕金森、亨廷顿舞蹈症、肌萎缩侧索硬化、某些儿童罕见病。问什么的都有。有人问，能不能让聋哑人听见。有人问，能不能让盲人看见。还有人问——能不能让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谁问的？”
“一个阿根廷的小伙子。说他奶奶走了三年，他每天都梦到她。梦醒了就哭。哭完了就写信。写了七百多封。每一封第一句都是——‘我知道这不可能，可我还是想问’。”
念念没说话。把手里的载玻片放下。走到纸箱跟前。蹲下来。随手抽出一封信。字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信纸发黄，边角卷起来。有一块深色的印子。是水渍？是泪渍？说不清。
“这个呢？”
“广西来的。一个村医。说他那地方，得了一种怪病。每年入冬，就有老人开始忘事。忘着忘着，人就不行了。去年走了七个。今年已经走了三个。他问，阿尔茨海默能不能治。如果能，他要学。学会了带回去。给村里人用。”
“广西哪个村？”
“没写详细地址。只写了‘广西，大山里’。”
“回信了吗？”
“回了。问了地址。还没回。”
念念把信叠好。塞回信封。站起来。走到地图跟前。盯着那些红点。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东南亚、大洋洲。全是红点。有些地方红点摞红点。针都扎不下了。
“秦铮呢？”
“海兔房。做电生理。说今天不出来了。让别打扰。”
“奥洛夫呢？”
“在楼上。跟早川吵架。早川说，海兔的电信号有昼夜节律。奥洛夫说，那叫‘太规矩’。两个人吵了快一个钟头了。丁若谷在旁边喝茶。一句话不说。就听。”
“丁若谷站谁？”
“谁都不站。他说，两个都对。但都只说对了一半。一个看电。一个看气。电和气，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可凑在一起，才叫活人。”
“行。我去楼上看看。你继续分。按洲分。按病种分。按能不能回信分。能回的，三天内回。不能回的，也回。说清楚为什么不能。别让人白等。”
“那要是人家问的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答案呢？”
“那也回。就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在找答案。找到了告诉你。找不到，也告诉你。不骗你。’”
顾雨点头。又塞了根棒棒糖。草莓味的。把橘子味的糖棍从嘴里拔出来，随手往纸箱边上一插。棍子上还带着一点口水。亮晶晶的。
念念上楼。走廊里全是人。抱着文件夹跑的。蹲在墙角看数据的。对着白板吵架的。会议室的门半开着。里面传来奥洛夫的声音。带着瑞典口音。每个字都像在嚼石头。
“你那个‘呼吸感’，是解释。不是发现。解释可以编。发现不能编。”
早川的声音低一些。但稳。
“我没编。数据在这儿。三天。七十二组。每一组都有三百分之一的电压波动。这不是噪声。噪声是无规律的。这个有规律。跟潮汐对得上。”
“潮汐？你说海兔房跟月亮有关系？”
“跟月亮没关系。跟水有关系。海兔房的水，是从海里抽的。海水有潮汐。潮汐影响水压。水压影响溶氧。溶氧影响细胞。细胞影响信号。信号影响记录。所以记录里有潮汐的痕迹。这不是噪声。这是环境。环境也是数据。你把它当噪声滤掉，就等于把海兔的一部分滤掉了。”
奥洛夫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准备怎么办？”
“不滤。记录的时候，标清楚潮汐时间。分析的时候，跟潮汐对照。让每一组数据，都带着它的‘呼吸’。没有呼吸的数据，是死的。有呼吸的数据，才是活的。”
“活的？你拿什么证明它是活的？”
“拿我自己。我每天记录自己的心率。跟海兔的数据对照。我的心率也有潮汐。早上高。晚上低。人在变。海兔也在变。两个都在变。变的东西跟变的东西对上了，就是活的。”
奥洛夫转身。看见念念站在门口。摊了摊手。
“你听见了？”
“听见了。”
“你怎么说？”
“让他试。”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是‘活的’。我们做桥接医学，第一原则就是‘病人永远在场’。病人是活的。海兔也是活的。早川把海兔的呼吸当数据。这个方向，比单纯电信号更近一步。让他试。试错了，我兜着。”
奥洛夫眯了眯眼。
“你兜？拿什么兜？项目经费是冷月批的。你兜不了。”
“那就让冷月批。多批一千块。买一套潮汐记录仪。装在海兔房外面。钱从我的奖金里扣。”
“你的奖金？你奖金早就捐了。”
“那就再捐一次。捐不捐是我的事。批不批是她的事。我去跟她说。”
奥洛夫没再拦。从桌上拿起一摞纸。递过来。
“这是今天的分拣报告。帕金森，一千二百封。亨廷顿，四百封。运动神经元病，八百封。罕见病儿童，两千封。还有——‘最后的问题’，你猜多少？”
“什么最后的问题？”
“就是那个匿名留言。说‘最后一个不治之症，是衰老’。这封信，后来跟了一千多封回信。全是问同一个问题。衰老，你们敢碰吗？”
念念接过报告。翻到最后。有一页专门统计了“衰老问题”的来源。北美三百封。欧洲两百封。亚洲五百封。非洲一百封。还有一百多封来自南太平洋各岛。
“这么多？”
“而且越来越多。上个月一天两三封。这个月一天十几封。都是老人。都是自己写的。有的九十多岁。手抖得拿不住笔。就用录音。录完了，让人寄过来。磁带、光盘、U盘。什么都有。有一盘磁带，我放了半天。全是杂音。最后只有一句话——‘我不想活了。但我又不想死。’”
念念把那页纸折起来。塞进兜里。
“这封信，单独回。不回邮件。手写。用毛笔。写完了，寄回去。”
“毛笔？你会写毛笔字？”
“不会。找丁若谷。他会。他开药方，用毛笔。字好看。让他写。写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衰老能不能治。但我们知道，每一句问话，都值得被听见。’”
“就这样？”
“就这样。问的人，不一定在等答案。他在等一个‘有人听见了’。听见了，他就不孤单。不孤单，就能再撑一天。一天加一天，就是一辈子。”
下午，分拣室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三十多岁。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全是血丝。背着一个破包。包里塞满了信。手里还拎着一袋马黛茶。进了门，也不说话。先把信倒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然后拿出茶壶。泡上。递给顾雨一杯。
“喝。提神。比你们的咖啡好。”
顾雨接过去。喝了一口。苦得龇牙。
“这什么茶？像草。”
“就是草。马黛草。阿根廷的。苦，但回甘。跟日子一样。”
“你叫什么？”
“我叫马蒂亚斯。我奶奶三年前去世。帕金森。走的时候，手抖了整整八年。我写了七百封信。你们回了三封。三封我都收到了。所以我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来学。学怎么治帕金森。学完了回去。开诊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那里有很多帕金森老人。没人管。医院不收。因为没钱。我就学你们的办法。用便宜的。用管用的。用不花钱的。”
“帕金森我们现在也没治好。”
“我知道。但我可以学你们怎么研究。怎么问问题。怎么记录。怎么跟病人说话。这些，你们已经会了。我学了，回去就能用。不治病，先治人。人不孤单了，病就好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