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出租屋在城北，一片九十年代的职工家属区里。楼是六层的红砖楼，外墙的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土黄色的砂浆。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年，没有人修。他每天晚上收车回来，把奔驰停在小区的空地上——那块空地本来是花坛，水泥边缘还留着，里面没有花，停着三辆电动车和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奔驰停进去的时候，车头探出花坛边缘一截，车标在月光里反着光。邻居们早就见怪不怪了。开奔驰的司机，住红砖楼。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的房间在五楼，一室一厅，月租六百。客厅的窗对着另一栋楼的山墙，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秋天爬山虎的叶子红了，从下面往上看，整面墙像被火烧过。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玄关的灯是他自己装的，一根电线从天花板上吊下来，接一个螺口灯泡。拉线开关垂在门框边上，他摸到拉线，拉了一下。灯泡亮了，昏黄的，把玄关地上那双布鞋的影子投在墙上。
他把布鞋脱了，换上拖鞋。拖鞋是蓝色的塑料拖鞋，超市买的，九块九。左脚那只后跟磨歪了——他走路重心偏左，和抱孩子有关。把今天的车费流水记在墙上的日历上。日历是加油站送的，上面印着“中国石化”的红字。每一个日期下面都写着一行小字——公里数，油耗，陈默的行程。他不习惯用手机记。手指头粗，屏幕上的按键太小，总是按错。用笔写，笔尖落在纸面上，有阻力，有声音，写错了划一道线重写。踏实。
写完，他把笔插回日历的塑料封套里。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接了一壶水坐在煤气灶上。煤气灶是单头的，打火开关不太好使，要按住转好几下才着。他蹲下去，手按着开关，耳朵凑近灶眼。转了四下——“噗”的一声，蓝火苗从灶眼里蹿出来，舔着壶底。他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左膝。
水烧开要一会儿。他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窗外的爬山虎。秋天了，叶子红了一半，绿的一半。红的是朝着太阳的那面，绿的是背阴的那面。同一根藤上，叶子不同命。他看了很多年爬山虎，从春天看到冬天。春天发芽，嫩红色的小叶片从老藤的节上冒出来，像婴儿攥紧的拳头。夏天疯长，一夜之间能爬出去一拃长，把整面墙盖成绿的。秋天叶子变红，从边缘开始红，一点一点往叶心里烧。冬天叶子落光，只剩下褐色的藤，贴在墙上像干涸的血管。他每年都看。年年一样，年年不一样。
水开了。壶盖被蒸汽顶起来，发出“咯咯咯”的声响。他把煤气关了，把开水冲进暖瓶里。暖瓶是老的，铁皮外壳，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牡丹的花瓣掉了一块漆，露出底下银灰色的铁皮。那是他退伍那年带回来的，用了二十多年。瓶塞是软木的，用久了变小了，塞不紧，他裹了一层布缠在上面。布是从旧背心上剪下来的，白色的，洗了很多遍，变成灰白色。
他倒了一杯开水，端到客厅。客厅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是房东留下的，老式液晶，屏幕上有两道竖线，一道红的，一道绿的。看人的时候，脸上永远挂着那两道线。他不在乎。他不看电视里的人脸。他看新闻，看天气预报，看本地台的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上走丢的老人，他一个一个地看他们的脸。看了很多年，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他还是看。
今天他没有开电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水杯放在桌上。杯口冒着白汽。他看着她。不是在看什么，就是看着白汽升起来，散开，消失在空气里。像他这十几年来的很多个夜晚。白汽升起来，散开。天亮了。出车。
手机在裤兜里震的时候，他以为是陈默。这个点陈默有时候会发消息，说第二天不用来接，他自己送安安。老周掏出手机。屏幕亮起。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外地号，没有存过。他接起来。
“喂。”
对面没有声音。不是静音，是有人在呼吸。那种呼吸声不是打电话时正常的背景音——是屏住气又松开、松开又屏住的声音。像一个人站在很高的地方，往下看，想跳又不想跳。老周的手握紧了手机。他没有再问“喂”。他等着。十几年的兵，五十岁的司机，他知道有些话需要等。等对方把气捋顺了，把心放回肚子里，把那个压在舌根底下很多年的字从喉咙里推出来。
“爸。”
