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台重做完，是八月初。
那批机器全部摆在车间东头，一台一台套着塑料袋，码了六排。装箱的纸箱是新的，印着一行字：远芯 7200mAh。
按王海涛的算法，这一千二百台拉出去，一台五十九，是七万零八百。八月的账上正缺这一笔。
江远说：不卖。
“不卖。”王海涛把手里的笔停在半空，“那拿它干什么。”
“借出去。”
“借。”
“不是送。”江远说，“是借。一个人用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我要他一张纸。”
八月三号，他把几个人叫到楼下。
他说得很简单：一千二百台，一台不卖，全部发出去给人用。用的人不用付钱，用坏了不用赔，丢了自己认。只有一样，每个人要在一张纸上写字。
“写什么。”
“写四句话。”江远说，“一天用几次；哪一次最好用；哪一次最想把它扔了；还有哪儿最难受。”
“要是他不写呢。”
“不写就不给。”
“给了他不还呢。”
“不用还。”江远说，“那一台二十六块。我花二十六块，买他一个月里骂我的那几句话。”
一千二百台分六路。苏晓在义乌发两百台，发给柜台上熟的老客户。周维在深圳发三百台，走华强北的档口和一家做手机壳的。杭州沈老板两百台。上海的数码店和三家网吧两百台。剩下的三百台，厂里的人自己拿，一人一台，再让自己家里人拿一台。
发之前，陈小满在每一台的壳里塞了一张卡纸。卡纸是她自己剪的，一张一个编号，正面四个空。
“为什么是四句。”她问。
“多了他不写。”江远说，“四句，他能写满。”
童晓棠也拿了一台。她拿了以后没有往包里放，直接带进了实验室。
一千二百台里，有一百台是发了两次的。周维那一头发出去以后，有十几个人第二天就还回来了，说太重，不想带。周维把还回来的又发给了别人。
八月是慢的一个月。
厂里的活少了。万能充的订单还在，移动电源一台没出。车间里三十几个人分成两班，一班做万能充，一班等电芯。
王海涛每天把回信收上来，按路数分成六摞，压在长桌上。到八月底，六摞纸收齐了。
一千二百台发出去，收回一千一百七十六台。丢的和忘在公司的加起来二十四台。
反馈单收回来四百三十七张。
陈小满抄了三天。
她把每一张纸上的四句话剪下来，一样的归成一堆，最后排出一个顺序。
第一条，四百二十六张：太重。
第二条，二百一十三张：灯太亮。
第三条，一百八十七张：插上手机以后不好放。
后面还有：充电太慢，一百三十一张；线太短，九十八张；壳太滑，手一松就掉，七十四张。
童晓棠把收回来的机器一台一台过了一遍。
一千一百七十六台里，鼓包十一台，灯坏的七台，板子烧掉两台。剩下的电芯内阻普遍涨了三到五毫欧。
“一个月，涨三到五。”她说。
“多还是少。”
“不算多。”她说，“但这是没怎么用的一个月。真用半年，就不是这个数。”
她把那两台烧了板子的单独挑出来，摆在自己操作台的一角。
还有一条，陈小满没有归进前三。
有六个人写：不能给平板充电。
“这条改不改。”她问。
“不改。”
“为什么。”
“因为给平板充电，要出去两个安培。”江远说，“两个安培，板子要换，电芯要换，壳要加厚。这个机器就做不成了。”
“那他们不满意怎么办。”
“他们买错了东西。”江远说，“我要做的是一台给手机用的。给别的东西用的，另做一台。”
他把那六张纸抽出来，夹在黑板右边那张爆炸原因的纸下面。
九月一号下午，江远把一千一百七十六台机器和那六摞纸摊在车间里。
他没有开会。他自己拿了三张纸，走到黑板前面。
他先抄第一条：太重。
抄完他念了一张反馈单。是义乌一个开店的人写的，字很丑：这个东西装在裤兜里，裤子一直往下坠。我老婆说，像揣了半块砖。
底下有人笑了一声，笑完就没了。
