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上海，改革春风刚吹过黄浦江，人心躁动。程鹤宇站在外滩老海关大楼的阴影里，望着对岸浦东方向稀疏的灯火。他推了推金丝眼镜，手中的大哥大沉甸甸的，像一块黑砖。
“程先生，钱总到了。”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
程鹤宇转身，看到钱景尧从一辆黑色奥迪100里出来，穿着九十年代初流行的双排扣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神里有着与年龄不符的阴鸷。
“领导。”程鹤宇点头致意。
“鹤宇，计划有变。”钱景尧直入主题，声音压得很低，“谭笑七比我们想的狡猾。他提前把北京公司的现金转移了，还向工商银行申请了紧急贷款。”
“那我们还要进行第三步吗？”程鹤宇问，这时通讯基本靠电话和传呼机，监控摄像头还很少见，这给了他们行动空间，但也意味着信息传递缓慢，风险不可控。
钱景尧点燃一支中华烟，深吸一口：“不仅要进行，还要升级。谭笑七以为靠银行就能救他？我要让他知道，有些规则不是写在纸上的。”
两人走进附近一家国营饭店的包间，服务员上完菜后就退了出去。钱景尧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手绘的地图，摊在油腻的桌面上。
“这是智恒通北京公司的办公地点，”钱景尧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下个月十五号，他们要在这里举办大型商展，向外国客户展示从德国西门子新进口的医疗设备。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程鹤宇仔细看着地图。1992年的北京，三环路还没全线通车，大部分地区仍保留着老城风貌。智恒通的办公楼位于朝阳区一栋高层建筑里。
“我们的目标是破坏这场商展，让智恒通在外国客户面前彻底丢脸。”钱景尧的眼神变得锐利，“鹤宇，我知道你有顾虑。但你要明白，谭笑七抢了我的未来。”为了拉拢程鹤宇，钱景尧不惜告诉对方自己被谭笑七亲手骟了的事实。
程鹤宇沉默。1992年，市场经济刚刚被确立为改革方向，无数人下海经商，规则模糊，底线模糊。
“我们需要更精细的计划。”程鹤宇最终开口，“现在不比以前，公安系统正在改革，对刑事犯罪打击力度加大。我们不能留下明显的证据。”
“所以需要你的头脑。”钱景尧拍拍程鹤宇的肩膀，“我在深圳认识一些人，能搞到‘特殊设备’。但如何运进北京，如何实施，需要你设计。”
程鹤宇推了推眼睛，他擅长计划，擅长规避风险，但钱景尧这次的疯狂程度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给我三天时间，我需要实地考察。”程鹤宇说。
“可以。但记住，时间不等人。”钱景尧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给程鹤宇，“这是活动经费。用现金，不要留记录。”
此时银行转账监控还不严格，现金交易仍然是主流。程鹤宇接过信封，感受着里面厚厚一沓百元大钞的重量。他知道，一旦打开这个信封，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北京，1992年深秋。
邬总站在刚修好的智恒通北京公司电梯门口，看着工人们悬挂“中德医疗设备合作展”的红色横幅。年轻的邬总穿着一身秋装，头发乌黑，眼神锐利。
“邬总，德国代表团的行程确认了，下月十五号上午十点准时到。”虞和弦过来报告，手里拿着传真纸。这时传真机是最先进的通讯设备之一。
“安保安排得怎么样？”谭笑七问。
“派出所已经报备了，展会期间会增派两名民警执勤。另外，我们雇佣了六名保安，三班倒。”虞和弦顿了顿，压低声音，“还有，吴大哥说钱景尧那边有动静。我们的人在上海看到他最近频繁活动，似乎在准备什么。”
邬总冷笑。1992年的商业竞争，已经不只是价格战和质量战，更演变成了情报战和资源战。自从谭总骟了钱老后，就知道钱景尧不会善罢甘休。前两个月的几起“意外”都指向钱景尧，但证据不足。
“加强内部防范，特别是对陌生面孔。”邬总吩咐，“另外，通知德国方面，把最重要的设备延期一天运到，放在秘密仓库。展会上只放样品和模型。”
“谭总，您怀疑钱景尧会派人直接破坏设备？”
“我不怀疑，我确定。”邬总望向南方，仿佛能看见钱景尧那张因仇恨而扭曲的脸，“1992年是个转折点，有人想靠本事吃饭，有人还想用老手段。钱景尧属于后者。”
虞和弦离开后，邬总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台摩托罗拉蜂窝手机，一分钟后收到回复：“鱼已游入网，等待收网时机。”
邬总脸上露出一丝冷峻的微笑。1992年的商战，比的不仅是金钱和关系，更是信心和耐心。钱景尧以为自己在暗处，却不知道谭笑七已经在他身边布下了吴德瑞的人，掌握了钱景尧的大部分动向。
但谭笑七不知道的是，程鹤宇已经察觉到这个眼线的存在，并将计就计，提供了一些半真半假的信息。
上海，程鹤宇的临时住所。
