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残酷在于，它从不给你太多时间去担心远方。还没等村民们从“建奴可能打过来”的梦魇中缓过神，一个更熟悉、更切近的魔鬼，已经掐着点，准时上门催命了。
夏税的影子，如同一个永不缺席的瘟神，再次笼罩了李家坳。
最先动起来的是甲首。那个尖嘴猴腮的中年人，仿佛闻到了腥味的鬣狗，腰杆似乎比以往挺直了些，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优越感和紧迫感的神情，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传话。
“都听好了！县衙的公文下来了！夏税提前开征，额度加三成！各家各户，赶紧准备！胡老爷说了，今年北边不太平，朝廷用度大，谁要是敢拖延，那就是通敌，抓去坐大牢！”
“加三成？”
听到这个消息的村民，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而是麻木的绝望。往年正常的夏税，已经像一把钝刀子，割得人血肉模糊。今年刚遭了雹灾，地里几乎绝收，很多人家连野菜糊糊都喝不上了，却还要在往年的基础上再加三成？这已经不是刮地皮，这是要直接敲骨吸髓了！
李老栓听到甲首在院门外的吆喝时，正蹲在墙角修理一把几乎散架的锄头。他的手一抖，锈蚀的锄头片差点砸到自己的脚。加三成？他家里现在除了那点藏得极深的、李根柱当命根子看的粮食，以及灶台上那罐金贵的私盐，还有什么能拿去抵税？难道真要把最后那点保命种也交出去？或者，像村里有些实在活不下去的人家传言的那样，卖儿卖女？
妇人当时正在院里晾晒破布，闻听此言，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泥地上，无声地流泪。狗剩吓得小脸煞白，紧紧攥着哥哥的衣角。
李根柱的心也沉到了谷底。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知道夏税这关躲不过去，但也没想到会如此变本加厉。加三成？这分明是趁着国难，层层加码，最终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胡里长和县衙里的蠹虫们，恐怕又能从中捞到不少油水，而代价，则是无数个像李家这样的家庭走向毁灭。
甲首传完话，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隔着篱笆，意味深长地看了李根柱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补充了一句：“老栓啊，特别是你们家，可得好好表现。上次官差那事，胡老爷可是帮你们担了干系的，这恩情，得记着。这次夏税，怎么也得多表示表示，对吧？”
这话里的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所谓的“抚恤”，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成了一道紧箍咒，时刻提醒李家，他们欠着胡里长的“人情债”，而这次夏税，就是还债的时候。
短暂的、被远方战火惊扰的平静，彻底结束了。熟悉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如同潮水般再次涌来，而且比以往更加汹涌。村子里死气沉沉，连狗都懒得叫唤了。人们见面不再交谈，只是用绝望的眼神互相看一眼，然后匆匆躲开，仿佛对方身上带着瘟疫。
李根柱看着面如死灰的父母，看着惊恐的弟妹，又想起货郎描述的北方惨状，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感和愤怒感交织在一起。在内有贪官污吏层层盘剥，外有强敌入侵国家濒危的时刻，这个朝廷，这个体系，非但没有试图凝聚人心，共度时艰，反而更加疯狂地榨取它最后的根基——农民！
这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而且是要拉着所有人为它陪葬！
可是，愤怒归愤怒，现实的问题依然摆在面前：税，拿什么交？
李老栓沉默了很久，最终嘶哑着开口：“把……把那半袋高粱……拿出来吧……”那是他们家最后的口粮，是李根柱像老鼠搬家一样一点点藏下来，准备应对最艰难时刻的保命粮。
“爹！”李根柱脱口而出，“那是最后的粮食了！交出去，我们吃什么？吃土吗？”
“那你说怎么办？！”李老栓突然爆发了，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不交？等着甲首带人来抢吗？等着胡里长把咱们送进大牢吗？到时候连土都没得吃！”
妇人只是哭。
李根柱无言以对。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在绝对的暴力面前，反抗是徒劳的，至少现在是这样。他们就像是被捆住了手脚的羔羊，只能眼睁睁看着屠刀落下。
但就这么认命吗？把最后的希望交出去，然后一家人静静地等待饿死？
不，绝不！
李根柱的脑海里，那些关于“组织起来”、“互助”、“黑市”、“手艺”的碎片化念头，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旋转、碰撞。他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个能在眼前绝境中，撬开一丝缝隙的办法。
也许，可以试着把赵老憨、孙寡妇等那几户同样被逼到绝境的人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也许，可以冒险再去一次黑市，看看能不能用别的东西换点钱？也许，可以问问周木匠，有没有什么零活可以暂时抵点钱粮？
办法总比困难多，虽然每一个办法都充满了风险。
就在李根柱绞尽脑汁，试图在绝境中寻找一线生机时，又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这次下来催税的，不是往常那些熟悉的、多少还讲点“规矩”的差役，而是县衙新来的一个税吏，据说是上面某位大人的亲戚，为人极其刻薄刁钻，手段狠辣，号称“刮地三尺”。
新的税吏，更高的额度，还有胡里长虎视眈眈的“特殊关照”。李家，以及整个李家坳，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