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好像是在打太极，你攥紧拳头用力往前推的时候，对面砸回来的，往往是结结实实的暴击。
可等哪一天你卸了劲儿，塌下肩膀认了怂，生活反倒会出其不意地，往你手心里塞上一块糖。
1978 年那一阵迟到的春风，就是李在然这辈子吃到的最甜的一块糖。
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是他先从广播里听来的，后来又托人从县教育局捎回一张《人民日报》。
那张报纸，他压在自己枕头底下，每天晚上就着煤油灯，把那两行字翻来覆去地读，直读到能背下来。
“恢复招收研究生”，就这个“ 恢复”两个字，在他心里，比金子还沉。
他今年已经三十一岁，人到中年，在农村那块土坷垃上，整整耗掉了十二年青春。
十二年前，他连大学的门朝哪儿开，都没资格看上一眼。
十二年后，命运却忽然把门给他敞开了，敞得这么大，大得让他有点发慌。
考，一定要考。 他在黑夜里对自己说，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听得见。
他怕这又是一场空欢喜，怕自己睡一觉醒来，那张报纸上的字就凭空消失了。
他甚至不敢把消息告诉远在乡下的爹娘，怕两位老人跟着他白白高兴一场，再跟着他白白失望一场。
他一个人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像守着一盏随时会被风吹灭的灯。
—— 可到底考什么，李在然还是得先想明白。
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目光落在
两个字上。
其实他骨子里，从小就热爱教师这个行当。
高中毕业那一年，他就盘算着要考师范，将来站上讲台，把一肚子的学问，倒给底下那些眼睛发亮的娃娃们。
只是到了高三那年，他报考大学，不获准，表格上多了冷冰冰的四个字：工作需要。
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自己到底栽在哪儿。
栽在他的家庭成份上，栽在他那弯弯绕绕的社会关系上。
他家三代市民，可七大姑八大姨的枝蔓里，地富反坏右 五顶帽子，一顶不落地，都有亲戚替他戴过。
这样一个 特殊标签 满身的人，在那样的年月里，是没资格迈进大学那道门槛的。
路被堵死了，李在然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读函授大学、业余大学，好歹圆一圆他那点残缺的 大学梦。
他还记得去县招生办递交申请那回，办事员头也不抬，把表格往旁边一推，嘴里哼哼着：你这种情况，报也是白报。
那一声 ，像一根刺，在他心里扎了整整十二年。
后来到了1966 年，又一记更重的浪头兜头打下来，把他这点可怜的梦想，连根掀翻，摔得粉碎。
好日子，是慢慢熬出来的。
转眼到了1978 年，那些压了他十二年的 政治身份 的闸门，忽然一夜之间被撤了个干干净净。
全国上下，没有哪个人还敢拿 政治身份 作挡箭牌，去阻挠考大学、考研这类直接关系 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大事了。
当年当面给他甩脸子、放狠话的那位领导，如今还好好健在，却也再不敢伸手拦他报考了。
不但不拦，那位领导还破天荒地拍拍他的肩膀，挤出个笑脸来：小李，去考吧，考上了，给咱全公社争光。
李在然嘴上应着 是是是，心里却记着十二年前那声 。
他在干活歇晌的工夫，常常望着远处的田垄出神，想这穷乡僻壤里，还有没有那种 无法无天 的小领导，还在偷偷摸摸地挡年轻人的求学路。
起码在他李在然周围，这样拦路的脚步声，是听不到了。
拿到报考批准单那天下班，李在然跟换了个人似的。
他走路时腰板挺得笔直，脚步也带上了风，从前那股子见人就夹枪带棒的尖酸刻薄，一夜之间全换成了笑模样。
同事们都打趣他返老还童了，问他是不是偷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他笑而不语，只在心里把四个字翻来覆去地嚼：考上大学。
梦想这东西真是怪，它能把一个蔫了十二年的人，重新一点一点地焐活过来。
可在夜深人静、煤油灯芯
地爆了一个花的时候，李在然又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认认真真地问一句：你到底，为什么考？
难道是为了逃离这片土坷垃，奔大城市里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李在然岂不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也太龌龊了些。
难道是为了过一把 大学生 的瘾，好跟人前显摆显摆？
他自问不是那号爱慕虚荣的人，拿十二年身家去搏一个面子，根本不值当的。
难道是为了 逆天改命，从农民变成城里人？
可改的什么命？改来改去，不还是个一心往上爬的功利之徒么。
这个 为什么，竟比 人活着到底图什么 还要难缠，问得他寝食难安。
后来书读得多了，人也结识得多了，李在然才发现，全天下报考的人，动力真是五花八门。
嘴上统一喊的，是 报效祖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 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落到个人的小算盘上，有的说想 回到子女上学环境好一点的城市。
有的说想 离开这个没有从事科研工作条件的边地。
还有的，干脆是为了 顺便解决长时期解决不了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也有想 回到原有专业 返回大学母校
的，那后两者，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辛酸与荒诞。
听说 后期的大学生分配，荒唐得能叫人笑掉大牙，学 火箭专业
的，竟被分去了爆竹厂做鞭炮。
还有北大的毕业生，为了回炉再造，跑去报考那些个 回炉班。
说到底，人人都是被命运推着，想死死抓住这根稻草，好改变自己这一辈子的活法。