这是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家具简陋，但桌上摆满了图纸和资料。程鹤宇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眼中布满血丝，但大脑异常清醒。
他的计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利用1992年北京交通管理不完善的漏洞，在展会前一天晚上，派人伪装成电力公司检修工，进入智恒通大楼，在主要电路上安装延时短路装置。
第二，在展会当天清晨，雇佣一批社会闲散人员，在通往展馆的主要道路上制造多起“交通事故”，阻塞交通，延迟德国代表团到达时间。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在展会开始后，通过内部人员（已经被钱景尧收买的智恒通北京公司的一名电工）触发短路装置，同时切断备用电源，让整个展会陷入黑暗和混乱。
计划看似完美，但程鹤宇心中始终有一丝不安。1992年的中国，社会控制仍然严密，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很难不留痕迹。更重要的是，他了解谭笑七，这个男人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程鹤宇接听，是钱景尧。
“鹤宇，深圳的‘设备’已经到了，今晚交接。你那边怎么样？”
“计划基本完成，但有一个问题。”程鹤宇说，“我们需要一个‘保险丝’——一个在事发后可以承担责任的人。我建议是那个被收买的电工，事后可以给他一笔钱，让他离开北京。”
钱景尧沉默了几秒：“不够。万一他被抓到，还是会牵连我们。需要更彻底的方案。”
程鹤宇心中一紧：“您的意思是...”
“意外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在电路故障引发火灾的时候。”钱景尧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消防设备不完善，出点意外也很正常，对吧？”
程鹤宇的手心开始出汗。他最初答应帮助钱景尧，是为了报复谭笑七的不公，只分给他100万股票，关键是自己女友狄盈倩被害后，谭笑七把他抓紧一间地下密室审讯，受尽屈辱，迫使他背叛。但他从未想过要闹出人命。
“领导，这样风险太大了。出了人命，公安一定会追查到底...”
“所以才需要精细的计划。”钱景尧打断他，“鹤宇，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想想谭笑七对你做了什么，想想你这半年是怎么过的。是他先破坏了规则，我们只是用他的方式回敬他。”
电话挂断后，程鹤宇呆坐了很久。窗外的上海正在经历巨变，推土机的轰鸣声日夜不息，新的高楼拔地而起，旧的弄堂逐渐消失。1992年，一切都在变化，道德底线、商业规则、人际关系，都像黄浦江的水一样浑浊不清。
他最终做出了决定。他给谭笑七打电话，告诉谭总在上海的出差时间还要延长几天，这边的订货渠道尚需打通。谭笑七挂断电话后，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这个程鹤宇人心不足蛇吞象，把他从杨氏接过来，让他担任智恒通电器部总经理，要不是看他女朋友被杀，给他100万股权，居然还不满足，他能跟魏汝之和吴德瑞比吗？
北京，展会前一天。
程鹤宇来到朝阳区，在智恒通大楼对面的蓝岛大厦开了一间房。从窗户望出去，可以清晰看到智恒通大楼的入口和停车场。
傍晚六点，他看见三辆挂着河北牌照的卡车驶入智恒通后院，工人们开始卸货。那是德国医疗设备的样品和模型，包装严实，由专人看管。
七点，智恒通大楼的灯光陆续熄灭，只剩下门口传达室和几个楼层的零星灯光。1992年的北京，大部分单位晚上都不办公。
八点，程鹤宇下楼，走进附近一家新开的肯德基——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里面坐满了好奇的市民。他点了杯可乐，坐在靠窗的位置，观察着街道上的动静。
九点，他看见两个穿着电力公司制服的人走向智恒通大楼，与门口保安交谈几句后进去了。那是钱景尧安排的人。
按照计划，这两个人会在配电室安装短路装置，然后悄悄离开。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分钟。
但九点四十分，那两个人还没出来。
程鹤宇感到不对劲。他走到公用电话亭，投币，拨打了一个北京本地的号码。
“喂？”接电话的是钱景尧在北京的联系人。
“电工出来了吗？”
“还没有。可能遇到点小麻烦，别担心，他们都是老手。”
“超过预定时间了，让他们马上撤。”程鹤宇的语气坚决。
“好吧，我呼他们。”1992年，传呼机是最快的联络方式。
程鹤宇挂断电话，回到肯德基继续观察。十点，那两个“电工”终于出来了，但步履匆忙，几乎是小跑着离开。
就在这时，两辆警用边三轮摩托车驶到智恒通大楼门口，车上下来四名民警。保安迎上去，交谈了一会儿，民警开始进入大楼。
程鹤宇的心沉了下去。警察来得太巧了，巧得不正常。
他立即离开肯德基，回到招待所房间，用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刚拉上旅行包的拉链，房门就被敲响了。
