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五日，南洋市，复兴党省部级干部会议。
会议在政府办公区礼堂召开，来了两百多号人，把礼堂坐得满满当当。李福祥站在台上，面前摊着六部法律的要点摘编，讲了整整一个钟头。
他讲完之后，台下举手提问。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干部，姓吴，管工业口的。
“福祥同志，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里，航空工业写的是‘零股权’。
但我们南洋的航空工业，有一部分零部件是从德国和美国进口的。
发动机的一些精密部件，我们自己造不了。如果零股权把外资全挡在外面，这些零部件怎么进来？”
李福祥回答：“零部件进口和外资持股是两回事。零部件可以买，但外资不能入股我们的航空工厂。
你买德国人的发动机，付钱就行。德国人想入股你的发动机厂，不行。”
第二个提问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干部，管外贸口的。
“负面清单里，海关仓储写的是‘零股权’。但我们有些保税仓库是和外资航运公司合建的。这些仓库现在怎么办？”
“过渡期一年。一年之内，外资股份全部退出。退不出的，南洋政府按评估价强制收购。收购资金从财政专项里出。”
第三个提问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干部，头发花白，站起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福祥同志，公职人员利益隔离那一本，写的是‘直系亲属不得和境外大型财团签订大额商业合同’。
我儿子在坤甸开了一家五金行，去年跟一家荷兰公司签了一笔八千南洋元的进货合同。这算不算大额？”
李福祥想了想：“八千南洋元不算大额。大额的标准，草案里写的是单笔五万南洋元以上，或者年度累计十万南洋元以上。你儿子那笔八千的，不在申报范围内。”
老干部松了口气，坐下来。
李福祥等提问环节结束，最后说了一句：“同志们，这六部法律，总长的意思很清楚：资本可以做生意，但资本不能碰权力。谁碰这条线，谁就出局。
复兴党是执政党，我们这些人手里有权。有权的人，自己先要把手洗干净。手洗不干净的，别怪党纪不客气。”
台下没人再提问。
一月三十日，坤甸，老顺记酒馆。
何福坐在老位子上，面前摆着一壶茶。老顺在柜台后面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南洋市国会的辩论实况。
国会从一月二十八号开始审议六部法律，每天播两个钟头。
“何老板，你听这玩意儿干啥？又不关你事。”老顺问。
“怎么不关我事？”何福把茶杯放下，“里头有一条，禁止代持股份。我那份离岸股权协议，就是代持。
施密特拿我的名义在瑞士开的账户，实际上控制权在他手里。新法一出来，这份协议就作废了。”
老顺想了想：“作废了你不是正好？省得他拿你的钱去填橡胶的窟窿。”
何福哼了一声：“作废是作废，但我投进去的本钱呢？我那份股权协议里头，我自己也掏了五万南洋元。新法一出来，股权没收，我的本钱找谁要去？”
老顺没接话，低头继续打算盘。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去找施密特要啊。”
“施密特？他现在自身难保。听说南洋市那边要查他的公益基金会。他还有心思管我的五万块？”
何福把茶喝完，站起来要走。老顺叫住他：“何老板，明天还来不？”
“来。不来我上哪儿喝茶去？”
二月五日，南洋市，国会大厦。
国会审议进入最后阶段。六部法律中的五部已经通过二读，只剩《公职及复兴党党员利益冲突防治法》还在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旋转门禁令。有议员提出，五年冷却期太长，应该缩短到三年。理由是：官员离职之后也需要养家糊口，五年不让去企业任职，等于断了人家的生计。
刘志俊没有去国会现场。他坐在总长府办公室里听收音机直播。听到这里，他拿起电话打给李福祥。
“福祥，旋转门那一条，不能松。五年就是五年。你告诉国会里的复兴党议员，这一条谁投赞成缩短，明年党内提名就别想了。”
李福祥在电话那头说：“总长，我明白。但国会里有些非复兴党的议员也在提这个事。他们说五年冷却期是限制择业自由。”
