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的“左”倾错误正在内部蔓延的时候，外面的敌人并没有停下来等他们吵出一个结果。国民党军的兵力还在增加，像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狼，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武汉起义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原定本来围剿鄂豫皖的时间表被硬生生地推迟了好几个月。
武汉战役之后，苏区本该用这些时间来巩固防线、整训部队、补充物资、统一思想。但事实上，这些时间被用在了别的地方。
当国民党军重新调整部署、完成集结的时候，苏区内部已经伤痕累累，指挥员们蹲在阴暗的牢房里，部队的指挥系统残缺不全，曾中声的声音被铁门关在了听不见的地方。
在第五次围剿作战的筹备中，国民党军通过情报系统得知了鄂豫皖苏区的混乱情况——干部被抓，部队被整，指挥员之间互相猜忌，士气低落，防线空虚。
这不是什么高级机密，在苏区内部，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而对于国民党军来说，这就是天赐良机。
司令认为这是“剿共”以来最好的时机，共匪自乱阵脚，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他亲自从南京飞到武汉，在汉口行营召集了军事会议。
汉口行营，作战大厅。
长桌两侧坐满了将领，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墙上挂着巨幅的鄂豫皖边区地图，红蓝箭头密密麻麻，像一张正在收紧的网。蒋介石站在地图前，双手背在身后，目光从信阳扫到潢川，从潢川扫到六安，又从六安移回麻城，像是在丈量什么。
“开始吧。”蒋介石的声音不大，但大厅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参谋总长起身，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杆。“委座，诸位。本次围剿作战，总兵力二十六个师、五个旅、四个航空队，约三十万人。分左右两路，向心突击。目标是——彻底肃清鄂豫皖共匪，摧毁其根据地。”
指挥杆点在地图北侧。“第一纵队，张钫。第四十五、七十五、七十六师，从潢川、固始、光山一线出发，向南进攻新集、商城。新集是共匪首府，打下新集，共匪的指挥中枢就垮了一半。”
张钫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第二纵队，陈继承。”指挥杆向南移动，“第二、三、五十八、八十师，四个师，从信阳、罗山出发，经宣化店向七里坪推进。七里坪是共匪的心脏地带，他们的主力常在这一带集结休整。这一路，是中路的主力。”
陈继承没有点头，盯着地图上七里坪的位置，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宣化店到七里坪，中间有没有共匪的重点设防？”
“有。”参谋总长没有回避，“共匪在宣化店以南有数道防线，纵深配置。所以你的任务不是正面强攻，是配合其他各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
陈继承没有再问。
“第三纵队，马鸿逵。第三十五师、骑兵第三旅。沿京汉线东侧部署，在广水、信阳之间机动。”指挥杆在西侧画了一条弧线，“任务是堵截，防止共匪向西突围撤入鄂西。”
马鸿逵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明白。堵住西边，不让他们跑。”
“第四纵队，张印湘。”指挥杆移到南侧，“第三十、三十一师，加一个特务旅。从麻城、宋埠、黄陂出发，向北进攻黄安、七里坪。从南面包抄。”
张印湘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看了看，转身坐下。“黄安一带共匪经营多年，工事不少。我需要炮火支援。”
“炮火会有的。”参谋总长说。
“第五纵队，上官云相。第四十七、五十四师。从蕲春、广济出发，向北攻击罗田、英山，防止共匪向东转移进入皖西。”
上官云相没有站起来，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第六纵队，卫立皇。第十、八十三师。从孝感出发，经河口镇向黄安推进。这一路是精锐，任务最重——直插苏区西部，切断共匪西撤通道，配合其他各路合围。”
卫立煌坐得笔直，目光落在地图上孝感与黄安之间的那一段弧线上。“河口镇到黄安，多少里？”
“一百二十里。”
“最快几天能到？”
“如果共匪没有大规模阻击，五天。”
卫立煌没有再问。
“中路总预备队，罗卓英十八军，钱大钧的第八十八、八十九师，德械装备。驻汉口待命。”参谋总长放下指挥杆，转过身，“哪一路需要加强，哪一路就能得到补充。这是委座亲自调来的精锐，希望你们用不上。”
钱大钧没有说话，只是把茶杯往桌边挪了挪。
司令一直没有插话。他站在地图旁边，听完了所有的部署，才往前走了一步，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那目光不重，像一层薄薄的霜，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让人不敢动。
“德国顾问的建议，诸位都听过了。”司令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面上。“堡垒战术。封锁共匪，压缩他们的活动空间，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不是追着他们打，是让他们没地方跑、没地方藏、没地方补充。每一座堡垒都是一颗钉子，钉在共匪的血管上。一颗钉子不起眼，但几百颗、几千颗连成一片，就是一堵推不倒的墙。”
他停顿了一下。
“这一次，不许再有意外。”
没有人说话。
窗外，长江水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低沉而绵长。大厅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一下一下，像是在替什么人数着最后的日子。
“委座。”陈继承忽然开口，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情报上说，共匪内部正在搞清洗，不少指挥员被抓了。这个消息可靠吗？”
司令看了他一眼。“可靠。”
“那他们的指挥系统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司令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身，重新看着地图，目光落在新集、七里坪、黄安那几个被红色箭头层层包围的地名上，看了很久。
“不管他们还能不能运转，”他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已经发生过了的事情，“三十万人压上去，他们就是铁打的，也要碎。”
没有人再问了。命令一条接一条地发下去，参谋们抱着文件夹跑进跑出，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传令兵骑着摩托车从行营院子里飞驰而出。大厅里的气氛从肃静变成了忙碌，但那种忙碌是有序的、沉稳的，没有一丝慌乱。
司令坐回椅子里，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吹了吹浮沫，慢慢抿了一口。茶水的涩味在舌尖上慢慢化开，他没有皱眉，把茶杯放回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不是在休息，他是在等。等那三十万人动起来，等那二十六个师铺开，等那几百座堡垒一个接一个地立起来。等鄂豫皖苏区在这张巨大的、钢铁的、没有缝隙的网中，一点一点地窒息。
