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廿八。镇北城。
那天下午老子正在盐场看新扩的池子，第二批卤水池刚挖好，边角还没完全夯实在，张景惠派来的人骑马赶到盐场，翻身下来递了一封信。说有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从南边来，在城门口递了名帖，自称姓张，从天津来。老子接了信没急着拆，先把盐场的事交代完，骑着青骢慢悠悠地回了城。
到团练公所的时候，堂屋里已经有人等着了。那人三十岁上下，穿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袖口和下摆收拾得干净，面容端正，神态从容，不像是跑长路做买卖的人常有的那种风尘仆仆的倦色。他看见老子进来，站起来拱了拱手，动作不紧不慢，抬手的幅度和角度都透着一种常做这类事情的熟练。老子注意到他右手食指和中指内侧有一层薄薄的硬皮，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子，不是拿枪的手。
如主事，他开口，声音不高不低，带着天津口音的官话，听着像是常跟人打交道的人，在下姓张，在天津北洋公所当差。袁大人让我送一封信来。
他从怀里取出一只信封，封口处压着火漆，漆面上盖着一枚私印。信封是上好的宣纸，折得齐整，边角没有一丝褶皱，封口处那道火漆印的纹路清晰完整。老子接过来掂了掂，没急着拆，先看了一眼那枚印，然后把信搁在桌上。
袁大人近来可好？
大人身体康健。去年年底接了直隶总督的印，年后一直在天津整顿北洋旧部。前几日还提起您。姓张的年轻人答得从容，大人说，上回在驿站跟您聊了一夜，受益不少。这封信是大人亲手写的，让我务必送到您手上。
跑这一趟辛苦了。在镇北城歇两天再走，让福伯安排住处。
姓张的年轻人点了点头，没推辞，被福伯带去安顿了。老子把门带上，在桌边坐下来，拆开了那封信。信封里折着一张宣纸，纸面薄而韧，折痕整齐，没有多余的褶皱。袁世凯的字迹比上次柳河驿见面时更见锋芒，笔力沉稳，收笔果断。
信上说了几件事。头一件是感谢。说银钱已收到，正在办该办的事，天津那边若有需要持信去找北洋公所便可。第二件是说直隶境内若是有人往关外走动，这封信可以当作凭证用。末尾加了一句——关外的事，袁某记下了。短短几行，意思都在了。钱收下了，事办着了，路铺好了，关外的事他心里有数。
老子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折好放回信封里，没有立刻收进抽屉，搁在桌面上。他靠到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榆树正在抽芽，嫩芽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浅淡的绿色，枝条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他睁开眼，隔着窗纸看了片刻那些新发的芽，然后伸手把桌上的信封拿起来放进了抽屉。
第二天早上老子起来之后让福伯备了纸笔，在灯下写了一封回信。他把纸在桌上铺开，拿起笔来蘸了墨，想了片刻才落笔。信写得不长，把意思说清楚了：镇北城一切安好，关外局势平稳，感谢袁大人惦记，关外团练的事自己能料理，不劳袁大人操心。信末加了一句——大人若有需用之处，关外随时有人可用。不热络、不疏远、不攀附、不关门。把门留着，告诉对面这扇门一直开着，但门后面的院子是老子自己的。
写好之后等墨迹干透，折好装进信封，用火漆封了口，盖上镇北团练的印。交给那个姓张的年轻人时，他接过去收进怀里，拱了拱手。老子送他到城门口，看着他翻身上马，沿着官道往南去了。马蹄扬起来的尘土落回地面之后，官道上重新恢复了安静，那根灰线在地平线上越来越远，收成了一个点。青骢在旁边的拴马桩上甩了甩尾巴，城门口有人赶着一群羊经过，羊蹄踩在泥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就过去了。
回信送走之后老子没有再提这件事。袁世凯那封信被锁进了大屋的抽屉里，不上锁也不特意遮掩。当一件东西被放在某个位置却不再需要反复确认它还在，它就已经扎下根了，不再需要额外的看顾来证明它的存在。
那天傍晚老子在城墙上站了一会儿。盐场的灶台还烧着，几缕白烟在暮色里直直地升上去，被高处的风拦腰截断，散开成了灰蒙蒙的一片，像一条被扯断的线头。城墙根底下的行人变得稀疏了，脚步声在石板路上轻轻响过。远处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隔着半座城传过来，断断续续的，被风吹散了一截，又续上了。
他的目光从盐场的烟柱移向更远的北方，那条通往草原的路在夜色里已经看不出轮廓了，但他知道它在那个方向。明年春天会有人从那条路上带来新的消息，会有新的商队沿着镇北城的盐路和毡路往外走，会有新的面孔来投奔镇北团练，也会有新的麻烦要处理。那张锁在抽屉里的信和那个去过两次的名字，都会在将来某一天被人重新提起，到时候它们就会派上用场。他收回目光，沿着城墙上新砌的台阶一级一级走下去，脚步声在砖面上被夜风带走了，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就像那封回信被那个商人揣在怀里带往南方的路上一样，稳步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