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从带老朱看南京大屠杀开始

金毛月下绝杀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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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7章 防汉甚于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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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心殿的西洋自鸣钟滴答作响,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康熙皇帝玄烨披着外袍,并未就寝,面前的奏折堆积如山,他却无心批阅。连续数日天幕带来的冲击,已让这位自诩英明勤政的皇帝心神俱疲,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心头——那面映照“后世”的镜子,似乎仍未打算放过他,放过大清。

微光如期而至,凝聚成幕。这一次,开篇的文字不再有之前的激烈情绪,而是以一种近乎史书奏章的平实口吻,开始叙述一项具体的政策——柳条边。

“清代柳条边是清王朝为保护其‘发祥满洲重地’和垄断东北特经济贸易利益所置定的封禁界限……”

康熙的目光微微一凝。柳条边,他太熟悉了。从顺治年间开始断续修建,到他亲政后最终完善,这道“插柳结绳”的边墙,是他亲自下旨巩固并严格执行的政策。其目的,天幕开头就点明了:保护“龙兴之地”,垄断人参、貂皮等特产利益,划分行政区域,防止蒙汉结合,保持满洲“国语骑射”之本色。

看到自己的统治模式被简要概括——汉地行省、东北军管(将军制)、蒙藏维半羁縻——康熙心中并无波澜,这是事实。但当天幕开始详细描述柳条边政策从顺治年间鼓励移民开垦,到康熙七年(1668年)他下令“设立柳条边墙,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的转变时,他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

“考虑到南明政权已被剿灭,而东北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眼下却涌入了大量的汉人,为了保持自身民族独特性,防止东北地区满、汉民众矛盾……”

天幕点出了他当时下决心封禁的深层考量。是的,南明覆灭,天下初定,但关内汉人如潮水般涌入关外,开垦那片被视为满洲根本的沃土。朝廷最初鼓励,是为了恢复生产,充实根本。但当汉人数量增多,势力蔓延,一种源于统治族群本能的警惕和不安便占据了上风。那片“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国家根本重地”,岂能任由汉人垦殖,反客为主?必须划出界限,必须保持满洲在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必须将最珍贵的特产资源牢牢掌控在旗人手中。这是他,爱新觉罗·玄烨,作为满洲皇帝,必须为族群长远计而做出的决策。哪怕这决策,意味着要将那片广袤富饶的土地封锁起来,限制其发展。

“康熙帝还命户部郎中郑都等人协调盛京户部侍郎和奉天府府尹,亲自前往奉天,详细查访旗人田亩……重新规划了旗人田地界线……”

看到这里,康熙微微颔首。他记得此事,他并非一味粗暴封禁,也曾试图厘清旗民地界,避免争端,妥善安置已迁入的汉民。在他看来,这是仁政,是精细化管理。然而,天幕随后的评价,却让他眉头皱起。

“在清廷统治者看来,东北无疑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之地……一旦汉人百姓的开发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清廷统治者认为汉人势力危及到满足在东北的长久利益,则清廷必然会采取措施限制汉人百姓的活动,保护东北的旗人,保护其根本利益。”

这话直指核心,点明柳条边的本质是维护满洲特权阶层在“龙兴之地”的垄断利益,是一种基于民族畛域的隔离和封锁政策。这让他感到些许不适,但尚在可接受范围。为君者,尤其是以少数统治多数的君,优先考虑根本之地的稳固和根本之族的利益,在他看来并无大错。

接着,天幕叙述乾隆年间,因关内八旗生计日蹙,又有人提议迁移京旗回东北充实根本,同时严厉稽查人参、貂皮走私,最终促使乾隆下决心彻底封禁。看到乾隆那些考虑——“垄断关东资源”、“维护关外旗人生计”、“保持满洲本色‘国语骑射’”、“防止汉、蒙结合”——康熙心中默然。这孙子考虑得更周全,也更严厉,但思路一脉相承。保护根本之地,维护根本之族,垄断根本之利。

