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世人的认知里，犯罪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
但实际上，邪恶源自于失控的人性和社会管理制度的缺陷。如果能从源头上治理好，犯罪其实是可以基本杜绝的。
历史上，这一点并非没有做到过。
西周初年的成康之治，就出现了整整四十多年无人犯罪的情况。在这四十多年间，周人的监狱里从来没有关押过任何一个人。
成康时期政治清明，朝廷注重教化，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奇怪。
防止犯罪，仅仅通过刑罚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以文教措施，提升社会道德的下限。
文教是天皇的职责，刑罚是太昊的职责。文教吸引民众修身养德，刑罚驱使民众警惕自励，一牵一赶，社会风气自然就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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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昊回到汉京不久，第二届耆老大会就开幕了。
他按照之前和刘协讨论出来的共识，在大会上提交了两项议案。
第一项：民事责任连坐。
杀头、监禁、流放、打板子等刑罚措施，是针对刑事责任的，由犯罪分子本人承担，不连坐。
但民事责任就不同了。
罪犯伤害了别人，仅仅承担刑事责任是不够的，理应还要赔偿大量的金钱给受害人。
以杀人为例，太昊的建议是50万五铢钱起步。注意：这仅仅是死亡赔偿金，因医疗、交通、丧葬等原因造成的损失，是额外计算的。
其它罪行也一样，盗窃照价赔偿加一万；伤人致残赔医疗费加30万，强奸赔5万，诈骗双倍返还加5000……
所有犯罪都应该明码标价，并且赔偿额远超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被犯罪应该是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
犯罪分子被抓了，谁来赔？当然是他的近亲属来赔，这就是所谓的民事责任连坐。
太昊建议（实际上是来自刘协的建议）：罪犯的父母、妻妾、子女拥有无限连带责任，而且他们的责任是均等的。
假设：一个罪犯杀了人，核定赔偿额60万五铢。他双亲都在，一个老婆，一个儿子，那么这四个亲人需每人负担15万赔款。
如果家属没钱赔，或者耍赖不赔，是不是又得法官带人堵门要账？还是得受害人跑到犯罪分子家门口上吊？要知道，这种事情在现代是频繁发生的。
在刘协的大汉朝里，可没有这种情况。
该赔多少钱，由法院通知政府，政府则派人（一般是村长或街道亭长）把赔钱的数额和缴款的最后期限通知给赔钱的责任人，中间不会有人去催。
逾期不缴？那好说，官府直接查封责任人的全部财产，再由公安局锁拿了责任人，流放漠北当苦力。
这么搞，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家属钱不够赔，然后破罐子破摔，转移财产给别的亲属？
那不怕，如果至亲没有足够的钱赔，那么罪犯的爷奶、兄弟姐妹、叔、伯、姑、姨为第二梯队的连坐者，但责任减半。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罪犯需赔偿500万钱，结果其至亲的财产一共只有100万钱，那么就把他的至亲全部流放，然后剩余的400万债务，由第二梯队的责任人平均分摊，但他们只需承担200万。
第二梯队责任人也没钱赔的话，也一样流放，再追责他们的至亲；仍不足的，再追责他们的第二梯队亲人……以此类推，直到债务清零。
像现代那种诈骗几十亿逃出国的，他老婆的表姨恐怕都得流放到漠北去！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亲人是财产共享的，那么赔偿责任也应该共担。父亲不能心安理得地吃着儿子偷回来的肉，却不用承担教坏儿子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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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昊的第二项提议，是设立罪犯赔官制度。
啥意思？就是罪犯不光要赔钱给受害人，还得赔钱给国家。
太昊建议的罚款分两项，一项是根据罪犯所犯的罪行严重程度而定的，是一笔一次性的、固定的赔款。例如杀人，太昊建议的金额是10万五铢。
另一项是执法成本。例如，某罪犯犯案后逃逸，公安局因此成立了一个五人的专案组来追凶，用时10天才把罪犯抓回，那么该专案组在这十天里的工资、车马费、餐费等支出，都得由罪犯和他的亲属承担（不是全额，而是加倍）。
但如果该罪犯犯案后立即投案自首，那么这笔钱就大大减少了，大概只需承担三个警察一天的工资（一个侦察，一个问讯，一个羁押）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加上这条规定？因为整个公安、法院系统的全部经费，本来就是坏人强加给社会的运行成本。如果没有坏人，国家还养警察和法官干什么？
既然这个成本是坏人造成的，那凭什么让良民贡税来承担？把这个责任归还给坏人，是再合理不过的做法了。
如果这个政策能够实施，那么惩治坏人的财政负担将大部分由犯罪分子承担，既让坏人承担了应负的责任，还大大减少了财政支出，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这个政策极具威慑力，对罪犯来说，他最好的选择是三步并作两步，抢在有人报案前跑到派出所自首。否则，他老爹很快就会收到一份令人咋舌的账单。
当然，他更好的选择是不犯罪，因为犯了罪，一家子都得跟着遭殃。尤其是穷人，一次严重犯罪等于全族流放，这代价，可不是闹着玩的！
穷人不胡来，富人知自律，国家岂能不美好？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让坏人想哭，坏人的父母，老婆，儿女全都想哭，白天、黑夜都想哭，天天都想哭。
太昊向全体耆老详细解释了这两个政策的利弊，得到了绝大多数耆老的赞同，议案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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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死物，但也是分好坏的。
握在好人手里的钱，它就是好的；握在坏人手里的钱，那就是坏的。想方设法让坏人变穷，是一个理想社会该有的秩序。
否则，社会终究会走到笑贫不笑娼的地步，社会道德崩盘，最后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新法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叠加刘协的教化之功，汉朝疆域内的犯罪率直线下降。
好多县城都上报说：他们的监狱里，已经没有一个犯人了。
社会治安也好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