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一间小型战略分析室
会议桌旁的气氛有些古怪。长桌一端坐着杜鲁门总统、国务卿、战争部长及几位高级情报官员，神情严肃，甚至带着焦灼。另一端，则是十几位被紧急请来的学术界泰斗——有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教授，其中好几位以脾气耿直、不媚权贵着称。他们大多面带疑惑，甚至有些不加掩饰的不耐烦，看着总统的眼神仿佛在问：“把我们叫来，就为了这个？”
那位以研究东方历史闻名的老教授，扶了扶眼镜，率先打破了略显尴尬的沉默，语气直率得近乎失礼：“总统先生，请原谅我的直接。但召集我们这群老骨头，来探讨‘龙国的社会性质’这种……近乎哲学范畴的宏大命题？这似乎更应该是学术期刊讨论的话题，而不是战时白宫会议的核心。您确定……我们没来错地方？” 他的话引起了其他几位学者的微微颔首，显然有同感。
杜鲁门揉了揉眉心，压下被冒犯的不快，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具战略说服力：“教授，我理解这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恰恰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实体，它的内在驱动力、组织逻辑、意识形态内核是什么！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找到在 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和抵制的着力点，才有可能……去联合世界上其他同样感到不安的力量。或者说，争取潜在的、有共同关切的伙伴。” 他谨慎地调整了措辞，避免使用过于直白的“盟友”一词，毕竟现在谁愿意公开与美国捆绑对抗龙国？
然而，这番解释并未完全打消学者们的疑虑，反而让他们觉得更加荒谬。十几双睿智而挑剔的眼睛盯着杜鲁门，那种无声的质疑几乎化为实质：你是在用政治任务侮辱我们的学术严谨吗？
一旁的情报官员见势不妙，赶紧介入，试图将讨论拉回到具体事实层面，打破僵局：“诸位先生，让我们从具体事件切入。根据最新情报，龙国第二兵团正在藏省进行大规模的‘民主改革’和社会重组。手段……相当强硬，清算了大量旧有特权阶层，其中不乏处决。规模很大，震动整个高原。”
一位研究东亚社会结构的社会学教授闻言，却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地接话道：“这并不奇怪，也并非孤例。纵观龙国近年行动，无论是在朝鲜半岛清除亲日派、在日本处置战犯和改革财阀、在夏威夷镇压抵抗、还是在波斯湾打击旧有的亲英压迫势力，其模式一以贯之：以绝对军事优势为后盾，对阻碍其战略或在其定义中‘压迫民众’的旧势力进行 外科手术式清除，同时迅速建立新秩序。从结果看，”他顿了顿，似乎在陈述一个客观观察，“至少从他们自己公布的数据和我们的间接观察看，其控制区内 政治堪称高效清廉（相对于当地旧政权），社会动员能力惊人，工农生产和基础建设以超常速度推进。单从治理效能和发展角度而言，其国家机器展现出的组织力和活力……令人印象深刻。”
“令人印象深刻？！” 国务卿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带着一丝恼火，“教授，龙国每‘高效’一分，我们的压力就增加十分！他们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我国的70%！要知道，仅仅两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53%！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几年就会全面超越！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与我们持平，差距只在几个百分点，明年就可能被反超！这不是学术欣赏的时候！”
战争部长脸色阴沉地补充：“这还只是经济。在常规军事领域，西海岸的教训已经证明，我们现有的海空力量，在太平洋上……已经难以与龙国正面对抗。” 他用了非常委婉的说法，但意思谁都明白。
这时，另一位一直沉默的物理学家出身、后来转向科技政策研究的教授冷不丁地插了一句，声音清晰而冷静：“如果讨论的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非常规军事’领域……从已公开的‘氢弹’试验和他们投送工具（鲲鹏轰炸机）的表现看，我们似乎也不占优势。事实上，是明显落后。”
“咳！” 杜鲁门剧烈地咳嗽了一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尴尬与挫败感几乎要溢出来。这些学者，说话也太不留情面了，简直是把血淋淋的现实一块块撕开摆在桌面上。
战争部长深吸一口气，提出了一个困扰军方和财政专家许久的核心问题，目光投向在座的学者，尤其是那些研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始终无法理解：根据最可靠的情报估算，龙国的年度军费开支，大约只有我国的 80%。然而，他们军队展现出的战斗力、装备的技术水平、更新的速度，却明显领先于我们。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他们的效率从哪里来？是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 社会资源动员和分配模式 在起作用吗？这难道不正是其‘社会性质’在国防领域的具体体现？”
这个问题抛出来，会议室里短暂的安静了一下。学者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先前的不耐烦稍稍被一种学术探究的兴趣所取代。那位社会学教授沉吟片刻，缓缓开口：
“部长先生，您这个问题，恰恰可能指向了核心。如果数据无误，那么这意味着龙国的国民经济体系、科技研发体制、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运行逻辑，与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存在 根本性差异。可能包括：高度集中的计划与协调能力，减少了市场摩擦和资本逐利导致的重复浪费；将关键资源（人才、资金、材料）向战略目标进行极限聚焦的能力；一种可能基于强烈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驱动的、远超常规薪酬激励的全民（包括工人、工程师、科学家）奉献精神；以及……可能存在的、我们尚不了解的某些技术共享或转化捷径。要解释这种‘投入产出比’，恐怕不能仅仅从军事预算数字本身看，必须深入分析其背后的 整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也就是总统先生想讨论的，‘社会性质’。”
他看向杜鲁门，眼神变得严肃了一些：“总统先生，如果您的目标是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争夺话语权，那么仅仅贴标签是不够的。您必须首先 真正理解 您要批判的对象是如何运作、何以取得这些成就的——即使这些成就让您感到不安。否则，任何批判都将是无的放矢，难以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面临发展问题国家的共鸣。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那位经济学教授的话语，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会议室里激起了远比之前更为剧烈的波澜。