武汉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央便得到了详细的情报。三十万大军，二十六个师，五个旅，四个航空队。每一个数字都像一块巨石，压在电报纸上，压在看情报的人心口上。
可这份情报到了鄂豫皖，却像一把好种子撒进了盐碱地，连芽都发不出来。
张国滔坐在军委会的办公室里，把中央转来的情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他把电报往桌上一搁，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慢慢抿了一口。
茶水温热，入口醇厚，他的眉头舒展开了。“中央在瑞金，离鄂豫皖隔着千山万水，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连战连捷，部队士气正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司令的中央军我们又不是没打过，不足为惧。”
周亦云是在一次军委会上看到这份情报的。
再一次常规会议上最后要结束之后，周亦云站起来对着在坐的众人说道：“张主席，诸位同志，我想说几句。”
周亦云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这份情报，中央转过来不容易，里面的每一条信息，都是地下党的同志用命换来的。三十万人，四个方向，向心突击——这不是司令虚张声势，这是真的。我建议，立即调整兵力部署，收缩防线，集中主力，准备应对敌人的全面进攻。同时，向中央请求增援，调动湘赣苏区的的部队策应。”
他说完，坐下了。
会场上安静了片刻。有人低头看桌面，有人偷偷看张国焘的脸色，有人在茶杯和本子之间来回转移目光。张国焘坐在主席台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周亦云同志的意见，我听到了。”张国焘的语气很平，平得像一潭死水，没有波纹，没有涟漪，甚至没有倒影。“仗怎么打，部队怎么部署，军委会自有考虑。鄂豫皖的情况，中央不了解，有些同志刚从外面来，也不了解。”
他没有点名，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些同志”是谁。
张国滔最恨别人在会议上反对他，他深恨周亦云在会上说的那些话。不是恨那些话的内容——那些话有没有道理，他不关心——是恨周亦云说话的时机和姿态。
在鄂豫皖，在他的地盘上，在他的会议上，当着那么多干部的面，质疑他的判断，否定他的决策。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拆台，是挑战，是往他脸上甩泥巴。但他拿周亦云没有办法。
周亦云不是曾中声，不是那些可以被随便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帽子抓起来的人。他是中央派来的，是见过斯大林的人，是手里有斯大林亲赠钢笔的人。这样的人，没有中央的命令，他根本动不了。
局势在一天天恶化。
大清洗还在继续。张国焘为了检验部队是不是完全听他的命令，下令红四军再攻麻城。这不是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军事行动，这是一次政治测试——他要知道，这支部队，到底听谁的。
徐向前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话：“率红四军主力，进攻麻城。”没有详细的作战方案，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
打下来怎么样，打不下来怎么样，打下来之后守不守，守多久，用什么守——这些在作战之前就应该想清楚的问题，一个都没有答案。徐向前看完命令，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站在地图前，手指在麻城的位置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红四军主力开出后，保卫局开始了新一轮的抓捕，这一次的目标是红军中的女干部。那些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女红军，有的在机关工作，有的在部队任职，有的做宣传，有的做医护，有的是从鄂南跟着红二十三军一路走来的。
她们不是俘虏，不是叛徒，不是特务，她们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忠诚的、优秀的红军干部。但在保卫局的名单上，她们是“可疑分子”“需要审查的对象”。抓捕的命令已经下达，名单已经拟好，只等天黑。
周亦云提前获知了消息。他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也不需要知道。
在苏区，在张国滔的治下，愿意给他通风报信的人不多，但不是没有。那些人不敢站出来反对，不敢在会上发言，不敢跟保卫局对抗，但他们会在深夜敲开周亦云的门，低声说一句“小心”，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周亦云听到消息后，没有去找保卫局理论，没有去找张国焘质问，他知道那些都没有用。
当天晚上，他对林娥说了一句话：“把她们安排到院子周边的屋子里。”第二天一早，林娥以“需要女性护卫”的名义，将那些被列入抓捕名单的女干部全部安排在了周亦云家院子周边的几间空房里。
不是藏匿，是工作安排。不是对抗组织，是履行职责。保卫局的人来了，看到那些女干部在周亦云家附近进进出出，有的在整理文件，有的在架设电台，有的在练习收发报，有的在打扫卫生，像一支正常工作的后勤分队。
带队的科长站在院子外面，犹豫了很久。他手里有抓捕名单，但名单上的人此刻正在为军委副主席的夫人工作，她们的身份是“护卫人员”，不是“可疑分子”。他不敢冲进去抓人，
他收队了。保卫局再也没敢直接抓人。
消息传到张国滔耳朵里时，他正在批文件。周纯全站在他面前，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张国焘听完，没有发火，没有拍桌子，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把手里的文件批完，放下笔，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叩了两下。
“先放一放。”他说。“不急。”
周纯全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当天夜里，周亦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临时住进来的女干部们在屋里忙碌的身影。
“明天怎么办？”林娥问。
周亦云没有回答。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只要张国焘还在，只要大清洗还在继续，只要那根无形的绞索还在苏区的上空悬着，就没有人是安全的。他救得了这一批，救不了下一批；救得了今天，救不了明天。
院外传来换岗的口令声，短促，清脆，屋子里，那些女干部们还在工作。她们不知道自己刚刚从保卫局的抓捕名单上被划掉，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人再来。她们只知道，今晚，在这里，是安全的。那盏油灯亮着，亮到很晚，很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