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晚一些。
已经三月底了，大黑山上的雪还没有化透，背阴的山沟里依然积着一层厚厚的残雪，踩上去硬邦邦的，像是踩在石头上。阳坡倒是化了不少，露出了底下黑褐色的泥土和去年秋天枯黄的草根，踩一脚陷下去，鞋底上沾满了湿泥巴，沉甸甸的，走几步就得在石头上蹭一蹭。达子香的花苞鼓起来了，小小的、粉红色的，裹在一层薄薄的硬壳里，在寒风里瑟瑟地抖着，像是随时要绽开，又像是随时要缩回去。
王西川走在去采伐队的路上，脚底下踩着泥泞的土路，吧唧吧唧地响着。路两边的积雪化了一半，雪水顺着路边的沟渠往下淌，汇成细细的溪流，叮叮咚咚地流进屯子边的小河里。河面的冰还没化透，中间裂了一条长长的缝，能看见底下黑沉沉的水在缓缓地流着。几只野鸭站在冰面上，缩着脖子，偶尔扑棱一下翅膀，在冰面上滑行一段，又停下来，歪着脑袋看着路上走着的王西川。
他今天走得比平时慢。心里有事。
昨天傍晚，孙队长让白景山挨家挨户通知，说今天早上采伐队全体开会，一个不能少。白景山来通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说话吞吞吐吐的，王西川问他啥事，他只是说——“孙队长让开会，你去了就知道了。”王西川没有追问。他在采伐队干了三年了，从二十四岁干到二十七岁，什么通知开会、什么突然检查、什么临时任务没经历过？但这一次，他总觉得不一样。白景山的眼神里有东西——不是平常那种“又要加班了”的无奈，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有人把一件不太好的消息揣在怀里，想说又不敢说。
他走到采伐队工棚门口的时候，工棚外面已经站了十几个人。工棚的木板墙上挂着几张褪了色的标语——“安全第一，质量至上”“保护森林，人人有责”。木板墙的缝隙里塞着枯草和旧报纸，风一吹就簌簌地响。工棚的门半掩着，里面已经有人了，烟雾从门缝里飘出来，一股呛人的旱烟味。
郑大胡子蹲在工棚门口的石头上，手里攥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看见王西川走过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东西——很沉，像是他把一整夜想说的话都压在了那个眼神里。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王西川在他旁边蹲下来，没有说话，从兜里摸出自己的烟荷包，卷了一根旱烟，用火柴点着了，抽了一口，把烟缓缓地吐出来。两个人就那么蹲着，看着工棚前面那一片被雪水泡得泥泞的空地。空地中间有一个铁皮炉子，冬天用来烧火取暖的，这时候已经熄了，炉膛里积了一层灰白色的柴灰，被风吹得四处飘散。
“胡子哥，你知道了？”王西川问。
郑大胡子把那根没点着的烟塞回烟盒里，声音闷闷的——“嗯。昨晚孙队长单独跟我说的。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是倒数第二个。”
“啥事？”
郑大胡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朝工棚里面扬了扬下巴——“进去吧，人到齐了。”
工棚里面烟雾缭绕。十几个人挤在大通铺上，有的靠着墙，有的盘腿坐着，有的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没有人说话。平时这个工棚里是最热闹的地方——有人打牌，有人讲笑话，有人扯着嗓子唱《东方红》，还有人拿木头疙瘩刻小玩意儿。但今天这里安静得不像话，只有风吹着木板墙缝里塞着的旧报纸，发出哗啦哗啦的轻响，像是一个人在小声地哭。
孙队长站在工棚中间，背对着门口。他穿着那件半旧的绿军装，领子磨得起了毛边，袖口上沾着洗不掉的油渍。他的背有点驼，平时走路昂首挺胸的一个人，今天站在那里，肩膀往下塌着，像是扛了很重的东西。他听见王西川进来的脚步声，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没说话。
王西川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他的旁边是白景山，白景山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王西川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也没说话。
又等了一会儿，人都到齐了。孙队长清了清嗓子，把手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扬了扬——“都到了。那我就念了。上面下来的文件，林场要缩减采伐量，保护森林资源。从今年起，咱们采伐队的编制从原来的二十五人减到十五人。裁十个人。留下来的十五个，工资从下个月起从三十八块降到二十八块。”
工棚里死一样的安静。连风吹旧报纸的响声都停了。
“这是上面的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孙队长的声音有些哑，“名单在这儿，我念一下，念到的人明天去财务室结账，然后就可以回家了。没念到的人，继续上工。工资的事，大家心里有个准备，二十八块钱也不是我能改的。林场效益不好，上面拨款少了，咱们只能勒紧裤腰带过。”
他打开信封，把里面的纸抽出来，展开，看了一眼。他看那一眼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地抖——王西川看见了。孙队长是条硬汉子，二十岁就开始伐木，在山上滚了半辈子，手指头冻掉过两个指节，胳膊上被油锯划开过一尺长的口子都没皱过眉头。但现在他拿着那张纸，手指头在抖。