一个字。从他手机听筒里传出来，被千山万水的信号压缩过、延迟过、削薄过。但他听出来了。不是听出音色——十几年了，他儿子变声了，从童声变成少年声，从少年声变成现在这个低沉的、被烟熏过的成年男人的声音。他没听过这个声音。但他听出来了。因为会叫他“爸”的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
老周的手开始抖。
不是整个手抖，是握手机的那只手，手指。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不受控制地、像被电流穿过一样地抖。他把左手加上去，两只手捧着手机，像捧着一只刚落地的、还没睁开眼睛的雀。手机壳是黑色的，硅胶的，磨得发亮。他捧着她。手指还在抖。
“……是我。”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响起来。两个字中间隔了一次呼吸。“周平。”
周平。他儿子叫周平。平平安安的平。名字是他起的。他媳妇怀孩子的时候，他还在部队。写信回去，信纸是从连部领的，抬头印着部队的番号。他用圆珠笔写，字很大，一笔一划。“要是男孩，就叫周平。平平安安的平。”媳妇回信说好。信纸是从供销社买的，粉红色的，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和他暖瓶上那朵一模一样。他把信叠成小方块，放在军装胸口的衣兜里，贴着心脏。拉练的时候汗把信纸洇湿了，牡丹花洇开来，粉红色染在军装内衬上。他洗了很多遍没洗掉。后来那件军装穿烂了，他把那一块内衬剪下来，一直留着。后来搬家搬丢了。
平平安安。他儿子没有平安。
他欠了儿子十几年。不是钱，是日子。儿子第一次走路，他没看见。儿子第一次换牙，他没看见。儿子第一天上学，他没看见。儿子被同学欺负了，回家没人说，他没看见。儿子初中毕业照，站在最后一排最左边，下巴微微扬着，像他年轻的时候。那张照片是前妻寄给他的。寄到部队，信封上写着他的番号。他拆开，照片从信封里滑出来，落在值班室的水泥地上。他捡起来，用袖子擦掉照片上的灰。儿子的脸被灰蹭花了一道。他用手指抹，抹不掉。那道灰留在了照片上，留在了儿子十四岁的左脸颊上。
他把那张照片放在军装胸口的衣兜里。和媳妇那封粉红色的信放在一起。后来一起搬丢了。
“你——”他的声音从嗓子里出来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不是哭，是太久没有叫过这个名字。舌头找不到那两个字的形状。“你还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不是不说话，是吞咽。喉结在电话那头滚动的声音，被千山万水的信号压缩成一声很轻的、闷闷的响。像一块石头从井口扔下去，过了很久，井底传回来一声“咚”。
“不好。”周平说。“爸，我欠了债。”
老周捧着手机的双手，不抖了。不是不怕了，是“债”这个字让他从父亲变回了兵。兵不抖。兵在听到命令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执行。
“什么债。”
“创业失败。”周平的声音低下去。“在南方，跟人合伙开了一家汽修店。我出技术，他出店面。前半年还行，后半年他拿着钱跑了。房租欠了三个月，供货商的货款没结，工人工资发不出来。”他停了一下。“不是赌债。爸，不是赌。”
最后四个字，他加了重音。像小时候被冤枉了，梗着脖子跟他妈说“不是我”。他妈不信。他梗着脖子，眼泪在眼眶里转，不掉下来。
老周信。不是因为他听了儿子的解释，是因为周平说“不是赌”的时候，声音里那种东西——不是辩解，是怕被误解。怕到要把这两个字单独拎出来，放在句子的最后，用牙咬着，一个字一个字递过来。他信了。
“欠了多少。”
“八万。”
八万。老周在心里把这个数字默了一遍。不是很大。他给陈默开车，月薪七千，包吃住。吃在陈默家，住在红砖楼。一个月攒五千，十六个月。不是还不起的数目。但他知道，儿子走投无路了才会打这个电话。十几年不联系的父亲，在手机通讯录里大概连名字都没有存，大概是翻遍了所有能借的人、所有能贷的平台、所有能张口的亲戚朋友，翻到通讯录最底，看到一个没有名字的号码。拨出去。他不知道那是谁的号码。他大概试了很多次，每次拨通之前都挂了。今天没有挂。
“账号发给我。”
他说这五个字的时候，声音是稳的。和他倒车时看后视镜的眼神一样稳。左脸比右脸黑一个色号的那半边脸，贴在手机屏幕上，颧骨上的茧被屏幕的微光照亮。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不是吞咽，是呼吸。呼吸声从千山万水之外传过来，被信号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断断续续，像收音机没调准频率时的声音。沙沙的，在那些沙沙声的缝隙里，老周听见了一声很轻的、几乎被压缩掉的——“爸”。
不是叫他。是周平自己在叫。叫给自己听的。像一个人走夜路，嘴里念叨着家里的地址。怕忘了。
“我……”周平的声音又响起来。只说了一个字，后面的话断了。然后他把电话挂了。
老周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屏幕亮着，通话结束，陌生号码停在最近通话的最上面。他盯着那串数字。十一位，前三位是区号，南方某个城市的。他把那串数字看了一遍，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没有存。不是不想存，是记在脑子里了。当兵的时候背过很多号码，部队的、连部的、指导员的、战友的。退伍之后忘了很多。但这十一个数字他不会忘了。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杯口的热气已经不冒了，水凉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凉白开，从喉咙凉到胃。
