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斯米尔诺夫记得第一次听见那个声音是在沃罗涅日精神病院的地下室。那是个星期三，他像往常一样在抄写员办公室整理病历，突然听见墙壁里传来细微的敲击声，像是指关节刮擦石灰的声音，三下，停顿，再两下。
他们在那里。声音说，你母亲也在那里。
伊万没有抬头。二十七年的生活教会他，当墙壁开始说话时，最好的对策是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他继续用蘸水笔在病历上抄写：病人安娜·彼得罗夫娜，67岁，坚信自己是只茶壶，要求每日三次被灌满开水。
但那天墙壁格外坚硬。当伊万穿过走廊去茶炉室时，13号病房的门突然开了条缝，一只枯瘦的手像冬眠后醒来的蛇一样探出来，抓住了他的白大褂下摆。
你长得像她。那只手的主人——安娜·彼得罗夫娜——用她浑浊的右眼盯着他，左眼早在去年冬天就被她自己用叉子戳瞎了。特别是皱眉的时候，简直和娜杰日达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伊万掰开她的手指。娜杰日达是他母亲的名字，这个音节在罗刹国方言里意为，但据父亲说，母亲在生产那天就死了，死于对新生儿过度的失望。父亲后来经常用这个解释来回答伊万关于母亲的一切问题，直到十二年前的一个雪夜，父亲自己也变成了墙壁里众多声音中的一个——那个晚上，税务局的官员们来带走了他，理由是超额缴纳悲伤税。
我母亲死了。伊万对安娜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仿佛说话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某个更年长、更疲惫的幽灵。
老妇人笑了，露出三颗黄铜牙齿。在罗刹国，死亡只是种行政手续。有时候需要盖章，有时候需要排队，但从来都不是最终结果。她凑近伊万的耳朵，腐烂的甜菜气味扑面而来，去地下室看看，紧挨着停尸房那扇门。他们把她关在那里，因为她说出了关于院长儿子的真相。
那天晚上，伊万没有回职工宿舍。他留在办公室，把1934年到今年的所有病历按字母顺序重新排列了三遍。凌晨三点，当值夜班的尼娜·库兹涅佐娃第三次来检查时，发现他正试图用订书机把情感淡漠症遗传性绝望两种诊断钉在一起。
你看起来像是刚发现自己也是病人的那个。尼娜倚在门框上，制服领口别着枚褪色的共青团徽章。她比伊万小两岁，却已经在男病房当了五年护士，据说能徒手制服两个躁狂症患者。要不要我帮你请个病假？就说你得了突发性存在危机？
伊万摇摇头。在罗刹国，承认自己有病就像承认自己喜欢喝温水一样——既无害也无益，只会招来更多毫无意义的关心。他收拾好东西，在走出大楼时故意绕过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那下面除了停尸房，还有间常年上锁的档案室，据说保存着建院以来所有治疗失败的病例。去年有个叫维克托的实习医生坚持要调查那些档案，三周后就被诊断出进步性怀旧症，现在住在3号病房，每天用果酱在墙上画他从未拥有过的童年。
但安娜的话像颗坏牙一样留在伊万脑子里。第二天查房时，他故意落在队伍最后，当院长拉夫连季·瓦西里耶维奇用他一贯的咏叹调宣布今天我们将用音乐疗法治疗反革命妄想症时，伊万正盯着地下室入口生锈的铁锁。锁是新的，在满是剥落的绿漆和铁锈的门上闪着不怀好意的光。
你对地下设施产生了非医疗兴趣。院长突然出现在他身旁，散发着福尔马林和紫罗兰香粉混合的气味。这个曾经的外科医生现在长得像尊被海水泡过的雕像，脸上的皱纹里藏着太多手术刀留下的故事。这很危险，斯米尔诺夫同志。在罗刹国，好奇心不是通往知识，而是通往特殊病历的捷径。
伊万低头看自己的鞋尖。那是双标准的公务皮鞋，左脚鞋跟比右脚薄两毫米——这个发现让他获得了整整三小时的平静，直到午餐时在食堂听见两个护工谈论地下室的合唱。
每周三半夜开始，其中一个嚼着腌肥肉说，像是一群女人在唱摇篮曲，但调子全错了，每个音都比正常的高半度。