“第一个，刘长海。”
工棚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刘长海是采伐队最老的工人，快五十了，在队里干了二十多年，伐过的树比在座所有人加起来都多。他坐在通铺的最里面，弯着腰，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听见自己的名字，抬起头来看了看孙队长，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又弯下腰去，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头低着。
“第二个，张德发。”
又一个名字。又一个被裁的人。王西川的心里沉了一下，像是有块石头压上来了，越来越重。他看了看坐在对面的郑大胡子。郑大胡子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谁也没有说话。
“第三个，李春生。”
“第四个，赵大勇。”
“第五个，钱广友。”
每一个名字念出来，工棚里就安静一分。被念到的人有的低着头不说话，有的抬起头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有的把脸别过去看着墙，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表情。王西川看见赵大勇——一个三十出头的汉子，去年刚娶了媳妇，媳妇还怀着孩子——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他没有发出声音，但手指缝里渗出了水光。旁边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想说句安慰的话，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能说什么呢？都是伐木的，都有一家老小要养活。被裁了就是被裁了，安慰的话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第六个，孙满囤。”
孙队长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顿了一下。孙满囤是他的本家侄子，今年才二十二，去年刚进采伐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孙满囤坐在角落的铺位上，脸涨得通红，嘴唇紧紧地抿着，两只手攥着被褥的边角，指节都发白了。他没有看他的叔叔，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孙队长看了他一眼，喉结上下动了动，继续往下念。
“第七个，周铁柱。”
“第八个，吴国良。”
“第九个，马青山。”
“第十个，陈有粮。”
十个名字念完了。孙队长把纸折起来，塞回信封里，看了看工棚里的人。被念到名字的十个人，有的已经站起来收拾东西了，有的还坐在铺上没动，像是在等什么。没被念到的人，也没有露出轻松的表情，反而更沉重了。他们知道，留下来的十五个人，要干以前二十五个人干的活儿，工资却少了十块。留下来不比被裁了好受。
“名单上的人，下午去财务室领钱。没念到的，明天正常上工。散了吧。”孙队长说完，转身走出了工棚。他的背影在门口站了一瞬，然后消失在了外面的晨雾里。
工棚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有了声音。有人站起来收拾铺盖，有人坐在那里抽烟，有人小声地跟旁边的人说着什么。刘长海慢慢站起来，把铺上的被褥卷起来，用绳子捆好，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他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事，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捆好了被子，背在肩上，走到工棚门口，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个他睡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大通铺、铁皮炉子、木板墙上那些褪了色的标语、地上那些被脚踩得发亮的泥地。他看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转身走了。
赵大勇站起来的时候，脸上的泪痕还没干。他没有背铺盖，铺盖卷还摊在铺上，像是他还在犹豫要不要真的走。王西川走过去，从兜里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根烟递给他。赵大勇接过来，点着了，抽了一口，被烟呛得咳了两声，眼泪又出来了。他拿袖子抹了一把脸——“西川，我家里的情况你知道。你嫂子怀着孩子，我娘身体也不好。我这一裁，家里就没了进项。”王西川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说句“以后有难处来找我”，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一个伐木工，自己家里五个闺女要养，能帮上什么忙呢？他只能又拍了拍赵大勇的肩膀，陪他站了一会儿。
白景山走过来——“王哥，名单上没你。”
