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十分，市委九楼。
李明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一份传真件。
“林副组长，您先看这个。”
那是省纪委今天上午收文的回执清单，一共四条。
第一条，清河市委关于旧城改造二期征收补偿异常情况的报告，收文时间前天二十二时二十七分。第二条，清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四户产权异常自查情况的说明，收文时间前天八时三十分。第三条，我同志关于本人有关情况的说明，收文时间今日九时二十分。
第四条，关于反映清河市委特别巡察组副组长我同志有关问题的举报材料，收文时间今日十时零五分。
我的手指停在第四条上。
“举报人是谁？”
“没有署名。”李明道，“内容我们拿到了摘要，三条。第一条，您在青阳期间收受企业现金一百万。第二条，您在清河居住企业提供的房产。第三条，您通过企业渠道非法获取市委主要领导的家庭档案。”
“一条不差。”我道。
“一条不差，而且比您那份晚了四十五分钟。”
书房的门开了。
“进来说。”
……
苏建国站在窗前，桌上摊着那四条回执。
“坐。”
“四十五分钟。”苏建国道，“小林，你昨天早上八点十分把那三页纸放在我桌上的时候，想过今天这一步吗？”
“想过一半。”我道，“我算到江如雪不会真报，但是我没有算到还有别人也知道这三条。”
“第一条只有你和江如雪知道。第二条备了案，谁都能查。第三条是三天前的事，那天晚上在场的只有三个人。”
“还有一个。”我道，“那个老档案员。江如雪从他手上拿走复印件，他心里记着这件事。这三年他要是给谁办过第二次，那个人就知道有这么一份表在外面走。”
“也就是说，周明达那边一直知道有这份表。”
“不止知道。”我道，“他等的就是我什么时候把它拿出来用。我要是拿它去攀关系，他自然有一份举报。我要是不用，他就一直留着。”
苏建国把老花镜摘了。
“那你昨天早上那一手，是把他的东西提前引爆了。”
“是。”我道，“可是苏书记，这一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的三条跟我的三条写的是同一件事。”我道，“可是我那份是九点二十到的，他的是十点零五分。省纪委的经办人打开第四份材料的时候，手上已经有了第三份。”
“所以他那封举报信，只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
“对。”我道，“在这个体系里，一封举报信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内容，是突然。等到被举报的人已经自己写过一遍，那封信就剩不下什么了。”
苏建国重新坐了下来。
“小林，我不跟你绕。这四条摆在一起，最难看的不是第四条。”
“是第二条。”
“是第二条。”苏建国把那张纸推过来，“前天早上八点半市政府报了自查说明，前天晚上十点二十七分市委才报情况报告。省里两个厅先看到的是市政府那一份。在省里眼中，是清河市政府在主动查，市委在后面跟着补。”
“昨天您在常委会上把停工决议要下来了。”
“决议是决议。可是今天上午省委办公厅一位副秘书长给我打了电话，问得很客气。”
“他问什么？”
“他问，清河市委和市政府对同一件事报了两份口径不一样的材料，是不是班子内部有分歧。”
“这一句最厉害。”我道，“他不问四户，也不问那三个亿。他问的是这个班子团不团结。这一问下来，您上面所有的动作都要先解释一遍。”
“周明达要的就是这个。”
“他要的就是这个。”苏建国道，“小林，我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下午起，我在省里那一层不好使了。不是被人压住了，是被人问住了。被人压住还能顶，但是被人问住只能解释。”
我没有说话。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给不了你更多的东西。”苏建国道，“市委特别巡察组的文件还在，你还是副组长。但是我要是再替你打一个电话，明天省里那位副秘书长的问题就会多一句。”
“我明白。”
“你不用明白得这么快。”苏建国把抽屉拉开，取出一份材料，“今天上午十一点，市纪委收到一份实名举报。举报人是青山镇卫生院的一个护士。”
我的手停住了。
“她举报什么？”
“她举报前天早上那四份体检单是她开的，可是那四个老人当天没有到卫生院。”苏建国道，“血压和心率是她照着上一年的底档抄的。”
“是谁让她抄的？”
“镇卫生院的院长。”
“她为什么要报？”
“因为前天晚上她被叫去补一份签字。”苏建国道，“补的是一份护送人员的名单。她在名单上看见了一个名字，那个人不是卫生院的。”
“谁？”
苏建国把那张纸转过来。
护送人员名单最后一行写着一个名字，后面括号里写着单位。
我看着那三个字。
那是十年前王满仓那本门卫登记本上出现过一百四十七次的那辆车的驾驶人。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苏建国道，“但是这份举报有一样好处：它是实名的，而且它举报的不是周明达，是青山镇卫生院开假体检单。”
“性质是伪造医学证明文件。”
“对。”苏建国道，“这件事归卫健和公安管，跟市委自然没有关系，跟你也没有关系。可是这件事一立案，那四个老人的下落就必须查清楚。不是我们要查，是办这个案子的人要查。”
我把那张纸放下。
“苏书记，我今天要跟您报一件事。”
“说。”
“我今天上午在天穹控股拿到的那一百七十三笔流水里，有一笔对不上。”我道，“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四千八百万，收款方是一家香港的贸易公司，账上写的是设备采购。没有到货单，没有验收记录。”
“这种账多得很。”
“但是这一笔的付款申请单上有第二个签字。”我拿出一张复印件，“除了王强，还有一个人签了。这个人不是天穹的员工。”
苏建国把老花镜戴上。
那个签名很潦草，可是姓氏认得出来。
“周。”
“周。”我道，“苏书记，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市政府有一个考察团在香港。名单上有五个人。”
苏建国把那张复印件放在四条回执的旁边。
三样东西摆在同一张桌上：省纪委的四条收文回执，一份护士的实名举报，一张付款申请单的复印件。
“你今天下午还有一件事。”苏建国道，“把这张复印件送到省纪委三一五专案组，亲手交给苏红袖。她三点的车回省城。”
我站起来。
“还有一句。”苏建国把老花镜摘了，“你送过去的时候，别多说。就把这一张纸给她，让她带走。”
“为什么？”
“因为从今天上午十点零五分那封举报信到了以后，你已经是一个被举报的人。”苏建国道，“一个被举报的人送上去的材料，人家收，但是不会当天就用。她带回去的那份不一样，那是核查组撤回时随卷带走的东西，进卷的日期自然是今天。”
“同一张纸，谁带上去，写在卷宗上是两个东西。”
“是。”
我把那张复印件折好，放进内侧口袋。
走到门口的时候，苏建国叫住了他。
“小林。”
“苏书记。”
“昨天早上你把那三页纸放在我桌上，我说了一句你要是先开口求我，我什么都不会答应你。”苏建国道，“今天我把这句话补完。”
“您说。”
“你昨天那一步走对了，可是它救不了你。”苏建国把桌上那四条回执收进抽屉，“它只救得了这个案子。”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钟指着两点四十。
从我到清河的那天起算，今天是第十六天。这十六天里我签过的字、报过的备、抄送过的件，加起来是一摞纸。这摞纸自然没有替我挡过一次刀，它们只做过一件事：让每一次落下来的刀都必须先写清楚为什么落。
我往电梯口走。
省纪委的车三点开。这一趟我要送出去的，不是证据，是一个日期。
我不知道的是，这一趟车，苏红袖不会坐。
我更不知道，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有一个女人正拉开衣柜最下面的那一格，端出一个落满灰的纸盒。
那个盒子，她十年没有打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