另一个打了个嗝：那是院长在试验新疗法。据说是把有家族遗传疯病史的女病人关在一起，让她们互相治疗。上周我值夜班时看见运尸袋从地下室抬出来，袋子在动，像是有东西要从里面爬出来。
伊万把盘子里的红菜汤推开了。汤表面凝着层猪油，像张苍白的脸正从下面窥视他。他突然想起父亲被带走前那个晚上，也是这样把汤推开，说：我听见你妈在衣柜里哭。当时十五岁的伊万检查了所有衣柜，只找到一件母亲留下的旧大衣，口袋里有张纸条：不要寻找不存在的东西，包括母爱。
那天晚上，伊万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地下室走廊里，两侧的门都变成了父母的脸。左边的门用父亲的声音说：你继承了我们的失望，就像继承姓氏一样自然。右边的门用母亲——他想象中的母亲——的声音说：我们把你生出来，就是为了有个更小的容器来装我们的痛苦。中间有扇铁门开着，里面传来安娜的歌声，调子确实比正常的高半度，歌词是关于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的心脏是块冻硬的煤。
醒来时，伊万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地板上，手里攥着把生锈的钥匙。钥匙上刻着数字，边缘磨得发亮，像是被无数绝望的手掌摩擦过。窗外，沃罗涅日的冬日阳光像稀释过的漂白剂，把精神病院灰色的外墙照得更加病态。楼下，病人们正在院子里做感恩体操，随着录音机里传出的口号伸展四肢，动作整齐得像一群被丝线牵引的木偶。
伊万把钥匙藏进衬衫口袋，贴近心脏的位置。那里有个他从小就能摸到的凹陷，医生说那是胸骨发育异常，但父亲曾说那是母亲留下的第一个失望的痕迹。当钥匙贴着那个凹陷时，他突然明白了安娜所说的行政性死亡是什么意思——在罗刹国，有些门被锁上不是为了防止人进去，而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东西出来。
周三来了又去。伊万在病历里发现，安娜的入院记录被修改过三次：最初是被害妄想症，后来变成家族性情感淡漠，最后定格为进步性母性缺失。最奇怪的是，每次修改的笔迹都不同，却都签了院长的名字。在最后一页有行铅笔写的字，被橡皮擦得几乎看不见：她记得太多关于娜杰日达的事。
午夜时分，伊万再次听见地下室的合唱。这次他数清楚了，确实是七个声音，每个都比正常音调高半度，合在一起形成了种令人牙酸的和谐。他拿起外套，在走廊里遇见尼娜。护士正在给植物浇开水——这是院长推荐的无产阶级园艺法，据说能让花朵学会在逆境中生长。
你要去加入合唱团吗？尼娜问，眼睛下面挂着青黑色的眼袋，像是被生活用钝器殴打过。带上这个。她塞给伊万一个小手电筒，地下室上个月就断电了，但院长说黑暗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楼梯间的灯泡果然坏了。伊万数着台阶往下走，每下一级，钥匙就在口袋里变得更重一些。十七级台阶后，他站在了地下室的走廊里。这里的气味像是个被活埋的图书馆——纸张、霉菌和某种甜腻的腐臭味混合在一起。远处传来滴水声，间隔精确得像某种密码。
合唱声停了。伊万站在铁门前，钥匙在锁孔前犹豫。突然，他听见里面传来脚步声，不是一双，而是很多双，像是有群孩子光着脚在奔跑。接着是低语，那些声音说着罗刹国方言中早已消失的词汇，关于雪地下冻僵的祈祷，关于用眼泪做成的面包。
门开了。里面不是档案室，而是个圆形大厅，天花板高得看不见顶。墙壁上凿着无数小龛，每个里面都放着个玻璃罐，罐子里漂着的东西看起来像萎缩的胎盘。大厅中央有七张铁床，围成个圆圈，床上躺着的女人都穿着病号服，腹部诡异地平坦。安娜坐在圆圈中间，正在用俄语和某种更古老的语言交替唱着歌。
你来了。她停下歌唱，剩下的六个女人继续用那种错位的音调哼着，正好赶上告别仪式。
伊万的手电筒光束在颤抖。他看清了那些女人的脸——她们都有着和安娜相似的轮廓，像是被同一把钝刀雕刻过。更可怕的是，他认出了其中几个：有去年失踪的3号病房病人，有传言中被家人在这里的前女教师，甚至还有...他揉了揉眼睛，那个侧脸，那个即使在病态消瘦中依然倔强的下颌线条...
