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服装厂的回信比想象中快。
负责临时工资料的干事带着两页旧档来到公社。第一份是1982年由长岭协作渠道转来的军属就业推荐，姓名沈知夏，条件为参加样衣与踩机考核，并非直接录用。
第二份是陆秀玲当年的报名表。她没有冒用嫂子的姓名，却在“家庭特殊关系”一栏填了陆沉川，并附了一张柳树湾生产队证明，称原推荐人沈知夏身体不适、自愿放弃，由同户适龄家属陆秀玲参加转介绍。
证明下方盖着生产队旧章。
马长顺看完，脸色难看：“这不是我开的。那年管章的是老队长，他前年已经去世。”
“字是谁写的？”何翠英问。
“像周家一个远房亲戚。那人替村里写过不少材料。”
厂方干事道：“当年临时用工手续不像现在查得细，又有驻地协作介绍的来路，我们收下证明，安排陆秀玲参加考核。她踩机确实合格，这两年表现不算差。但材料若失实，厂里必须复核。”
陆秀玲坐在墙边，面无人色：“我考上是凭自己！就算嫂子去，她也不一定能进。”
“没人否认你参加过考核。”沈知夏说，“可我连参加的机会都不知道。”
“你那时天天病，去了也是白跑。”
“由我去不去，不由你替我答。”
厂方干事问沈知夏，是否要求立即顶替陆秀玲岗位。
“我不要求。”
屋里几个人都看向她。
“这本来就是临时岗位，两年里工作内容和招工条件都变了。她做过的工不能算我做的，厂里也不能今天赶走一个人，明天把我塞进去。”沈知夏道，“我要三件事：确认原通知是给我的；查清自愿放弃证明是谁办的；以后若有公开考核，我获得与别人一样的报名机会。”
她不肯拿另一个不合程序的结果，替换自己遭遇的不公。
厂方干事松了口气，也更加认真：“原推荐事实可以出具说明。失实材料要报厂里研究，陆秀玲先停工三天，配合核查。后续处理不能在这里定。”
“凭什么停我工！”陆秀玲站起来，“我这两年没少做一件活！”
“停工不是结论。”干事道，“是材料涉及冒用关系和虚假放弃，必须查。你若不配合，厂里才会按拒绝核查处理。”
周桂芬赶忙去拉儿子：“沉川，你跟人家说句话。你是军属关系本人，只要你认妹妹用了你的关系，这事不就过去了？”
陆沉川看着那张证明：“我从没同意把知夏的推荐转给秀玲，也没见过这份材料。”
“现在认也一样！”
“不一样。”
“她是你亲妹妹！”
“知夏也是我的妻子。”他说完停了一下，“至少在这件事发生时，她是我唯一推荐的家属。”
沈知夏听见，没有因这一句迟来的确认动容。1982年的机会已经过去，她那时若进厂，人生或许完全不同。“唯一推荐”四个字，只能把事实改回来，改不回她丢掉的两年。
厂方干事将说明副本交给她：“我们厂下个月可能有样衣短工考核，不保证录用。你愿意可以按公开流程报名。”
“我会先看条件。”
她没有立刻答应。小满刚退烧，临时住处未定，去县厂需要车费和照看孩子。机会重新出现，不代表现实困难自动消失。
厂方考核在工作日上午，从柳树湾坐最早班车也只能勉强赶到；自带童衣意味着布料、机针和至少两天工时。沈知夏当场询问考核是否收费、样衣是否归还、踩机由厂里提供还是自备。干事逐项回答，并把时间地点写在通知背面。她这才收下，不让“给你一个机会”又变成一场边界不清的白做活。
陆秀玲却把这当成故意拿乔：“你不就是想进厂吗？现在又装不稀罕！”
“我稀罕机会，不稀罕别人替我决定。”
核查谈完，陆秀玲被要求次日去厂里提交个人说明。她出门时眼神发直，周桂芬一路跟着安慰，说大哥不会真看她丢工作。
陆沉川没有追。
他把当年单位的寄件存档也交给公社核对。档案显示，除就业推荐外，他还申请过一次家属房。申请因未收到妻子亲笔确认而暂缓，后来他根据“沈知夏”的回信主动撤回。
那封撤回信正是陆秀玲少写一横的“满”字所在。
“你当时为什么不再核实？”沈知夏问。
陆沉川没有用整训和路远解释：“因为回信符合我当时最方便的安排。你不随军，我不用在任务和家庭之间重新分时间；钱寄回家，我也以为尽到了责任。”
他把自己最不体面的原因说得很清楚。
“现在呢？”
“现在我先把被我放弃核实的事一件件查完。至于你去不去北江、进不进厂，由你决定。”
“别再替我找一个新名额。”
“不会。”
陆沉川从文件袋取出单位回函。长岭目前仍有一间临时家属房可申请，但住房、随军与就业各走各的手续，没有所谓一个电话全部解决。
“你若想看房，我可以带你去看。你若不去，我也不会把它写成你第二次拒绝。”
沈知夏接过回函，只看，没有收：“先解决柳树湾的住处。小满现在不适合长途走。”
“好。”
她把县厂说明、单位回函和临时考核日期分别抄入自己的账本。账本过去只有钱，现在又多了一栏：被拿走的机会，以及重新选择的期限。
离开公社前，厂方干事又告诉她一个名字。
“当年负责样衣考核的是叶秋兰师傅。她看过你托人送来的那件改衣，说若你愿意参加下月考核，先带一件自己做过的童衣来。”
沈知夏脚步停住。
她手里没有新布，也没有自己的缝纫机。
这一次，去不去、什么时候去，终于轮到她自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