“择业自由？”刘志俊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国防部的人离职之后去外资军工企业当顾问，这叫择业自由？
国情局的人离职之后去外资航运公司当安全主管，这叫择业自由？
他们手里的人脉关系是国家给的，不是他们自己挣的。拿国家给的东西去换外国人的钱，这不叫择业自由，这叫吃里扒外。”
李福祥没有再争。当天下午，复兴党国会党团开会，李福祥把刘志俊的话原样传达了一遍。投票的时候，复兴党议员全部反对缩短冷却期。提案以压倒性多数被否决。
随后，六部法律在广播里全部通过三读。
刘志俊在总长府签了公布令。六部法律从三月一号起正式施行。
签完字之后，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秘书进来问：“总长，要不要搞个公布仪式？请各国记者来？”
“不搞仪式。法律公布是正常程序，不是演戏。发个公告就行。”
秘书应声出去。刘志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中华大道上的雨树。树冠比刚来的时候大了一圈，叶子密了，风一吹哗哗响。
罗大岩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总长，坤甸那边来的。施密特昨天向苏黎世发了电报。
说南洋新法出台，东方环球投资的港口管理权谈判和国债承销合同全部暂停。他建议苏黎世重新评估南洋市场的风险。”
刘志俊接过电报看了一眼：“苏黎世怎么回？”
“还没回。但我们在伦敦的人传了消息过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办公室最近在伦敦开了一次会，参会的人里有摩根和洛克菲勒的代理人。
会议内容不明，但开完会之后，摩根在纽约的银行部门给南洋分行发了一份通知，要求暂停对南洋企业的美元贷款审批。”
刘志俊把电报放在桌上：“他们想用金融手段反制。我们不让他们入股港口，他们就不给我们贷款。
这套路跟施密特在坤甸玩的那套一模一样，只不过换了个地方。”
罗大岩问：“总长，要不要让财政部准备应对预案？”
“让刘仲藜准备。南洋的外汇储备够撑一年。一年之内，我们自己发国债，向国内老百姓借。利息比洋债高一点，但钱在自己人手里，踏实。”
二月十五日，坤甸，东方环球投资办公室。
施密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苏黎世发来的回电。电文很长，核心内容只有一句：“暂停南洋所有新投资。现有项目维持最低运营。等待伦敦方面下一步指示。”
他把电报放下，走到窗前。坤甸的荷兰街上，行人比去年少了一些。
自从首都搬走之后，坤甸的生意淡了一成，但毕竟港口还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区还在这里。进出口货物还在走坤甸港码头。
橡胶和锡矿每天照样从婆罗洲内陆运过来，装上船，运往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地。
陈文贵推门进来：“施密特先生，赖特那边把内部密账转移到新加坡了。科恩也把现金交付停了。贝格问，他那些岩芯样本怎么办？留在坤甸还是运走？”
“岩芯样本留下。运走反而显眼。贝格本人可以撤，回瑞士。”
陈文贵记了一笔，转身要走。施密特叫住他：“陈先生，你在南洋待了这么多年，你觉得刘志俊这套法律，能执行到什么程度？”
陈文贵想了想：“施密特先生，我在汇丰干了十几年，跟南洋的商人、官员打过不少交道。
刘志俊这个人，跟别的南洋官员不一样。他说要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这套法律既然立了，他一定会执行。而且会执行得很彻底。”
施密特沉默了几秒：“那我们在南洋的生意，算是完了？”
“不一定。”陈文贵说，“新法禁止的是外资控股战略行业。民用行业还是允许外资有限投资的。
家电、汽车、轻工，这些领域的外资持股上限是百分之十到二十五。
东方环球投资如果调整方向，从港口和矿产撤出来，转做民用行业的财务投资，还是能做的。只是赚得少一些，控制权拿不到。”
施密特转过身，看着陈文贵：“赚得少一些，控制权拿不到。那我们来南洋干什么？”
陈文贵没有回答，沉默不语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