然而,当光幕展示柳条边的具体构造——“插柳结绳”、挖壕筑堤、设门驻防,并描述“闯关东”的流民如何冒着被缉拿治罪的风险,或渡海,或翻边,前赴后继涌入关外时,康熙的心绪起了微妙变化。他看到“康熙五十一年,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到10多万人”,“乾隆四十一年,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总计达到180万人”。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他下达了封禁令,设置了柳条边,派了守军,但关内百姓为求活路,依然如洪水般“闯”了进来。那道边墙,似乎并未能完全阻挡住求生的本能。

“关内粮荒十分严重,下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拼死逃到土地肥沃的关东地区成了华北下层流民的重要目标。”

康熙想起自己南巡时见过的民生多艰,想起各地报上的灾荒奏折。他知道百姓苦,但从未如此具体地将这份“苦”,与“闯关东”的决绝,以及自己那道“永行禁止”的谕旨如此直接地联系起来。他的封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成了将这些挣扎求生的百姓推向更危险境地的推手之一?

光幕继续描述封禁下的东北治理:发配罪犯为“披甲奴”,垄断貂皮人参贸易。“披甲奴”中有些文人还能教书行医,有些庄丁生活甚至好过关内;貂皮贸易带来了“楚勒罕”市场的繁荣和朝廷的财源。这些描述,让康熙稍感慰藉,似乎封禁之下,东北也并非一片死寂,仍有其特殊的治理和发展模式。他甚至对“楚勒罕”市场的热闹景象——“轮蹄络绎,皮市山积,牛马蔽野”——产生了一丝兴趣,那或许是他未曾亲眼见过的、属于关外的生机。

但接下来,光幕的笔锋急转直下,直指“柳条边之祸”。

“柳条边封禁的实施无疑不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阻碍了东北人口的增长。到清朝末期的1893年,辽宁有人口430万,黑龙江有100万,吉林仅有62万。黑龙江和吉林两大将军所辖的面积将近200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却如此之少,这让俄罗斯不得不时时窥探黑龙江流域。”

康熙的瞳孔骤然收缩。“俄罗斯”……他知道这个北方强邻,与之有过交锋(雅克萨之战),签过条约(《尼布楚条约》),深知其贪婪。天幕指出,正因柳条边封禁导致东北地广人稀,才引来了俄罗斯的觊觎!这个关联,如一道惊雷,劈入他的脑海。

“但到了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只能征调关外八旗入关参战……这就让东北地区人口稀少的弊端暴露显现出来……余丁成为正兵,也就使得东北军队的战斗力大为下降……余丁也几近于无……甚至巴尔虎等旗将十五六岁者亦皆派选,仍不敷额。”

看到这里,康熙的手微微颤抖。他赖以自豪的、装备精良、弓马娴熟的关外八旗,后世竟然衰败、抽调至此?东北兵源竟枯竭到需要征发童子兵的地步?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俄罗斯以‘调停’之功向清政府发难……咸丰无奈下令瑷珲当局‘不可肇衅,致生事端’。1858年,俄罗斯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0年逼迫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强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共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轰——!

康熙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随即是炸裂般的轰鸣。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好几个江苏省的面积!大清的“龙兴之地”、“根本重地”,就这样,被俄罗斯人,硬生生割走了!而且是因为东北防务空虚,因为兵源不足,因为朝廷畏战!“不可肇衅”?这简直就是将祖宗之地拱手让人!

极致的震惊、愤怒、耻辱,以及一种被历史无情嘲弄的荒谬感,瞬间淹没了康熙。他为了保持满洲在东北的“根本”利益,为了垄断特产,为了防止汉化,下令修筑柳条边,严厉封禁。结果呢?结果就是因为这道封禁,导致东北人口稀少,开发不足,防务空虚,最终引狼入室,被北方的罗刹鬼趁虚而入,夺走了大片“龙兴之地”!他想要保护的“根本”,反而因为他的保护政策,而变得更加脆弱,最终沦丧!

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是最辛辣的惩罚!

“柳条边是清王朝入关后在东北地区修建的与战略防御、军事部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道边墙……后期成为防止满族汉化,保持国语骑射之风的绿色禁界线。”

看到天幕最后的结语,康熙惨然一笑。防御?它防住了求生的汉民,却没能防住贪婪的俄人。禁界线?它禁住了关内的人口和活力,却禁不住北方恶邻的刀兵。这道他亲手巩固的边墙,最终成了束缚大清手脚、导致疆土沦丧的一道催命符!