王西川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不在名单上——孙队长念名单的时候他听了，从头听到尾，没有他的名字。但他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反而觉得心里更沉了。他没有被裁，但他看着那些被裁的人——刘长海、赵大勇、孙满囤、陈有粮——他们的脸一个一个地在他脑子里过着。这些人都是他的工友，天天一起上山、一起吃饭、一起在大通铺上睡觉、一起在山上喊号子。明天他们就不来了。工棚里少了十个人，空出来的铺位像一张张张着的嘴，等着谁来填，但没有人来了。
他走出工棚的时候，孙队长站在外面的空地上，背对着工棚，看着远处的大黑山。王西川走过去，在他旁边站定了，跟他一起看着远处那座沉默的山。大黑山在春天的晨光中静静地蹲着，山脊上的残雪在阳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光，山腰以下已经露出了黑褐色的山体和墨绿色的松林，像是一个穿着黑白两色袍子的巨人。
“孙哥，”王西川开口了，“我在不在名单上？”
孙队长没有回头，沉默了几秒钟——“不在。你手艺好，人勤快，队里舍不得裁你。”
“那工资——”
“工资都一样。留下来的十五个人，每人二十八块。这是上面的规定，我没法改。”
王西川沉默了一会儿。二十八块钱，比原来的三十八块少了十块。十块钱在别人家可能只是一笔小钱，但在他家，十块钱是大丫二丫三丫三个人一个学期的本子铅笔钱，是五丫一个月的药钱，是全家半个月的粮钱。少了这十块钱，他得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
“孙哥，我想请个长假。”
孙队长转过头来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一直在等着这句话。
“长假？多长？”
“不知道。可能几个月，可能一年，可能更久。”王西川说，“我想自己进山单干。采药、打猎、挖参，韩叔教我的那些本事够养活我这一家子了。在采伐队每个月二十八块，养活五个闺女不够。我不想让她们饿着。”
孙队长看了他好一会儿。晨雾从山脚下漫上来，把两个人裹在一层薄薄的灰白色雾气里。孙队长的脸上挂着雾气凝成的小水珠，眉毛上、胡茬上都是白茫茫的一层。他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把那层水汽擦掉了。
“西川，你在采伐队干了三年了。我知道你这个人——不偷懒，不耍滑，手上活儿好，心里也有数。你要走，我不拦你。”孙队长说着，把手伸过来，在王西川的肩膀上拍了拍，手掌厚实，掌心的老茧硌着王西川的肩膀，像是一块石头压在木头上，“但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进山单干比在采伐队苦。采伐队再不好，好歹每个月有工资，刮风下雨不上工也有钱拿。你进了山，刮风下雨没人给你钱，打不着猎物就得饿肚子。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家里那口子同意了？”
“还没跟她说。但我了解她，她会同意的。”
孙队长看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行。你回去跟丽霞商量商量，商量好了来跟我说一声，我给你办手续。采伐队这边，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回来。你的位子我给你留着。你师父韩把头当年也是这么走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林场干过两年，后来不干了，进山当了赶山人。你走的路跟他一样。”
王西川听到“你师父”三个字的时候，心里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拨了一下。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孙队长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回工棚去了。他的背影在晨雾中越来越淡，最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和工棚的木门关上的声响。
王西川没有直接回家。他去了后山。
后山不高，站在山顶上能看见整个林场和屯子。他找了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来，看着山下的房子——那些土坯的、红砖的、茅草顶的，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是被一只手撒在山脚下的种子。他能认出自己家的屋顶——那间两间土坯房，屋顶上盖着瓦，瓦缝里长了几根枯草。黄丽霞应该在家，这个时间她大概在灶台边收拾碗筷，大丫二丫去上学了，三丫在墙上画画，四丫在追鸡，五丫在门槛上坐着。
他看了一会儿，从怀里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根烟，点着了，慢慢地抽。烟雾在晨风中散开，被风吹得无影无踪。他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些事——赵大勇把脸埋在手掌里的样子，刘长海背着铺盖卷走出工棚的背影，孙队长念名单时发抖的手指头，还有那句“二十八块钱”。
