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月里，梁山伯在祝家庄住了下来。
祝老爷嘴上没说什么，可让管家把后院那间客房里的炭盆换了新的，又添了一床厚棉被。
祝英台每日照旧读书理家，只是多了一样事——帮梁山伯温习功课。
两人隔着书桌对坐，各看各的书，偶尔抬头交换一两句关于经义的理解，更多的时候只是安安静静地翻着书页，炭盆里的火苗轻轻跳着，将满屋烘得暖融融的。
年关过后，梁山伯便要动身进京了。
春闱的日子定在三月，从越州到京城，走水路加陆路，紧赶慢赶也得一个多月。
他本打算过了正月十五便走，可苏晓晓拦了，说“正月里路上不安生，过了二十再走不迟”。
祝老爷也难得开口留了一回，说“不急这几天，把功课再理一理”。
那几天里，祝英台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替他收拾行装。
她缝了一件厚实的夹棉长袍，领口和袖口都絮了双层棉，比寻常冬衣更挡风。
她在袍子内侧缝了一只暗袋，里面塞了一小包碎银和几贴常用的药膏。
她又将那只旧书箱重新修整了一遍，给箱盖换了一副新铜扣，箱角用薄铁皮包了边，说是“路上颠簸，别把书散了”。
临行前一晚，祝英台在自己屋里坐到很晚。
她将梁山伯的旧玉佩从荷包里取出来，在灯下看了很久，然后拿过针线，用一小块深蓝色的绸布缝了一只扁平的袋子，将玉佩妥帖地装进去，袋口用同色丝线收得紧紧的。
她又从妆匣深处取出那枚素银簪，用软布擦了又擦，然后搁在枕边，准备第二天亲手交还给他。
第二天清早，天还蒙蒙亮，祝英台便起了身。
她将那只装好玉佩的绸袋和银簪一起放进一只小木匣里，又往匣中添了几块母亲昨夜赶制的桂花糖和一小包茶叶。
木匣盖上时，她动作很轻，像是在封存一件比什么都贵重的东西。
梁山伯从客房出来时，已经换上了那件新缝的夹棉长袍，领口服帖地立着，整个人比往日显得精神利落。
祝老爷站在廊下，破天荒地帮他整了整肩上的书箱背带，说了句“路上稳当些，早去早回”。
苏晓晓端了一碗热粥出来，让他喝完再走。
梁山伯站在廊下，就着晨风把粥喝了，碗底最后一口喝完时，他抬头望了一眼站在院门口等他的祝英台。
祝英台提着小木匣走到他面前，将匣子递过去，声音很轻：“玉佩我给你缝了只袋子，装在里头了。
簪子……也还你。等你回来再给我。”
梁山伯接过木匣，打开看了一眼。
那只深蓝色的绸袋安安静静地躺在匣中，旁边是那枚擦得锃亮的银簪。
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木匣仔细收进书箱最上层，和那件她缝的夏衫放在一起。
然后他转过身，朝祝老爷和苏晓晓各鞠了一躬，便背起书箱，朝着院门外走去。
祝英台送他到渡口。
这回她一直送到了对岸的官道口，看着他上了驿道，汇入那些赶考学子的人流中。
梁山伯走了十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朝她挥了挥手。
晨光从东边漫过来，照在他身上，将他青灰色的长衫染成一片淡淡的暖金。
祝英台站在路口，没有挥手，只是安安静静地目送着他。
等到那道身影彻底融进远方官道的尽头，她才转身，重新上了渡船，回了祝家庄。
春闱的消息，是一个多月后由驿站的快马送来的。
报子骑着马一路从京城跑到越州，敲锣打鼓地停在祝家庄门口，手里举着那张大红捷报——“捷报贵府姑爷梁山伯高中甲辰科二甲进士”。
祝老爷接了捷报，手抖了抖，转身对着院子里喊了一声“放鞭炮”，便背着手进了书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苏晓晓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嘴角弯了弯，然后继续低头择手里的菜。
祝英台站在廊下，手里还攥着没缝完的针线，听着门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心中那根悬了几个月的弦终于落回了原处。
她没有跳起来欢呼，也没有跑去跟谁报喜，只是低下头，继续缝手里那件衣裳——那是给梁山伯缝的春衫，天暖了，该换薄的了。
又过了大半个月，梁山伯的信到了。
信上说，他已授了杭州府学的教习，等吏部的文书下来，便回杭州赴任。
信末附了一句：“玉佩我替你收着，等见面时再还你。这回不用再等了。”
祝英台读完信，将信纸折好，和从前那些信一起收进妆匣里。
她推开窗，春日的阳光涌进来，照在她脸上，暖融融的。
院墙外那棵老槐树抽了满枝的新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是也在替她高兴。
她倚在窗边，望着远处那条通往渡口的小路，忽然想起去年秋天在渡口送他时，他也是这样背着书箱走远的。
可这回她知道，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沿着那条路走回来。走到她面前，亲手把那枚玉佩还给她。
她弯了弯嘴角，转身坐回桌前，铺开一张新纸，提笔写道：“山伯，玉佩替我收好。家里一切都好。
院子里的槐树发了新芽，后院的菜地今年多种了两垄。等你回来。”
窗外，春风正暖，日子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