“嗬……嗬……” 康熙喉咙里发出痛苦的气音,他猛地捂住胸口,踉跄后退,撞在御案上,堆积的奏折哗啦散落一地。

“皇上!!” 梁九功惊恐地扑上来搀扶。

康熙推开他,脸色惨白如纸,额头渗出冷汗,他死死盯着那即将消散的光幕,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悔恨,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对“祖宗成法”和自身决策的深刻怀疑。柳条边……他引以为傲的、保护“根本”的国策,在百年后,竟成了割地百里的祸根之一!这让他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如何面对“万朝”那些帝王将相的目光?

“传……传……” 康熙艰难地喘息着,“传熊赐履、李光地、明珠……还有,索额图……都叫来……立刻!”

他需要最信任的臣子,需要立刻商讨,这道柳条边,这道他刚刚还在心中为其辩护的边墙,到底……是对,还是错?未来的祸患,现在是否还来得及避免?对东北,对那片广袤的土地,究竟该用何策?

南京,洪武朝。

奉天殿前,朱元璋背着手,望着光幕上关于“柳条边”的详细记述,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冷峻,逐渐化为一种混合着讥诮、愤怒与深深鄙夷的复杂神色。

“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 朱元璋低声重复着这些字眼,嘴角扯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好,好一个‘保护龙兴之地’!好一个‘保持满洲本色’!咱算是看明白了,这群建奴,从根子上,就没把咱汉家的江山,当成他们自己的江山来经营!他们占着这万里神州,心里惦记的,还是关外那点老林子!把最好的、最肥的黑土地圈起来,当成他们爱新觉罗家和八旗贵胄的自留地、后花园,不许汉人进去,就为了留着给他们自己人享福,留着挖人参、打貂皮,保持他们那套‘国语骑射’的野人把戏!”

他越说语速越快,眼中的怒火也越烧越旺:“结果呢?自己人不争气,在关内享福享废了,关外也去不了几个人!那么大片好地,就荒着,闲着,宁可养兔子,也不让咱汉家百姓去种!看看,康熙五十年,山东一年就闯过去十万人!乾隆四十一年,关东汉人一百八十万!拦得住吗?咱告诉你,拦不住!老百姓要吃饭,要活命,你插几根柳条,挖条破沟,就能拦住?做梦!”

“最可笑的是,”朱元璋猛地转身,扫过身后脸色各异的朱标、朱棣和众大臣,“这帮蠢材,守着金山银山当摆设,结果让北边的罗刹鬼盯上了!看看!黑龙江、吉林,将近两百万平方里的地方(他用了天幕的‘平方公里’概念,但理解其意),才一百六十万人?啊?撒芝麻都没这么稀!兵呢?兵都抽到关内打长毛(太平天国)去了,家里空了!罗刹鬼提着刀就进来了,割走你一百多万平方里!哈哈哈哈!”

朱元璋仰天大笑,笑声中却无丝毫欢愉,只有无尽的嘲讽和悲愤:“这就是报应!活该!你防着自己人像防贼,把自家篱笆扎得死死的,结果强盗从后院翻墙进来,把你家底搬空了,你才发现篱笆屁用没有!还‘龙兴之地’?兴个屁!都让强盗兴去了!”

“父皇息怒!” 朱标连忙劝道。

“息什么怒!咱这是高兴!” 朱元璋猛地收住笑声,眼神狠厉,“看到没?标儿,棣儿,还有你们,都给咱看清楚了!这就是小家子气、没出息、只知道窝里横的政权干出来的蠢事!治国,要有天下胸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东北那地方,既然是大明的疆土,那上面的百姓,不管是汉是蒙是女真,就都是大明的子民!那里的土地,就要用来养民、强兵、固国!岂有划块地不许这个进、不许那个入的道理?那是自绝于天下,自毁长城!”