他又想起韩把头。想起师父坐在门槛上端着酒碗的样子，想起师父说的那些话——“赶山的本事我教你了，你记住了就行。”“你这个人靠得住。”“好好待你媳妇，好好养你闺女。”他想起师父留给他的鹿皮地图，想起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圈圈叉叉和那些小字。那些标记在哪儿、那些药材长什么样、什么季节采、怎么炮制——他都记得。韩把头教他的那些本事够他用了。够他养活这一家子了。够他让五个闺女吃饱穿暖、让她们上学、让她们以后有出息。
他把烟头在石头上按灭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下山去了。
回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院门开着，大青趴在门槛上晒太阳，看见他回来，站起来迎了两步，尾巴摇了两下，又趴回去了。黄丽霞在灶台边收拾碗筷，听见他进门，头也没回——“今天咋回来这么早？散会了？队里有啥事？”
王西川在灶台边的板凳上坐下来，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灶台上的碗筷——那些碗已经洗好了，摞得整整齐齐的，锅盖盖着，灶膛里的火已经熄了，只剩下一点余烬在灰下面微微地亮着。黄丽霞把碗筷收进碗柜里，转过身来，看见他坐在那里没动，表情有些不对。她的动作停了一下——“咋了？”
“采伐队裁员了。裁了十个人。刘长海、赵大勇、孙满囤、陈有粮——都裁了。”
黄丽霞的手攥着围裙的边角，没有动——“你呢？”
“我没裁。但工资降到二十八块。”
黄丽霞把围裙松开了，在灶台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炕沿边坐下来，跟他面对面坐着。灶台上的余烬在灰下面红了一下，又暗了，像是最后一点火气也散尽了。
“二十八块。少了十块。”黄丽霞说。她的声音不响，也不急，像是在算一笔账，“大丫二丫三丫三个人的本子铅笔，一个月得三块。五丫的药，一个月得五块。米面粮油，一个月得十二块。油盐酱醋，还得两块。这就二十二块了。再加上四丫的鞋又破了，得买新的。三丫的蜡笔也用得差不多了。电灯费也该交了。”她一项一项地数着，数完了，看着王西川，“二十八块，不够。”
“我知道。”王西川说。
两个人对着油灯坐了一会儿。那盏油灯是昨晚上忘了吹灭的，灯芯上还残留着一小截焦黑的灯花，火苗已经灭了，只剩下一缕细细的青烟从灯芯上升起来，在早晨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黄丽霞伸手把油灯拿起来，把灯花拨掉，放在灶台上。然后她转过头来看着王西川，没有催他说话，就那么看着他。
王西川沉默了一阵子。屋外的风吹着院子里的老榆树，发出细细的沙沙声。鸡窝里的芦花鸡在咕咕咕地叫。远处传来四丫追鸡的脚步声和笑声，还有三丫喊她“别追了”的喊声。那些声音从院子里传进来，在屋里绕了一圈，又散出去了。
“我想请长假。自己单干。”王西川说。他的声音很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像是把心里想了很久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放在桌面上，“采伐队这活儿，干下去也挣不了几个钱。韩叔教我的那些本事够养活咱家了。采药、打猎、挖参——一年下来，总比二十八块钱多。孙队长说了，我的位子给我留着，什么时候想回来都能回来。但我想试试，自己闯一闯。”
黄丽霞听完，没有马上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有好几道裂口，是冬天洗菜洗碗冻出来的，春天暖了，裂口还没好利索，指节上结着粉红色的薄痂。她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用手指互相摩挲着那些裂口，摩挲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看着王西川。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东西——不是那种冲动的、冒失的光，是一种沉沉的、扎了根的笃定。他在采伐队干了三年，从啥都不懂的靠山屯后生变成了队里数得着的好手。但那三年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是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走、天黑透了才回来，是他在山里扛着八十多斤的油锯跑一天、肩膀磨出血泡又磨成老茧，是他一个月挣三十八块钱、每一分都算计着花。现在工资降到二十八块，三个人的本子铅笔、五丫的药、全家的口粮——他算不过来了。
“行。”黄丽霞说。就一个字，干脆利索的，没有多余的话。
王西川抬起头来看着她。她看着他，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动作很轻，但很稳。她的脸上没有那种“你放心去吧我支持你”的煽情表情，也没有那种“万一不行怎么办”的担忧神色。她只是看着他，点了点头，像是说“你说的我听见了，你去吧，家里有我”。
“家里的事你不用管，”黄丽霞说，“我给人看病、缝补衣裳，能挣一点是一点。你在外面顾好你自己就行。进了山别逞能，该回来就回来。刮风下雨就在家待着，别硬往山里闯。你的命比啥都重要，你要是出了事，我跟五个闺女怎么办。”
王西川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里屋的墙边，把挂在墙上的猎枪取了下来。那杆韩把头留给他的猎枪，单筒的，枪管上有一层薄薄的锈迹，枪托油亮油亮的，被手掌磨出了温润的光泽。他拿了一块干布，蘸了一点煤油，从枪管到枪托，一点一点地擦。枪管擦亮了，枪托擦亮了，连扳机护圈里那点积灰也被他用一根细铁丝挑干净了。他擦得很仔细，每一个零件都擦到了，连枪管上的准星都用布蹭了好几遍，蹭得锃亮。他把猎枪举起来对着窗户，眯着眼睛看了看枪管里面——膛线还清晰，没有锈蚀，能用。他把枪放下，又从墙上取下弹药袋、火帽盒、通条、擦枪油，一样一样地检查了一遍，确认都有、都能用。
