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头上，名单放到了江远桌上。
一张纸，二十个名字。十八个后面画了圈，两个画了三角。
“画圈的是约得到的，三角是备着。”王海涛说，“都是你要的那种人——不懂电池的。”
“先见哪三个。”
“车厂出来的一个，干电网的一个，还有一个国营大电池厂的。”王海涛说，“国营那个五十二了，厂子去年关了。人现在在劳务市场登记，一个月去看两回招工的窗子。”
“关了才好。”江远说，“关了的人，才知道线是怎么停的。”
“还有一个，现在人在苏州，做电动自行车的。”王海涛说，“要不要见。”
“排下一批。”江远说，“一次见三个，见多了，人就串了。”
名单是王海涛一个人跑出来的。六个人才市场，四个行业协会，打了四十多个电话，腿跑了两个礼拜。
“有个细节。”他把名单翻过来，背面密密麻麻全是字，“我每问一个人，都问同一句话：你这行里，最能的人是谁。问到第六个人，他们开始说同一批名字。”
面试约在三月十一号，一天见三个。
第一个进来的三十八岁，姓邓，做车用电池包的。
他进门先放下一份文件。纸边起了毛，页脚卷着，像被人翻过几百遍。
“这是什么。”
“失效分析。”邓工说，“前年我们一组电池在北方出了问题，拆回来十七组。我带两个人拆了两个月，写出来的东西。”
江远翻到中间一页。图上是一只电芯，旁边标着温度、内阻，还有一颗螺栓。
“结论。”
“螺栓。”邓工说，“车一颠就松，松了就发热。实验室跑了三个月没抓到，最后把整包拆下来装到试装车上，在坏路上跑了四万公里，才把它逮住。”
“实验室为什么抓不到。”
“实验室的路太好了。”邓工说，“真实的车不走好路。”
“厂里为什么放你走。”
“电动车的项目停了。”邓工说，“项目停了，做包的人就没用了。我走的时候，车间里那台振动台还蒙着布。”
“你要多少工资。”
“多少都行。”邓工说，“给我一间实验室，一台振动台。别的我不挑。”
江远把文件合上，推回去。
“我们要建大电池线。”他说，“你说说，你能给我什么。”
“我给不了工艺。”邓工说，“工艺你们自己有。我给你的是，我见过大电池是怎么死的。”
邓工走的时候，把那把椅子推回了原位。
“这种人。”王海涛说，“不要钱，要台子。”
“要钱的才好办。”江远说，“要台子的，是把往后十年都押上去的。”
第二个姓贺，五十出头，在供电局干了半辈子。他进门拎着一个旧文件袋，坐下以后，王海涛问了三个问题，他一共答了五个字。
江远把本子推到一边。
“贺工，别的问题不问了。”他说，“你想问什么，你问。”
老贺抬起眼皮，看了江远一会儿。
“我就问一句。”他说，“电，从哪儿来。”
“什么意思。”
“你做电池，做出来谁买，买了拿去充。”老贺说，“充的是火电还是谷电，几点充，一度多少钱。这一笔想不清楚，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堆铁。”
江远没有马上接话。窗外车间的涂布机正开着，声音隔着两堵墙传进来，闷闷的。
“这一笔，我们现在算到三年。”他说，“你来了，替我把十年也算出来。”
老贺点点头。他把那个文件袋放到桌上，没打开。
“这是什么。”王海涛问。
“我抄了半辈子的电价。”老贺说，“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钟头多少钱，我都记着。你们要问电从哪儿来，答案都在里头。”
江远伸手把文件袋拿过来，掂了掂。不重，一沓纸。
“办公室不用给你留了。”他说，“你的位置在电房。”
“电房好。”老贺说，“离表近。”
王海涛问他工资要多少，他想了半天。
“跟我以前差不多就行。”他说，“我没跟私人老板干过，规矩你定。”
第三个姓郝，叫郝建民，五十二岁，国营大电池厂干了三十年。
他坐下的时候背是直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郝师傅，三十年，不容易。”
“三十年零四个月。”郝建民说。
“厂子关了，你想什么。”
“我想那条线。”郝建民说，“设备是进口的，一共跑了十一个月就停了。停的时候，设备还是新的。人呢，说散就散，四百多人，一个月就散完了。”
“你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郝建民直直地看着他。