他走到朱棣面前,盯着这个儿子:“老四,你给咱记住!对辽东,对奴儿干都司,乃至更北的地方,给咱敞开了!鼓励百姓去垦荒,去屯田!朝廷给种子,给农具,免几年赋税!在那里设州县,派流官,建学校,行教化!让咱汉家百姓,在那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把那片黑土地,给咱变成大明的粮仓,兵源!要让人口稠密,村镇相连,让任何外敌看了,都无从下口!而不是像建奴那样,弄个破柳条边,把自己圈成个笑话,最后让人把家都抄了!”

朱棣肃然躬身:“儿臣谨记!定当以开发实边、融合胡汉为要务,绝不行那画地为牢、自缚手脚的蠢政!”

朱元璋又看向户部尚书:“还有,人参、貂皮?那算个屁!值几个钱?比起百万疆土,那都是蝇头小利!朝廷可以管,但不能为了这点小利,就把大片国土封起来不让百姓进!眼光要放长远!百姓进去了,土地开垦了,粮食多了,人口多了,赋税、兵源自然就有了,那才是真正的根本!传咱的旨意,鼓励关内无地少地百姓赴辽东、奴儿干等地垦殖,官府予以扶持。对女真、蒙古各部,愿内附耕种者,一视同仁,分给土地,教以农桑,渐染华风。务使塞北之地,永为华夏之土,华夏之民居之!”

朱元璋从“柳条边”的失败中,看到的是一种极端狭隘、自私、最终自食恶果的统治思维。他彻底否定这种基于民族特权、资源垄断和故步自封的“封禁”政策,转而强调开拓、实边、融合的进取策略。这进一步巩固了他对北方边地“积极经营、汉化实边”的政策取向。对他而言,土地和人民才是根本,任何阻碍这两者结合的“边墙”,都是必须打破的枷锁。

北京,永乐朝。

朱棣站在巨大的东北亚舆图前,目光幽深。光幕关于柳条边的叙述,尤其是其从“招垦”到“封禁”的转变,以及最终导致疆土沦丧的后果,带给他深深的震撼和警醒。

“少师,夏尚书,你们看,” 朱棣指着地图上辽东及更北的广阔区域,“这柳条边之策,初看似为保根本、防汉化,细思之,实乃作茧自缚,祸患深远。”

姚广孝缓声道:“陛下明鉴。其策之初,或出于稳固根基之需。然固根本,非以墙隔之,当以德化之,以利导之。其以边墙隔绝内外,视关外为禁脔,视关内汉民为防贼,此乃自裂疆土,自疏民心。关内民无所依,闯关求活;关外地广人稀,守御无力。更兼垄断特产,与民争利,徒增纷扰。至于为保‘国语骑射’而封禁,更是舍本逐末。国之精神,在文治武功,在民心所向,岂在区区言语骑射之形式?以此为由禁锢一方,可谓愚甚。”

夏原吉接口道:“确是如此。其最大之失,在于因小利而忘大害,顾眼前而失长远。为保人参貂皮之利,为护旗人生计特权,将沃野千里置于封闭之地,不事开发,不增民户。及至太平天国事起,关内兵源枯竭,乃抽空关外精锐,致使边防空虚如纸。俄罗斯窥伺已久,见此良机,焉有不侵之理?《瑷珲》、《北京》二约,失地百万里,实乃柳条边封禁政策结出之恶果。此乃治国之大忌:为一族一姓之私利,损天下国家之公利;为一时一地之苟安,遗百世无穷之后患。”