黄丽霞在灶台边烧了一锅热水，灌进一个旧的军用水壶里，又把昨天剩的两张玉米面饼子用干布包好，放在灶台上。她知道他明天就要进山。她从柜子里翻出一双厚袜子——是大丫穿小了的，她一直留着没舍得拆，袜底还厚实——放在饼子旁边。她看见王西川在擦枪，没有过去打扰他，就站在灶台边，看着他的背影。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王西川穿上了那件旧棉袄，狗皮帽子压到眉毛，脚上蹬着毡疙瘩，背上背篓，扛着猎枪。黄丽霞已经把干粮和水装好了，饼子、水壶、厚袜子，还有一小包止血的金疮药，都塞在背篓里。她站在灶台边，看着他一件一件地穿好、背好，没有说什么。
王西川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了看屋里。大丫二丫三丫四丫五丫已经起来了——她们平时不会起这么早，但今天都知道爹要进山，一个个从被窝里钻出来，披着棉袄站在里屋门口，排成一排。大丫站在最前面，扎着两条辫子，眼睛亮晶晶的；二丫站在她后面，抿着嘴，安静地看着爹；三丫手上还攥着一根炭条，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画了一笔；四丫光着脚站在地上，被二丫拉了一下，又缩回脚去穿鞋；五丫被大丫牵着，仰着头，小脸上还带着睡意，但眼睛是睁开的。
“爹，你早点回来。”大丫说。她的声音脆生生的，像是早晨第一声鸟叫。
王西川点了点头。他蹲下来，把五丫从地上抱起来。五丫搂着他的脖子，把脸贴在他脸上，小脸冰凉冰凉的，贴了一会儿，她松开手，看着他的眼睛——“爹，你去哪？”王西川说——“进山，给你找好吃的。”五丫想了想——“那你带我去。”王西川摇了摇头——“山里冷，你还小。等你长大了，爹带你去。”五丫不说话了，把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不肯下来。王西川抱着她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她递给黄丽霞。
五丫到了黄丽霞怀里，两只手还伸着朝王西川够——“爹！爹！”黄丽霞把她抱紧了，轻轻拍了拍她的背——“爹去干活，晚上就回来。”五丫的嘴瘪了一下，但没有哭，把头埋在黄丽霞的脖子里，闷闷地说了一句——“爹早点回来。”
王西川看了五个闺女一眼——大丫的辫子、二丫的抿嘴、三丫攥着炭条的手、四丫光着一只脚、五丫埋在娘怀里的小脑袋。他看完了，转过身，推开院门，走了出去。大青从狗窝里跟出来，跟在他后面，尾巴耷拉着，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看院子里的人，又跟了上去。
黄丽霞抱着五丫站在院门口，看着王西川的背影。春天的晨雾很浓，灰白色的雾气从大黑山上漫下来，把屯子罩在一层半透明的纱里。王西川的身影在雾中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先是腿看不见了，然后是背篓、肩膀，最后只剩下一个头的轮廓。那个轮廓晃了晃，也消失在雾里了。她站在门口，又看了一会儿，直到大青的尾巴尖也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
她经过灶台的时候，看见灶台上放着一把猎刀——王西川的猎刀，磨得雪亮，刀锋上还带着磨刀的痕迹。那是他昨天晚上磨的，今天早上忘了带。她拿起那把刀，刀柄上缠着一圈旧布条，被手掌磨得油亮油亮的。她看了看，把刀放在灶台最里面，用一块布盖上了。等王西川回来再给他。
她转身的时候，看见墙角那根旧拐杖——韩把头留下的那根，老柞木的，磨得油亮。王西川把拐杖靠在那里，出门的时候没带。她走过去，把拐杖拿起来，靠在门框上。拐杖立在那里，像是一个沉默的守望者，看着院门，看着那条通往大黑山的路。
屋里的灶膛重新烧起来了，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黄丽霞把小米倒进去，又放了几颗红枣和一小把枸杞。粥在锅里慢慢地熬着，米香混着枣香从锅盖缝隙里漫出来，在屋里弥漫开。五个闺女回到炕上穿衣裳了，大丫帮二丫系扣子，二丫帮三丫穿袜子，三丫帮四丫找鞋，四丫帮五丫擦鼻涕。炕上乱哄哄的，五个闺女的声音混在一起，像是一窝刚醒来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
黄丽霞站在灶台边，搅着锅里的粥。春天的晨雾从窗户缝里渗进来，带着大黑山上湿润泥土的气息和达子香的花香。她抬头看了看窗外——雾正慢慢散去，大黑山的轮廓在雾气中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先是山脚的松林，然后是山腰的达子香花丛，最后是山顶的残雪。太阳从山后面升起来了，金色的光洒在山上，把雾气染成了淡淡的金色，像是给大黑山披了一条金色的纱巾。
她看了一会儿，低下头继续搅粥。粥熬好了，她盛了五碗放在灶台上晾着，又盛了一碗放在旁边。那碗是给王西川留的，等他晚上回来喝。她不知道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打着东西，但她知道他会回来——他说过的话从来没有不算数的时候。她把那碗粥用一块布盖上，转身去叫闺女们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