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队里大牲畜拌料的那锅黑豆不同，黄豆在庄户人眼里可是个金疙瘩，能炖能煮能熬汤，还能换豆腐吃。
整个生产队，就指着种下那一畦畦小白豆，供全队男女老少一年到头吃豆腐，再匀出一份来交公粮。
要说那黄豆蹦得满地都是，怨不得李在然手艺糙，只怪收割的时节太晚。
每年豆类都是大田作物里收得最靠后的一茬，一来是它熟得晚，要等霜降落过几回，叶子掉光了，豆荚豆秧都干透了，割回去一时半会不碾也霉不了；二来是得先紧着别的庄稼脱粒、晒干、分到户、入了仓，最后才轮到豆子在打谷场上铺开晾晒、用碌碡一遍遍碾。
那硬邦邦的豆荚尖儿最伤场面，若是先碾了它，好好的土场皮就磨烂了，再晒别的粮，堆出来的粮堆保准粮土各半，喂牲口都嫌牙碜。
李在然早就品出来了，收豆子这活儿，是整整一个秋收里最磨人的苦差。
豆荚扎手只是其一，早晨豆秧上一层白霜，左手一攥，凉气顺着骨头缝往心里钻。
最难熬的是从头到尾弓着腰，一下一下地割，腰杆子弯到发酸发木，直起来的时候骨头节子咔吧咔吧直响。
好在半大小子们肚瘪腰细，弯得下去，再加上打小就跟着大人摸爬滚打，骨头里早有了那点农活的根基。
李在然不怕腰酸背痛，他最怕的是那豆荚尖儿，扎进肉里，一下就是一个白点子，钻心地疼。
秋收开镰，头一茬先割黍子。
黍子好伺候，不用怎么弯腰，叶子虽说黄了，可还软和光滑，贴在手心里不磨人。
谷子就没这么好相与了，刚开割时谷叶虽没干枯，可叶背上一层细密的毛刺，割久了，左手掌心，还有那来回跟镰刀配合着捏谷秆脖子的几根手指头，皮肤全被刷得又红又糙，一碰就疼。
等到歇了一宿、手指神经正发紧的早晨，轮到开割豆子，头几把抓在那干枯下垂的豆荚上，细皮嫩肉像被马蜂蜇了似的，疼得李在然直抽凉气。
慢慢干起来了，手上的皮肉磨得麻木了，反倒不觉得了，只顾着闷头一刀一刀地割。
李在然后来才琢磨明白，熟透的豆荚顶端留着一个干虚的尖儿，扎进肉里就断了根，藏在皮下好几天，一碰还是一个黑点，疼得钻心。
等秋深了皮肉长厚，拿针把那黑点挑出来就利索了；不挑也行，搁久了它自己也会退掉。
深秋一天冷过一天，轮到收最后几垄豆子，天不亮满地豆秧就裹上一层白霜，本就吃痛的左手更是雪上加霜。
说来也怪，刺疼碰上一手冰凉，反倒只觉出冷，不觉出疼了。
每年收豆子的头一天，队里总有爱玩笑的把老话儿翻出来讲，说早先本村那地主带儿子割豆，那儿子一听说要下地，就哭天喊地拿上吊吓唬他爹娘，死活不肯去。
这虽是个笑话，可话里的苦，只有真弯过腰的人才咽得下。
因为豆秧干了，割的时候一碰就暴荚、豆子撒一地，所以收豆子都得赶在后半夜和凌晨下地。
秋天昼夜温差大，那个时辰露水重、霜气浓，打湿的豆荚软塌塌的，割起来才不炸壳，豆子才不糟践。
天还黑着，人就摸黑下地，一人一把镰刀，一脚深一脚浅地踩进豆棵子地里，露水把裤腿打得透湿，冷风一吹，两条腿像泡在冰水里。
割到一垄头，腰直起来，眼前一阵发黑，得扶着镰刀站上半天，才缓过那股劲来。
忙到日头偏西，才有一顿热乎饭，多半是玉米面饼子就咸菜，就着记工员一笔一划记下的工分，那是全队人一年的指望。
夜里收工回家，李在然就着昏黄的油灯，拿一根缝衣针，对着手心那些黑点一个个地挑，挑出一个，就往手心里咝咝地吹凉气。
针尖挑破皮肉那一下，他脑子里会忽然蹦出那些他教过的句子，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书山有路勤为径”，越想越觉得好笑，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
李在然不服气的，从来不是被派去收黄豆。
他气的是，按往年规矩，全校师生明明都要排着队，举着彩旗步行去市里参加国庆游行，红卫兵却贴出告示，把全校十名教师拦在名单之外，不许参加庆祝，当日在校农园里干一天活。
那十个人里，偏偏就有他李在然。
那天割豆，豆梗上的刺硬得邪乎，一根根戳进肉里，半天下来，手掌上密密麻麻一片针眼，还渗出一层血绒。
刺扎在手上，疼的却是心里。
他被这样区别对待，往后的日子，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什么光景。
别人割豆是干活，他割豆是赎罪，赎的什么罪，他自己都说不清。
