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川在采伐队干满一个月的那天，发工资了。
那是五月底的一个傍晚，天还亮着，太阳挂在大黑山山顶上，把半边天染成了金红色，像是有人在天上泼了一盆金水。采伐队提前收了工，郑大胡子说今天发工资，早点回去，让大伙儿高兴高兴。工人们扛着油锯、斧头、绳子，三三两两地往山下走，脚步比平时轻快了不少，连说话的声调都高了几分。
王西川走在最后面，低着头，迈着大步，棉袄搭在肩膀上，里面的单褂子被汗湿透了，贴在背上，印出一道深色的汗迹。他的胳膊还在酸，今天锯了十几棵树，最后一棵是棵大落叶松，少说有七八十年的树龄，他一个人锯了半个多钟头才放倒。锯完以后，胳膊抖得连水壶都拿不稳。
工棚里，孙场长已经等着了。
他坐在通铺边上，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摞工资袋和一本账册，旁边还放着一把算盘。工资袋是牛皮纸的，上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有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让会计代笔的。账册翻开着，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人这个月的出工天数、工作量、奖惩情况，每一笔都有据可查。
工人们陆续走进来，按顺序坐到通铺上，一个挨一个，像是一排等待投喂的鸟，眼睛里都带着期待。有的在搓手，手心的老茧在灯光下闪着光；有的在咽口水，喉咙上下滚动；有的一言不发地盯着孙场长面前的工资袋，恨不得用眼睛把袋子看穿。
“一个一个来，别挤。”孙场长推了推眼镜——他的眼镜是老式的圆框眼镜，镜片厚厚的，像是酒瓶底，鼻梁上架着，两边的镜腿用橡皮筋绑着，以防滑下来。“我叫到名字的，上来签字领钱。别着急，都有份，少不了你们的。”
“白景山——”孙场长念了第一个名字。
白景山从铺上蹦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桌前，在工资单上歪歪扭扭地签了名字，拿起工资袋捏了捏，厚度让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他回到铺上，迫不及待地打开袋子，把里面的钱一张一张地抽出来，沾着口水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数完了，把钱叠好，装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踏实了。
“梁满仓——”孙场长念了第二个。
梁满仓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走到桌前，也没看工资袋里的数目，直接在工资单上按下了一个红手印——他不会写字，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但写不出来，每次领工资都是按手印。他拿起工资袋，揣进怀里，转身回到铺上坐下，脸上没什么表情，跟平时一模一样。
“郑大胡子——”
郑大胡子接过工资袋，没打开，直接用舌头舔了舔袋口，封上了，揣进裤兜里。他不在乎这个月发了多少，心里早就有数了，差也差不了几块钱。
一个接一个，名字念完了，工资袋发完了。工人们有的数钱，有的装钱，有的把钱递给身边的老婆——今天有几个工人家属来领的，怕男人把钱花了。工棚里弥漫着一股兴奋的气息，连炉子里的火都比平时烧得旺了些。
最后一个，孙场长看了看账册，抬起头来，目光在工棚里扫了一圈——“王西川。”
王西川从最里面的铺位上站起来。他坐在角落里，背靠着墙，手里攥着一根草棍在嚼，草棍已经被他嚼得稀巴烂了。他走到桌前，孙场长把工资袋递给他，又指着工资单上的签名栏说——“在这儿签字。会写字吧？”
“会一点。”王西川接过笔，在工资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刚开始练字，横不平竖不直，“王”字的最后一横写得太长了，“西”字的方框写成了梯形，“川”字的三个竖像三根歪斜的树苗。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纸都被笔尖戳出了凹痕，能感觉到他写字时有多认真。
孙场长看了看他的字，笑了——“多练练，以后写多了就好了。”
王西川把工资袋拿在手里，捏了捏。袋子里装着几张票子，薄薄的，但他感觉手里沉甸甸的，像捧着一块石头。这是他到林场后的第一份工资，也是他这辈子拿到的第一份正式的工资——在靠山屯的时候，干的是地里的活，挣的是工分，年底分红就那么一点，从来没有按月拿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