“谁？”程鹤宇的手悄悄伸进枕头下，那里有一把防身用的弹簧刀。
“服务员，送开水。”门外是个年轻的女声。
程鹤宇松了口气，打开门。门外站着的确实是招待所的服务员，推着送水车。但她身后，两个穿着便衣的男人迅速闪入房间，关上了门。
“程鹤宇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为首的男人亮出证件——北京市公安局。
程鹤宇的大脑飞速运转，公安是如何找到他的？除非...有人提前告密。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他尽量保持镇定。
“到了局里就知道了。”便衣警察的语气不容商量。
在押往公安局的路上，程鹤宇一直在思考是谁出卖了他。钱景尧？不可能，这个计划对钱景尧同样重要。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谭笑七早就知道了整个计划，并且将计就计。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
“程鹤宇，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审讯民警是个中年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北京口音。
“不知道。”程鹤宇推了推眼镜，这是他的习惯动作，能帮助他思考。
“今天晚上九点到十点，你在哪里？”
“在招待所房间休息。”
“有人能证明吗？”
“没有，我一个人。”
民警拿出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认识这两个人吗？”
照片上是那两个“电工”的正面照，显然是在智恒通大楼内偷拍的。
“不认识。”程鹤宇面不改色。
“他们可是认识你。”民警又拿出一份材料，“这两个人是深圳警方通缉的在逃犯，涉嫌多起盗窃和破坏案件。他们交代，是受一个叫‘程工’的人指使，今晚要在智恒通公司安装爆炸装置。”
爆炸装置？程鹤宇心中一凛。计划里明明是短路装置，怎么会变成爆炸装置？除非...钱景尧瞒着他升级了计划。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程鹤宇坚持道。
审讯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凌晨两点。民警没有得到想要的供词，但根据现有证据，他们可以拘留程鹤宇二十四小时。
在拘留室冰冷的水泥床上，程鹤宇彻夜未眠。他想明白了整个陷阱：
谭笑七早就知道他们的计划，但故意不阻止，反而暗中将短路装置换成了爆炸物——或者更可能的是，钱景尧原本计划的就是爆炸，只是瞒着他。然后谭笑七报警，让警察在事发前介入，人赃并获。
这样一来，钱景尧不仅无法破坏展会，反而会背上恐怖袭击的罪名。1992年，正值改革开放关键期，政府对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打击严厉，这个罪名足以让钱景尧万劫不复。
而程鹤宇自己，则成了钱景尧的替罪羊。
天亮时，民警再次提审。这次，民警的态度有所缓和。
“程鹤宇，我们查了你的背景。你是上海交大毕业，曾经是国企技术骨干，下海才2年。”民警点了支烟，“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卷入这种事？”
程鹤宇沉默。
“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民警压低声音，“昨晚我们抓人的时候，在附近胡同里还发现了另一个人，身上带着照相机和望远镜，好像在监视什么。我们控制他后，他交代是受雇于一个姓谭的老板，任务是确保‘计划顺利进行’。”
程鹤宇猛地抬头。
“你明白了吗？你和你背后的钱景尧，都被人算计了。”民警弹了弹烟灰，“现在给你一个机会，配合我们调查，戴罪立功。否则，爆炸未遂这个罪名，在1992年最少判十年。”
程鹤宇闭上眼睛。他想起了钱景尧在电话里平静的声音：“意外总是难免的...”，想起了谭笑七那张永远冷静的脸，想起了自己本该在国企安稳工作却被迫下海的二年...
“我需要时间考虑。”他最终说。
“给你到中午。展会十点开始，十二点前我们要有结论。”
民警离开后，程鹤宇坐在审讯室里，感受着北京秋日清晨透过铁窗洒进的阳光。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转折。无论他选择哪一边，都不会有完美的结局。
但他忽然想起大学时读过的一句话：“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个人的选择往往微不足道，却又至关重要。”
1992年，中国的转折之年。而他，程鹤宇，也站在了自己的转折点上。
墙上的时钟指向八点三十分。距离德国代表团到达智恒通展会，还有一个半小时。
程鹤宇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铁门：“同志，我考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