那些年，李在然在学校的遭遇大抵如此：运动一来，他就得夹起尾巴做人；革命的时候，他就是现成的靶子，任人指着鼻子口诛笔伐；等风头一过，又轮到他上台讲公开课、介绍经验了。
他那顶“臭老九”的帽子，像座山似的压在身上，摘不掉，也挣不脱。
教书的时候，他是学生眼里最好的先生，讲起课来两眼放光；可一转身，他又成了最不该抬头的那个人，话不敢多说一句，路不敢多走半步。
有一回，他被拉到全校大会上去做检讨，台下的学生们低着头不敢看他，只有几个胆大的，偷偷抬起眼睛，满是不解地望着他。
就是那几个眼神，让他夜里翻来覆去，一宿没合眼。
散会的时候，有个他教过的学生悄悄跟到教室后头，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煮鸡蛋，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跑。
那鸡蛋揣在怀里，一路烫到心口，他捂了一路，到家用搪瓷缸子盛了半缸热水，才舍得把鸡蛋剥开吃了。
他教了半辈子书，教得问心无愧，可怎么就到了连学生都不敢认他的地步。
好在他心里还有一块地方，是那些年怎么也踩不烂的，那就是他写稿子、看书、琢磨学问的那点念想。
好在队里人待他还算厚道，不拿他当坏人，只当他是个行事古怪的外人。
1978年的鲁中早春，天还冷着，地冻得硬邦邦的，墙角根儿的雪还没化干净，李在然正趴在桌前，一笔一划地写他那份自我反思的“忏悔书”。
一支钢笔，一瓶快见底的墨水，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字字都是往自己心口上戳的刀。
正写到头疼，一阵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在院门外炸响。
一位从公社开会回来的教师，蹬着辆凤凰牌二八大杠，老远就把车铃按得山响，车把上还挂着一卷报纸。
那人连车都没支稳，几步冲进屋里，二话不说，把近期的《光明日报》拍在他面前，指着头版一条消息，声音都在发颤：“你不是超龄了吗？这个研究生，就是给你准备的！好好准备！”
那是一九七八年三月，报纸头条登的，是教育部通知各地放宽报考研究生年龄限制的消息，报考年龄从35岁放宽到了40周岁，而且对学历不作任何规定。
李在然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
他一把抓过报纸，凑到眼前，把那几行字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恨不得吞进肚里。
报纸上说，这次招研究生，采取的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全国统一考试，设初试和复试。
李在然念着念着，喉咙就堵住了，眼眶发酸，一个字都念不下去了。
他忽然想起，就在上个月，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在北京开过，报纸上说，要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社会都在给知识分子翻案、平反、撑腰。
报纸上还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年受的委屈，要一笔一笔地还回去。
李在然当时只觉得那是别人的春天，跟他这个还趴在乡下写检讨的人没关系。
那些口号他听过太多回了，一回比一回响，可没一回真正落到他头上。
他早就不敢指望什么春天了，只求这口饭能吃安稳，这身皮能少挨几下。
可眼下这张报纸告诉他，春天，是真的要来敲门了。
他捏着报纸的手，一直在抖。
那抖，不是冷，是憋了十年的那口气，终于找到了出口。
他吸了吸鼻子，把那口气咽回肚里，又从头把那行字念了一遍，这回念得字正腔圆，像是在念一篇课文。
来送信的是邻村村小的老师，整个公社里，唯一跟他合得来、又真心同情他的同志。
那人也是知识青年，不过他是回乡知青，家就在这个村里，根在这里，跑不了。
两人身份差不多，都是知青，又都是乡村教师，自然能说到一处去，处着处着就有了情分。
有一年冬天，李在然病在炕上，是这人端着一碗热汤面，踏着雪给他送到炕头来的。