不可能。伊万听见自己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母亲死了。在生我那天就死了。
安娜笑了，这次她所有的牙齿都变成了钥匙的形状。在罗刹国，死亡是种奢侈。你的母亲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和所有这些母亲一起。她做了个囊括的手势，我们被带来，是因为我们记得如何爱。而他们——她指指天花板，那里现在出现了些细小的孔洞，像是有无数眼睛在窥视，他们需要把这种爱提炼出来，做成药片，给那些在正常世界里情感过剩的人服用。
一个躺着的女人突然坐起来，转向伊万。她的脸在手电筒光下苍白如蜡，但眼睛——那双眼睛和伊万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带着那种永远够不着什么的饥饿感。
你不该来这里。女人说，声音像是从水下传来，他们把你养大，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你是钥匙，伊万。不是开门的钥匙，而是锁门的钥匙。
伊万后退一步，撞上了什么东西。转身看，是院长拉夫连季·瓦西里耶维奇，穿着手术服，手里举着个类似古代刑具的东西——银质的头环上连着许多细管，末端是针头。
遗传性情感隔离症晚期，院长满意地宣布，但还保留着基本的认知能力。完美。他拍拍伊万的肩膀，力道大得让年轻人跪了下来，你知道为什么你父亲会被带走吗？因为他开始质疑。而质疑在罗刹国是种比梅毒更严重的传染病。
银环扣上了伊万的太阳穴。细管像饥饿的蚂蟥般寻找着血管。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伊万看见母亲——如果那真是母亲——从床上爬起来，用尽全力把什么东西扔了过来。是个小玻璃罐，里面漂着张褪色的照片：年轻的她抱着个婴儿，背景是间看起来过于明亮的公寓，墙上挂着幅斯大林像，但领袖的脸被小心地挖掉了。
记住，她的声音现在近得像是直接在他颅骨内响起，失望是会上瘾的。但有时候，上瘾是唯一的自由。
黑暗降临得比伊万预期的温柔。在意识的最后缝隙里，他听见安娜开始唱新歌，调子这次完全正确了——是首古老的摇篮曲，关于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的心脏最终学会了在寒冷中继续跳动，即使那里已经没有爱，只有记忆留下的空洞。
当伊万再次醒来时，他躺在自己办公室的折叠床上，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画出监狱栅栏的影子。口袋里多了样东西——不是钥匙，而是那张照片，但上面的女人脸被 carefully 地刮掉了，只剩抱着孩子的手臂，姿势僵硬得像是在进行某种非自愿的仪式。
楼下，新的一天开始了。病人们排队领取情感稳定剂——粉色的小药片，据说能消除不必要的回忆。院长正在广播里宣布，由于治疗手段的突破性进展，本周将有三个病人获准，前往永久康复中心。
伊万走到窗前。院子里，安娜正在独自做操，动作缓慢得像是在水下移动。当她抬头看向窗户时，伊万确信她眨了眨眼——那只完好的右眼，里面闪烁着种令人不安的、几乎像是胜利的光芒。
他低头看照片。在背面，用铅笔写着行新字，笔迹颤抖却坚定：有些门一旦被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但有些锁，一旦被转动，就会把开门的人也变成门的一部分。
伊万把照片藏进衬衫口袋，贴近心脏的凹陷处。那里现在不仅装着钥匙的形状，还装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当你终于找到一直寻找的东西，却发现它就是你自己的缺失时，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罗刹国，答案是简单的：回去工作。把新的病历抄写整齐。学会在歌声走调时依然保持沉默。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质疑为什么有些母亲选择消失，有些选择被囚禁，而有些——最残酷的那些——选择留下来，变成你每天都会看见却再也认不出来的陌生人。
当他坐下开始抄写今天的记录时，伊万发现蘸水笔里流出的不是平时的蓝黑色墨水，而是种淡粉色的液体，闻起来有股熟悉的、甜腻的腐臭味。第一行字在纸上晕开：病人伊万·斯米尔诺夫，27岁，终于成功完成了情感剥离手术。预后：他将永远不再寻找母亲，因为他现在知道了，寻找本身才是最终的疾病。
在遥远的地下室，七个女人重新开始歌唱。这次她们的音调完全正确，歌词却只剩下一个不断重复的名字——不是伊万，而是个更古老、更原始的发音，像是人类在学会失望之前，用来称呼的第一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