他站起来。走到卧室。卧室很小，放一张床，一个衣柜，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了。床是木板床，床头柜是一只塑料收纳箱，倒扣着。上面放着一盏台灯、一盒烟、一只烟灰缸。烟灰缸是玻璃的，印着某家白酒的牌子，缸底沉着几颗烟头和一层细细的烟灰。他在床边坐下来。床板响了一声。弹簧老化了，他这些年一个人睡，把左边的那几根弹簧睡塌了。人往左边歪。他没有换床垫，歪着睡习惯了。
他把手机银行打开。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把左脸那片被方向盘晒出来的深色皮肤照得更深，把右脸照成青白色。登陆密码是他退伍那天的日期。八月一号。不是故意选的，是那年八月一号，他背着铺盖卷从军营走出来，回头看了一眼大门。门口的哨兵给他敬了一个礼。他还了一个。转身走了。走了很远，没有回头。
余额：九万三千四百一十七块六毛。
他把这个数字看了很久。不是犹豫，是看。像看爬山虎的叶子从绿变红，像看暖瓶上的牡丹花掉了漆。他看了很久。然后点开转账。输入那十一个数字。周平的账号。开户行在南方。他从电话区号里猜出来的。
金额：。附言栏。他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拼音输入法，他不太会用。手指头粗，总是按错键。他把“不用还”三个字打了四遍。第一遍打成“不要还”，删了。第二遍打成“不用还”，多了一个空格。第三遍他把空格删了。第四遍他把句号也删了，只剩下三个字。不用还。光标跳到附言栏的下一行。他又打了三个字。“好好过。”
他把附言栏里这六个字看了三遍。“不用还。好好过。”六个字。两个句号。他这辈子给儿子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儿子出生前，他在信纸上写“就叫周平。平平安安的平”。第二封是离婚那年，他在信纸上写“我对不起你们母子”。那封信没有寄出去。他不知道寄到哪里。前妻带着儿子走了，没有留地址。他把那封信折成小方块，放在军装胸口的衣兜里。后来和粉红色的信、和儿子十四岁的毕业照一起，搬丢了。
手指按在确认键上。屏幕弹出指纹验证。他把右手拇指按上去。指腹上的老茧——方向盘磨的、挡位杆磨的、八年六十万公里磨出来的——压在手机屏幕的指纹识别区。识别了三秒。转账成功。
他把手机放在塑料收纳箱上，屏幕朝下。烟灰缸旁边。然后他躺下来。床垫往左边陷下去，他的身体跟着往左边歪。弹簧在身下发出一声悠长的、金属疲劳的呻吟。他歪着躺在那里。天花板是水泥的，没有吊顶，楼板接缝的地方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墙角爬到灯座。他盯着那道裂缝。和孙倩盯着她房间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样。和陈默盯着他出租屋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样。这座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老房子的天花板上都有裂缝。裂缝里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
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轮胎碾过小区的水泥路面，车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扫进来，在天花板上划了一道。从左到右。消失了。房间重新暗下来。台灯的光是昏黄的，照在烟灰缸上，把玻璃缸底那层烟灰照成淡金色。
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手指碰到一个东西。凉的，硬的，塑料包装纸的边缘微微扎手。他把它摸出来。
一颗糖。
橘色的水果糖，透明的塑料纸包着，两头拧着，像一只很小的蝴蝶。幼儿园发的。安安给他的。那天他接安安放学，安安从教室里跑出来，手里举着这颗糖。“周叔叔，今天老师发糖了。我有一颗。给你。”他蹲下来，把安安抱上车。安安把糖塞进他手心里。小小的，被安安的掌心捂热了。他没有吃，放在口袋里。每天换裤子的时候，从这条口袋换到那条口袋。糖纸被钥匙磨得起了毛，安安的掌温早就散尽了。
他把糖举到台灯底下。橘色的水果糖在昏黄的光里是琥珀色的。糖纸上印着一只小熊，小熊手里抱着一颗更大的糖。他把糖放在枕头边上。塑料糖纸碰着枕巾，发出很细很细的、塑料摩擦棉布的声响。
天花板上的裂缝从墙角爬到灯座。他的眼睛跟着那条裂缝走。走了几个来回。眼皮沉下来。他歪在床垫左边，睡着了。枕头边上放着一颗橘色的糖。小熊抱着更大的糖。
手机在塑料收纳箱上，屏幕朝下。银行发来的扣款短信亮了一下，暗了。屏幕上落了一层从台灯光里飘过来的、细细的、看不见的灰。窗外，爬山虎的红叶子在夜风里轻轻晃。同一根藤上，绿的那面朝着墙，红的那面朝着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