两个人在灯下就着一碟咸菜，说了半宿的话，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梦。
如今真有梦能做了，这人二话不说，把自己攒的复习提纲，连夜抄了一份，揣在怀里给他送来。
当初李在然被高考挡在门外、彻底绝了念想的时候，就是这人留了心，一有风吹草动，立马跑来报信。
这人还撂下一句话：“你要是考上，往后替我们这些走不了的，多读几本书，也算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
李在然听了，眼眶又是一热，想说句谢，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挤出来。
年龄终于够了，身份也不追究了，李在然的机会，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可那股子高兴劲儿没撑过一袋烟的工夫，心里就七上八下地打起鼓来。
他太清楚了，校长不会放他走。
可这样的机会，错过这一村，下辈子兴许都遇不上第二回。
“不同意，我也得考！”李在然把牙一咬，心里恶狠狠地想。
他这辈子，从没这么麻利过，撂下笔就往学校赶，冲进办公室，直筒筒地对校长说：“我要考研。”
话一出口，他心里已经做好了被劈头盖脸骂一顿的准备。
谁知校长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喝了口茶，轻飘飘一个字：“行。”
李在然愣住了，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他张了张嘴，想再问一遍，又怕这一问，校长就改口了。
从办公室出来，日头正好照在操场上，他站在那儿，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十年了，他头一回觉得，脚下的地，是实的。
他原以为，总会有哪个上级跳出来，拿他刚当上教导主任说事儿，阻挠他去考。
可事实上，一个都没有。
这个乡村小学，校长之下就是他李在然，说是教导主任，其实里里外外就这俩人撑摊子。
前两年还有两个知青在这儿代课，后来人家都考上大学走了，诺大的学校，一下子空了一大半。
要是李在然再考走，这学校就剩下校长一个光杆司令了。
可校长偏偏半点不慌，那份云淡风轻，看得李在然心里直打鼓。
直到有一天两人闲聊，李在然才明白，校长那点豁达，是早就得了信儿的。
随着高考恢复，教育系统人人奔走相告，都觉得教育的春天总算来了。
各地教育局眼看知青和农村知识青年一茬茬考走，农村教师青黄不接，愁得直挠头，最后定了个主意：让邻近几个村合署办学，老师凑一块儿，学生也凑一块儿，办成一所联中，一个萝卜一个坑，缺的坑就能填上了。
校长那神色里藏着的，正是他要调去新办的联中当校长的好消息。
既然要走了，李在然这个多一个少一个，于他又有何干？
这么轻易就到手的“批准”，反倒让李在然浑身不自在。
要知道，这在他身上，可是破天荒头一遭。
他已经习惯了，干什么都得先过领导那道关，事事都要等一句“批准”。
早些年他给教育杂志写稿子，写了好多年，篇篇都是点灯熬油熬出来的，稿纸堆起来有半人高。
有一回，编辑部的编辑亲自给他写信，夸他功底扎实，说想调他去市里当编辑。
那封信，他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夜里做梦都是城里的编辑部。
他连做梦都想，自己写的那些字，能变成铅字，印在纸上，给天底下的人看。
可等他揣着信，兴冲冲地跑去跟校领导汇报，话还没说完，就被兜头一盆冷水。
那位领导一脸严肃，把他那封信往桌上一按，撂下一句狠话：“什么时候我死了，你再调吧！”
领导为人老实，说话也直，可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李在然钉在了原地，哪里也去不成。
他半夜爬起来，把那封信锁进了箱子底，跟那颗进城的心一起，压得严严实实。
那阵子，他处处碰壁，隔三差五被拉出去批斗、做检讨，整个人被磨得几乎要疯了。
幸好，淳朴厚道的乡下人给了他一口喘息的气，没真把他往绝路上逼。
可他的心里，却一直在熬。
