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没有回答。
他把转椅微微转了半圈,面向窗户。
窗外,京州的天际线在春日的午后显得有些灰蒙蒙的,远处的建筑工地上升起几道塔吊,像几根沉默的指针。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九五年七月二十六号。我到岩台江塘县报到第十二天。那个灭门案,是我到现场看的。夫妻俩,二十五岁和二十二岁,结婚刚四年。孩子三岁,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三个人身上加起来,五十多刀。”
赵总队长攥着文件夹的手微微收紧了一下。他没有再问。
“现场看完以后,我在院子里吐了。当时的刑侦队长叫邹敬贤,一个老刑警队长,站在我旁边给我顺气,顺了好几分钟。我后来在公安系统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现场都见过了。但那个院子里的味道,老槐树底下那股血腥味,我这辈子忘不掉。”
祁同伟转过头来,看着赵总队长,目光冷而亮。
“所以老赵,你说这个案子,我该不该管?”
高育良家的客厅里,茶已经换了第二壶。
吴惠芬把果盘撤下去,换了一碟新切的橙子,又给两人各续了一杯热茶,便悄无声息地退进了书房。
她当了三十年师母,太清楚什么时候该在场、什么时候该回避——祁同伟今晚登门,手里没提东西,进门没说闲话,坐下来以后端着茶杯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不是来串门的。
电视里正在播晚间新闻,画面是全省公安工作会议的报道。
祁同伟坐在主席台正中讲话的镜头一闪而过,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主持会议并部署专项整治行动”。
高育良拿起遥控器把声音关了,画面还在无声地闪动。
他靠在沙发背上,透过镜片看着对面的祁同伟,目光沉静而耐心。
这个学生他教了快三十年,什么表情都见过——得意时的眉飞色舞,受挫时的阴沉隐忍,在赵立春面前恰到好处的谦恭,在侯亮平面前压抑不住的火气。
但今晚祁同伟脸上的表情,他不太认得。
不是疲惫,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有什么沉在心底太久了,今晚终于要从嗓子眼里浮上来。
“高老师,”祁同伟把茶杯放在茶几上,瓷器碰到玻璃台面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
高育良点了点头,没有催他。
“今天散会以后,我让老赵把全省挂牌疑难命案清单送过来了。四十三件,我挨个翻了一遍。”祁同伟顿了顿,目光从茶几上的茶杯移到高育良脸上,“有一件,我想重启。”
“哪一件?”
“岩京连环入室抢劫杀人案。八五年到九五年,七案十命。”
高育良端茶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不到一秒,然后稳稳地端起来喝了一口。
别人看不出这个停顿,祁同伟看得出。
他知道高育良记得这个案子——不只是记得案卷上的案情,还记得他和这个案子之间的渊源。
“那个案子的卷宗,当年我见过。”
高育良把茶杯放回茶几上,语气平稳,像是在回忆一件年代久远的公务,“最早是岩台市公安局主办,后来省厅刑侦总队介入,前后换了三拨专案组,都没破。我记得最后一起是在你刚到岩台报到那段时间发生的?”
“报到第十二天。”
祁同伟说。
客厅里安静了一瞬。
“那是我到岩台市江塘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第十二天。”
祁同伟靠在沙发背上,目光越过茶几落在对面墙上那幅山水画上,但他的焦距明显不在画上,而在某个更远、更久的地方,“七月二十六号,热得人发晕。邹敬贤——当时的刑侦队长,我叫他邹叔——推门进来,脸色白得跟纸一样,说江塘镇出了命案,一家三口,全没了。”
他没有说自己吐了。
那是他第一次在命案现场生理性呕吐,一个缉毒出身、见惯了枪伤刀伤的人,蹲在老槐树底下把早上吃的馒头全呕了出来,胃酸烧得嗓子眼火辣辣地疼。
邹敬贤站在旁边给他拍背,那只粗糙的老刑警的手一下一下地拍在他后背上,什么也没说。
这些细节他不打算跟高育良讲,不是不愿意,是不需要。
高育良看他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那个案子的最后一案——灭门案——是我到现场看的。夫妻俩,一个二十五,一个二十二,结婚四年。孩子三岁。”祁同伟的声音平得像一面结了薄冰的湖,“三个人身上六十多刀。我干缉毒的时候见过杀人,一枪爆头,一刀封喉,干净利落。但是六十多刀——那不是抢劫,是虐杀。邹叔说,他在刑侦口干了二十年,没见过这种现场。”
他说完这句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的手很稳,茶杯里的水面纹丝不动。
高育良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他擦了很久,镜片上其实没有灰。
“这个案子,零几年的时候你跟我提过一次。”
他重新戴上眼镜,目光透过镜片落在祁同伟脸上,语气不是询问,是陈述,“我当时刚接手政法委,还没有兼省委副书记。你说想调去岩台刑侦一线,亲自抓这个案子。我跟你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记得。”
祁同伟的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有感激,也有唏嘘,“您说,岩台那个地方,公安系统是铁板一块,派系固化几十年,编制冻结,外面的人进不去。您是政法委书记,在人事调动上有发言权,但地方公安的编制和职数归省厅和当地党委双重管理。岩台本土干部排外严重,您没办法硬破那个局。”
“你当时不服气。”高育良说。
“不服气。”
祁同伟承认,“我那时候年轻,觉得只要能让我去,什么条件都行。不给副局长就干大队长,不给大队长就干普通刑警。只要能让我碰那个案子。”
“我没让你去。”
高育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懂的复杂,“不是不想让你去,是做不到。你当时已经有正处级资历,岩台那边连一个副科级编制都腾不出来,硬把你塞进去等于是降级使用,组织程序上通不过。再说就算硬塞进去了,岩台本地的人事圈子排外排了十几年,你一个外来户去了也碰不到核心,更别想调卷宗、组专案、指挥一线。我不是没想办法。”
祁同伟看着高育良。
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他的老师,他的靠山,他上一世的同路人,此刻坐在沙发上的姿态依然从容而沉稳。
他们之间有过太多复杂的事——利益、算计、互相利用、互相保全。
但此刻祁同伟看着他,心里只有一种纯粹的感受:这个人是真的替他操过心。
“我知道您想了。”
他说,“后来您把我调去林城中院当院长,再后来又调到京州市检察院当副检察长,都是为了绕开岩台那块铁板。到了零五年,您把我调进京州市局当副局长——虽然不是岩台,但好歹让我回到公安口了。”
高育良微微点了点头,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
“我当时想的是,你先在京州市局站稳脚跟,把公安业务重新捡起来,等时机成熟了再说。没想到你后来在公安口一路干上来了,这个案子反而一直没机会碰。”
他说完,靠在沙发背上,看着祁同伟,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夜色沉沉,客厅里的挂钟走得很慢。
“现在你是副省长了。”
高育良说,“岩台市公安局归你管,京州市公安局归你管,省厅刑侦总队归你调。你想重启这个案子,不需要我帮忙。”
“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