李在然最初的动机，其实简单得近乎可怜。
他就是想挣脱脖子上那根叫 社会关系 的锁链，以一个一天大学也没读过的同等学力，去报考中国最好的中文系研究生班。
可他越是琢磨，越觉得这个理由撑不起自己的人格，说出口都显得俗气。
为这个 最妥帖的理由，李在然翻来覆去想了一整个春天。
直到一个落雨的黄昏，他坐在门前那道青石阶上，看雨水在石板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水窝，忽然就豁然开朗了。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责任。
爱自己，也爱家人的责任。
人活一世，不是白来一遭，是要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的。
爱自己爱家人，是初心，也是终极的目标。
名利双收，是顺手的事，同时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才是他李在然的活法。
李在然是个真实的人，他打心眼里，不想拿那些虚高飘渺的大道理来哄骗自己。
他说，我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老百姓，不关心地球哪天爆炸，也不关心地壳哪天再碰撞。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些五花八门的破事，想了也是白想。
他现在最操心的，是自己跟家人，怎样才能过得更好。
爹娘老了，能不能安享一个不愁吃穿的晚年。
他将来若是成了家，爱人和孩子，会不会又成了压在他心头、放不下的牵挂。
他自己，又该怎么着，才能不再为了柴米油盐，起早贪黑地奔波。
他不想听那些高大上的漂亮话，他只信一样东西 —— 把眼前的现实，一件一件地看清。
现在的他，人到中年，跟爹娘两地分离了这些年，一提起来就心里发慌，揪着疼。
他比谁都明白，这趟研究生，他考定了。
不为别的，就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一点，哪怕只是好那么一点点。
—— 可是，最滑稽的是，连考试的教材，都没有。
招生简章上白纸黑字写着参考书，比如 现代文学 一科，指定了中国人民大学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可简章归简章，书却没有，大家都没有，李在然当然也没有。
不过还好，另外三种书，他是有的。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这三本，足够他啃的了。
古代文学史也不愁，他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还有北大、吉大集体编撰的相关书籍，甚至还有厦门大学林庚先生那 《中国文学史》。
这 《中国文学史》，说起来，颇有些来历。
1941 年，它的前三编《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油印出版。
1946 年，第四编《黑夜时代》撰成；1947 年 5 月，全书正式出版，还请朱自清先生为之作序。
作者既是诗人，又是学者，能用诗人的眼睛去打量中国文学史这条长河，再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下来。
所以这部书，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个性色彩的中国文学史着作之一，真不是一句虚话。
李在然之所以能把这些冷僻的书籍一本本地搜罗齐整，全要谢他早年淘到的那本1957 年第 9 期的《读书月报》。
那上面有一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进修书目》，分 文学史 和 文学作品 两大类，专门给业余自学的读者开列书单。
文学史 一类，开列了五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文章作者还评点说，刘绶松和丁易那两种，叙述比较清楚，内容比较充实。
至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1952 年 8 月曾受过严厉批判，但它 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和过去名家有关作品的评论，作为参考书的价值，不容抹杀。
蔡仪、张毕来是资深的左翼文学史家，推荐者还是特意点了他们一句：这五部文学史，都或多或少有些缺点，学习时需要留心分析。
这话里有话，李在然是读得出来的。
更让他觉得有意思的，是那 文学作品 一栏。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叶绍均、朱自清、冰心、郁达夫、蒋光慈、田汉、张天翼，一共24 位现代作家，挨个儿开列了代表作。
鲁迅开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三卷本《鲁迅选集》，郭沫若开的是《女神》《屈原》。
茅盾是《子夜》《春蚕》《林家铺子》，巴金是《家》，曹禺是《雷雨》《日出》。
老舍《骆驼祥子》、叶绍均《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朱自清《毁灭》《背影》、冰心《超人》。
郁达夫《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蒋光慈《田野的风》、田汉《回春之曲》、张天翼《华威先生》。
夏衍《法西斯细菌》《包身工》、沙汀《还乡记》《在其香居茶馆里》、艾芜《石青嫂子》。
艾青《艾青诗选》、田间《给战斗者》、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周立波《暴风骤雨》、贺敬之《白毛女》、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也都一一在列。