“龙国的军费之所以显得‘低廉’，” 教授推了推眼镜，继续用他那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学术口吻剖析，“根子在于其 独特的军工所有制和运行机制。首先，他们的核心军工体系，从枪炮厂到造船厂，再到飞机制造公司，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国家所有、军队直管或深度控制。这不是普通的国有企业，更像是军队的延伸生产部门。”
他环视一圈被吸引注意力的听众：“更关键的是，这些工厂里的核心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甚至不少熟练工人，本身就是 拥有军衔的现役或退役军人。对他们而言，完成生产任务就是军事命令，效率、质量和保密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且人力成本远低于我们需要支付给私营企业高管的薪酬和股东的利润。”
“其次，”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生产资料的高度国有化。钢铁、有色金属、能源、化工原料……这些基础工业门类同样掌握在国家手中。当军队向‘自家’的工厂下单，工厂再向‘自家’的矿场和钢厂采购原料时，中间的流通环节和利润诉求被压缩到极致。军队的采购价格，几乎就是生产成本价，没有任何市场溢价、经销商利润或资本回报压力。”
他看着战争部长越来越震惊的脸，给出了一个更具冲击力的对比：“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将龙国军队现在装备的一艘‘龙渊’级航母、一架‘海东青’战机、一辆他们的主战坦克，完全按照 美国本土私营军工复合体的定价规则、供应链成本和利润要求 来核算总价……那么，龙国当前公布的军费总额，如果按照我们的价格体系重新计算，恐怕不是我们军费的80%，而会是 200%到300%，甚至更高。他们的‘80%’军费，买到的是我们‘200%-300%’预算才能获得的硬件规模和科技水平。这，就是体系差异带来的‘价格扭曲’和效率鸿沟。”
“什……什么？！” 战争部长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声音都变了调，“这……这种模式……可信吗？效率真能这么高？没有腐败和浪费？” 他身为军人，太清楚美军装备采购中那令人头疼的成本超支、议价扯皮和利益输送了。
那位经济学教授，以及旁边几位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的学者，都肯定地点了点头。教授平静地回答：“根据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碎片化信息、叛逃者的证词、以及对龙国经济产出和军事装备规模的逆向推算，这个模型具有很高的解释力和可信度。至于效率和腐败……在一个高度集权、纪律严明、且将军事工业视为生存命脉的体制下，他们有能力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 压制内部损耗，集中力量办大事。腐败？或许有，但在那种高压和监督机制下，其程度和影响恐怕远低于我们的想象。甚至可能……（他斟酌了一下用词）‘浪费’都被纳入了一种有计划、可接受的‘试错成本’范畴。”
另一位一直沉默、专攻产权制度的历史学家，此时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探究：“还有一点可能更为根本……根据一些非常边缘但反复出现的情报线索，龙国早期（乃至现在）的许多核心重工业和军工资产，其初始资本来源极其特殊。很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奠定基业的那部分，并非来自国家税收或发行债券，而是 直接来自赵振个人及其早期掌控的庞大财富。换句话说，在龙国北方军政府崛起的初始阶段，赵振是 用自己的私产，投资、创建或赎买了那些关键的工厂、矿山和技术。”
他顿了顿，让这个惊人的信息被消化：“所以，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看，至少在早期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龙国的重工业、军工复合体，在产权实质上，某种程度上是赵振的‘个人投资’或‘家族控制下的国家资产’。军队采购，某种意义上是在向‘老板’自己的工厂买东西。后来虽然名义上国有化程度加深，但这种创始者绝对控制力和内部结算体系可能被保留甚至制度化。这或许能进一步解释，为何成本可以压到如此之低，决策和资源调动可以如此迅捷——因为很多障碍在我们这边存在于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在他们那里，可能被内部指令和统一目标所消解。”
“整个龙国……花的都是赵振的钱？” 国务卿喃喃重复，感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受到了颠覆。
杜鲁门总统坐在那里，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他仿佛看到那个远在东方的对手，以一种完全超出西方逻辑的方式，构建起一个怪物般的战争机器——用个人的财富孵化了国家的爪牙，用军事纪律管理工业生产，用内部调拨取代市场交易。这哪里还是一个正常国家？这简直就是一个 高度军事化、高度集权、并且由一位深不可测的巨富军阀绝对掌控的超级战争托拉斯！
（踏马的，赵振……）杜鲁门在心中无力地咒骂，（你这家伙……真的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啊！）
会议室内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个剥离了表象、直指核心运行逻辑的分析震撼了。震惊过后，是更深层次的无力与寒意。如果对手的运作模式如此迥异且高效，如果他们的“军费”数字背后是这样的实质，那么单纯比较预算、比拼装备数量，甚至技术追赶，都显得苍白而被动。
“所以，” 最初那位不耐烦的老教授，此刻神色无比严肃，总结道，“总统先生，您想讨论龙国的‘社会性质’？或许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临时的、不够精确但能反映其某些本质特征的描述：它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绝对领袖个人权威和原始积累为核心、以军事优先和国家控制为手段、深度融合了准军事化工业体系的、高度动员型的战时集权实体。它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帝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更与我们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截然不同。它是一个……独特的异数。”
杜鲁门缓缓靠向椅背，感觉前所未有的疲惫。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敌人，更是一个运行在完全不同逻辑轨道上的未知存在。理解它，或许只是绝望的第一步。而要战胜它……前路似乎比西海岸的浓烟更加晦暗不明。这次召集学者的会议，没有找到批判的利器，反而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己方体系在面对这种“异类”时的笨重与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