他抄第二条：灯太亮。
他又念了一张：晚上放床头充电，四颗灯亮着，红的绿的，照得我睡不着，我拿毛巾盖着。
他抄第三条：插上手机以后不好放。
念的第三张是深圳一个坐办公室的人写的：插上线，机器就吊在手机上。往桌上一放，两头翘着，我拿杯子挡着它。
三条抄完，他退开一步。
车间里没有人说话。
“这不是投诉。”他说，“这是说明书。”
他把粉笔放在槽里。
“人家把该怎么做，一条一条写给我了。”
他把那六摞纸抱起来，放到操作台上，用一块砖压住。
“以后每一版出来，先看这些纸。”
从那天起，一千一百七十六台机器全部拆开。
第一条太重。壳壁从一点二毫米减到零点九，里面那块整块的支架改成两条筋，底下的六颗螺丝减到四颗，背面加两个卡扣。童晓棠算过，一台轻二十四克。
“零点九的壁厚，抗压掉一半。”她说。
“掉多少。”
“我压过。”她说，“一台机器上站一个人，一点二撑得住，零点九撑不住。”
“那就加卡扣。”
“加了也不够。”
“再加两条筋。”
第二条灯太亮。四颗灯的限流电阻从一点二千欧改成四点七千欧，灯窗上再贴一张磨砂片。改完晚上拿到车间里试，四颗灯亮着，像四粒米。
第三条插上不好放。两个接口从机器的一头挪到侧面，往壳里凹一点五毫米。背面开了两条浅槽，插着线也能平躺着放在桌上。
改这三条，江远给陈小满定了一条：不许加钱。
“不加钱怎么改。”她问。
“减掉的东西比加的多。”江远说，“壳壁薄了，材料就少了。螺丝少两颗，支架少一块。省下来的，贴灯的电阻和壳里的卡扣。”
陈小满算了一遍，把数报给王海涛。
“一台省一块一。”她说。
“改完一台还多一块一。”王海涛说，“这个东西，总算往一个方向动了。”
三条都改完是九月十七号。
陈小满把新壳的图拿给江远看的时候，第一句话是：“第二套模废了。”
第二套模是八月上旬开的。开的时候，试用的反馈还没回来，图纸上还是一点二的壁厚、正中间的接口。模具钱已经付了，做出来的壳装了三百多台，一台都没有出手。
九月十八号上午，王海涛把改模的报价单放在江远桌上。
“新的模具，二十六万。”他说，“压铸、冲切、氧化挂具，全要重开。”
“原来那套呢。”
“废。”
王海涛把两笔钱并在一张纸上。
新的模具，二十六万。试用的机器一千二百台，三千一百二十块。加上拆装和返工的人工，一共二十九万八千一百二十。
第二套模的钱他没有写进去。
“那笔钱我不算。”他说，“写上去心疼。”
江远把那张纸拿到手里，看了两分钟。
他签了字。
签完他在纸上添了一行：九月十八日，第二套模废，重开。
王海涛把纸收起来，没有走。
“我还有一句。”他说。
“你说。”
“试用的账你算得清。”王海涛说，“二十六块一台，一千二百台，三万一千二。你换回来四百三十七张纸。一张纸七十二块钱。”
“对。”
“值吗。”
“值。”江远说，“这不是四百三十七张纸，是四百三十七个人替我们试了一个月。”
那天晚上苏晓从义乌打来电话。
“我这边有七个人问，你们那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发货。”她说，“还有一个人，一次要五百台。”
“十月。”
“十月不行。”苏晓说，“他等不了。”
“那就十一月。”
“江老板，”苏晓说，“我跟你讲实话。你盒子上那个七千二，我柜台上一摆，别人就问是不是写错了。”
“你怎么说。”
“我说你测。”苏晓说，“可上礼拜有个业务员来我这儿，他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这个数，摆在台面上不好卖。”
挂了电话，江远把这三个字写在一张纸上，压到操作台那块砖下面。
不好卖。
他没有把那张纸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