李在然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书单开列的时候，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序幕，其实早已拉开。
可成了 大右派 的丁玲、艾青，仍旧堂堂正正地被列在书单上。
这反倒从反面证明了，这两位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分量，是谁也抹不掉的。
有了这份书目当路标，本来就嗜书如命的李在然，自然如获至宝，一本一本地去搜、去买、去借。
然后像藏宝贝一样，把它们规整进他那个简陋却视若珍宝的小 藏书阁。
说起这些书能活到今天，李在然打心眼里，要
当年那帮红卫兵小将。
那些工矿农村子弟，虽然在1966 年秋天，被一股看不见的巨手推着上了街头，去 横扫四旧。
可他们实在还没被训练出，如何分辨什么叫 封资修 的毒草。
正是这点知识的浅薄，反倒阴差阳错，让一批经典书籍躲过了被焚毁的厄运。
知识被保护，还是被践踏，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笔账，李在然至今也算不清楚。
那一阵，人人都知道李在然爱书，知道他家的书最多。
红卫兵一伙一伙地来抄他家时，《燕山夜话》他们是认得的，一看见
两个字，也晓得瞪眼睛。
至于剩下的书，他们就一概不认得了，只好凭外观下手，专挑旧书、专挑纸张发黄的拿。
所以那段日子，街上流传的说法是：历史老师家的书最反动，排第二的，就是李在然家。
凡线装的，比如李在然当年在上海旧书店里费尽心思才配齐的高中语文课本涉及的经典 ——《论语》《楚辞》《战国策》《史记》等，都是民国石印线装本，统统被抄走，一把火烧了。
倒是那些不起眼的平装书，小将们手下留情，饶了过去。
于是一套上海广益书局 1941 年出版、整整 6 卷本的《古文辞类纂》，就此逃过一劫。
它跟着李在然那只装雷管的木箱子 —— 父亲当年在矿上放炮装炸药用的那只 —— 走南闯北，如今还静静立在知青宿舍的书房里。
那一箱子的文学史书，其实李在然打初中一年级起，就开始一本本地攒了。
作品读得多了，他就想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去探究作品背后的故事，这大约是他喜欢早早就读
的缘由。
这些平装本，因为那场浩劫里的一点侥幸，被一律 ，到备考的当口，还好端端地躺在他手边。
李在然每每摩挲着它们发黄的书脊，都要长长地喘一口粗气。
他觉得这些书，就像一个个颤巍巍的白发老人，熬过了战火纷飞，熬过了各种人间浩劫，又饱经雨雪风霜，竟硬生生地活了下来。
书活下来了，人更不能怂。
备考的日子，才是最考验人的。
进入1978 年 5 月这个关键当口，李在然随同校长一起，被调去了二十里外的一所小学。
住宿条件一时解决不了，他只能每天早出晚归，在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来回奔波。
天不亮就得出门，走一步，心里默背一段文学史。
月亮爬上树梢他才往回赶，走一步，再默背一段。
为了省下往返的工夫，他把铺盖从宿舍搬进了教导处。
白天，他照常站讲台、批作业、忙杂务；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一节不落地还给了复习。
他的复习方法自有章程：先把文学史快读一遍，把其中主要作品里、家中或学校图书馆里有的那些挑出来，精读，加深印象。
然后做知识点卡片，一张卡片记一部作品，年代、作者、作品概要、基本评价，一应俱全，再一遍一遍地背。
他心里门儿清，从头到尾重读作品的时间，是挤不出来了。
现在能倚仗的，只有他这么多年读下来的底子，再把它条理化、织成网。
等真见了考题，就凭自己这两下子的理解力和笔头子，即兴发挥，把答案组织起来。
他这个人，从启蒙读小学起，参加过无数场考试，却从来不押题、不圈重点、不存侥幸。
他从来都是全面复习，把知识点尽可能铺满，工作量固然吓人，可好处是 —— 不管考卷上出什么，他都不心慌。
他觉得这次备考，时间太短，倒成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他把本事真正压在平时积累上。
就像矿苗早已生成，只等开采，而不是靠这几天才凭空长出矿来。
到了冲刺那几天，他索性只看卡片。
有时候一天，就能把文学史的要点温习一遍，第二天再从头来一遍，像农民磨镰刀一样，一遍比一遍顺手。
那天翻箱倒柜找资料，他竟翻出了早年读中学时、伴他夜夜备考的、用普通表格纸裁成的长条卡片。
它们还好好地躺在那只旧书屉里，纸张泛黄，边角卷起，字迹是他十几年前用蓝墨水一笔一画写下的。
李在然把它们取出来，放在手心里，摩挲了良久，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他想起那个趴在煤油灯下、一边抹鼻涕一边背书的少年，鼻子忽然酸了。
这些卡片是历史的见证物，更是帮他把积攒的知识快速复盘一遍的利器。
有了它们，他就不必为了全面复习，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重复劳动了。
他把卡片一张张理齐，用橡皮筋捆好，放进那只跟他南征北战的雷管木箱里。
明天，又是二十里路。
后天，就是他上考场的大日子了。
临睡前，他又把那本《人民日报》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就着最后一寸灯芯，把那行字最后读了一遍。
窗外，月光正照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影在墙上一晃一晃，像在替他数着剩下的时辰。
他把灯吹熄，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躺了很久。
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擂鼓似的响。
他知道，天一亮，就该动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