“别拿你们做小电芯那套过来。”他说，“我听说你们一个月出八千万颗，了不起。大电池那边，一颗是一颗，废一颗是废一组。你们那点良率，搬过来一天就得赔穿。”
“所以要你来。”江远说，“线给你，规矩也给你。带旧部来吗。”
“不带。”郝建民说，“我那些人，早散了。我一个人来。”
“那就你一个。”
他站起来，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上班。”
“线到厂就上班。”江远说，“三月二十号。”
“行。”郝建民说。
三个人都走了，天已经黑了。王海涛进来，把门带上。
“怎么样。”
“三个都要。”江远说，“邓工管测试，老贺管电的事，郝师傅管线。”
“我听明白了。”王海涛说，“邓工那份报告，是白纸黑字教出来的。老贺那一问，问的是你没想过的。郝师傅那张嘴，是大厂里熬出来的硬骨头。”
“我要的就是这个。”江远说，“大厂教出来的人守规矩。我要的，是见过规矩杀过人的人。”
王海涛记完，翻出另一页。
“还有个事。我托人问到了两条停线。”
“谁的。”
“山东一家做电动大巴的。前年上的项目，线是全新的，车没卖动，钱断了，线就封在那儿。”王海涛说，“两条，对方开价两亿。”
“设备多久了。”
“前年三月装箱，运到厂里就没开过封。”王海涛说，“卖方现在欠着工程队的钱，再拖下去，要走拍卖。拍卖的话，这两亿都拿不下来。”
江远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
“买。”
王海涛抬起头，等他的理由。
“新线一条三亿八，两条七亿六，省五亿六。”江远说，“这不是大头。自己建线，从打地基到出产品，一年半。这两条线是现成的，通上电，四个月能跑。早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值多少。”
“一个车型一年两万组。”江远说，“你自己乘。”
“二手设备，出了问题谁认。”王海涛说。
“让原厂来验收。”江远说，“验收单不齐，尾款不付。你去谈，就带这一条。”
“还有一条。”江远说，“让邓工去看。他见过大电池怎么死，设备死没死过，他一眼能看出来。”
王海涛把两个数并排写下来，中间画了一道竖线。
“两亿出去，账上就见了底。”他说，“小电芯一亿颗的料钱，一分动不得。”
“知道。”江远说，“所以拖不得。两亿压在那儿，一天的利息就是四万。”
王海涛合上本子的时候，皮筋绑了两道。这是他算大账的老习惯，绑第二道，就是这单他心里没底。
“你没底。”江远说。
“我没底。”王海涛说，“你有，你就上。”
三月下旬，两条线分十四车拉到嘉定。卸车那天，包装箱上落了一层灰，木条一撬开，设备上的油纸还是亮的。王海涛伸手摸了一下，说了三个字：跟新的一样。
车间把东半边清出来，导轨上的防锈油要用煤油一点点擦，这活派给了小何。小何二十一，盐城人，进厂两年，手稳。
第三天下午，江远到车间看安装。小何跪在导轨边上，拿白手套在轨面上抹了一下，手套还是白的。
“郝师傅，这样算干净了吗。”
“算。”郝建民说，“再抹三遍。大电池的线，轨面上留一粒砂，涂布就废一整卷。”
小何没吭声，低头接着擦。擦到东头，他直起腰问了一句：“郝师傅，这线真像老板说的，四个月就能出东西？”
“线是死的。”郝建民说，“看手。”
小何把这三天的白手套都收在工具盒里，一共六只，只只都是白的。
车间西墙上，邓工把那份失效分析报告复印了一份，用四颗图钉钉在那儿。王海涛看不懂图，只看清了最底下一行字：真实的车不走好路。
“钉这个干什么。”王海涛问。
“提醒我自己的。”邓工说。
收工前，江远把三个人叫到线头跟前，就说了一段话。
“老邓见过大电池怎么死，老贺知道电从哪儿来，郝师傅见过线怎么停。”他说，“我只加一条规矩。大电池坏一颗，一组全废，废的是百分之一。你们小电芯的失效是千分之八，坏一颗，返工就完了——两套规矩，不能混。”
邓工点了一下头。
郝建民没有点头。他把安全帽在手里转了半圈，看着那条还没装完的线。
“江总，话说得好。”他说，“可有一条，你得先认下来——你们做小电芯的那一套，到了大电池上，要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