仿佛有另一个自己，成天跟他唱对台戏，什么事都要拎出来论述一番，什么人生道理都要争个面红耳赤，到后来连人际关系、鸡毛蒜皮的家常事，都要在心里过一遍，翻来覆去地对抗、诘问，把自己问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劲。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睁着眼躺在炕上，望着房梁，一遍遍地问自己：我是谁，我到底错在哪了，这问题问出来，连他自己都答不上来。
答不上来就睡不着，睡着了也做噩梦，梦见自己被人指着鼻子骂，惊醒的时候，后背的褥子都被冷汗洇湿了一片。
他整个人都蔫了，蔫得没了活气，厌世的心思一天重过一天。
幸好，一九七七年十月，中央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记重锤，把他从思想的泥潭里生生砸了出来。
那年冬天，全国五百七十万人涌进考场，这座沉寂了十年的大学门，终于重新朝普通人打开了一道缝。
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听大队的喇叭里一遍遍念着高考恢复的消息，拳头攥得发白，热血直往头顶涌。
他连夜翻出积了灰的高中课本，借着油灯，把那几本薄薄的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又一遍。
那几本书还是他刚下乡时带来的，页脚都卷了，边角让虫蛀了几个小洞，纸都发了黄。
可等他兴冲冲跑去报名，公社的干部把他身份证件上的出生年月一看，一句话就把他堵了回去：超龄了。
一道年龄的门槛，硬生生把他挡在了考场外头。
他报不上名，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一屋檐下的知青同事收拾行李，奔赴考场，一茬接一茬地考走。
人家走一个，他心里就空一块。
他掰着手指头算过，高中毕业那会儿他正好够岁数，可那几年没有高考；等真有高考了，他又超了龄，这十年，像是老天爷跟他开的玩笑。
回不了城，希望破灭，李在然渐渐认了命，也渐渐想开了。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这片黄土地上了。
直到这张报纸砸在眼前，他才知道，那扇门，原来还没关死。
报纸上那行字，像一根火柴，把他心里那堆眼看就要灭了的死灰，又给点着了。
他当晚就把箱子底那几本高中课本又翻了出来，锁了好几年的那个念头，终于敢重见天日了。
借着油灯，他从第一页起，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那些年他教书，语文政治是吃饭的本事，可数学外语早就生疏了，公式忘了个干净，连字母都认不全。
他一点也不慌，他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从头学起。
他教了半辈子书，最懂得一个道理：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肯下功夫，没有啃不下来的骨头。
他心里那本账，比谁都清楚：离考试还有几个月，够他把这堆书从头到尾啃上两遍了。
白天他照样上课、开会、写检讨，晚上就着一盏油灯，一页一页地翻，熬到后半夜，油灯添了又添，灯芯剪了又剪。
偶尔也有泄气的时候，一篇文章读了三遍还理不清头绪，一道题算了半天还是错，他就把笔一摔，趴在桌上喘粗气。
可一抬头，看见桌上那几张报纸，那句“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还在眼前晃，他就又把笔捡起来，接着算。
那一晚，他把灯芯拨到最亮，一直看到鸡叫头遍。
窗外还是黑黢黢的，可他已经能看见天边的那点亮了。
他想，那些年他丢掉的，不是学问，是这一口气。
现在这口气回来了，他谁也不求，谁也不等，就靠自己这一双手，把这个机会，牢牢攥在手心里。
窗外，鲁中平原的冻土正在一点点化开，河沟里的冰咔嚓咔嚓地裂着。
他知道，自己等的那个春天，已经在路上了。
门外头的春天，正等着他这双扎满针眼的手，去推开。
而这一次，他李在然，说什么也要把门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