朱棣重重一掌拍在地图上,沉声道:“二卿所言,直指要害!朕之下西洋,虽费巨资,然扬威海外,通商惠工,使万国知有中华,海疆靖安。朕之经营北疆,设奴儿干都司,亦非为封锁,而为开拓、宣威、教化。对女真、蒙古诸部,朕以招抚、册封、互市为策,使其渐沐王化,而非驱之、禁之、隔之。东北之地,气候虽寒,然土地肥沃,资源丰饶,正是屯田实边、蓄养马力之良所。岂可因其为‘龙兴之地’便束之高阁?”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决断:“传朕旨意:其一,重申对辽东及奴儿干都司之经营方略,以招募流民、军屯、商屯为主,鼓励垦殖,朝廷给予牛具种子之助,轻徭薄赋。务使人烟渐稠,村落相望。其二,对当地女真、蒙古等部,加大招抚力度,愿内附为民者,授田宅,编户籍,与汉民一体对待;愿为大明守边者,授官职,给俸禄,许其互市。务使其心向中原,不为边患。其三,加强对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极边之地的巡视与羁縻,建立更密集的卫所和驿站,宣示主权,防范北虏(指蒙古残余及更北的部族,此时沙俄尚未东扩至此)。其四,严令边将,不得无故封锁道路,阻碍商民往来。人参、貂皮等物,可由官府收购或征税,但绝不可因垄断而禁民往来,因小利而塞开发之路。”

朱棣的应对,是基于其开拓性的战略眼光。他将“柳条边”视为保守、封闭、最终导致战略被动的失败案例。他强调对边疆地区的积极经营、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以增强实际控制力和防御纵深,防止出现地广人稀、易遭外侵的局面。这与他下西洋、征漠北的整体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深宫,万历皇帝被唤醒,听着太监颤抖着复述天幕关于“柳条边”和最后割地百里的内容。起初,他对“柳条边”、“封禁”这些政策细节听得昏昏欲睡,但当听到“俄罗斯强占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时,他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睡意全无。

“多……多少?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万历对平方公里没有概念,但“相当于好几个江苏省”这个类比,让他瞬间明白了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片土地!“大明的辽东都司,才多大?这……这都快赶上小半个大明了!(夸张说法,但显示其震惊)就这么……没了?被罗刹鬼占去了?”

他感到一阵强烈的肉痛和莫名的恐惧。虽然那是未来清朝的事,但“龙兴之地”、“祖宗根本”被外人夺占,这种冲击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天幕点明,割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柳条边封禁导致东北地广人稀,兵源不足”时,万历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大明的辽东。

“朕的辽东……现在也有女真各部,也有边墙……虽然不像柳条边那样封禁汉民,但若是朝廷不振,边备松弛,会不会也……” 他不敢想下去。辽东的建州女真正在努尔哈赤带领下崛起,朝廷虽有关注,但并未真正重视。如果……如果将来大明的“龙兴之地”(指北京及北方)周边,也因为某种原因变得空虚……

“张鲸!张鲸!” 万历的声音带着惊惶,“辽东……辽东最新的奏报呢?李成梁那边怎么说?建州卫那边有什么异动?还有,蓟州、宣府的防务,最近核查了没有?”

他第一次如此急切地主动追问边情。虽然很可能只是三分钟热度,过后又会沉迷酒色财气,但此刻,“柳条边之祸”揭示的疆土沦丧之痛,确实刺激了他那麻木的神经。他模糊地意识到,封锁和虚弱,可能会招致无法承受的损失。这或许会让他在对待辽东边事和边军粮饷的问题上,产生一丝极其微弱的、基于恐惧的重视。

煤山,老槐树下。

崇祯皇帝朱由检木然地看着光幕。柳条边的设立、封禁的缘由、“闯关东”的洪流、貂皮贸易的繁荣……这些叙述,在他心中引不起太多波澜。直到最后,“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强占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字眼出现,他死水般的眼神,才剧烈地波动了一下,随即化为更深的、近乎绝望的悲哀。

“原来,丢掉的不仅是江山,不仅是百姓沦为奴畜……连祖宗发祥之地,也守不住,被外寇割去大半……” 崇祯的声音轻得像叹息,“这大清,到底干了些什么……闭关自守,防民如贼,最后连门都让人砸了,地都让人占了……”

他想起自己登基以来,辽东战事屡屡失利,丢城失地,虽无如此巨额的割地,但趋势令人绝望。看到未来“大清”连“龙兴之地”都大片丢失,他对自己,对大明的前途,更是感到一片漆黑。连占据中原、拥有“盛世”的大清都落得如此下场,他这个内忧外患、即将吊死煤山的大明皇帝,又有什么可说的?

“或许,从他们修起那道柳条边,把自己和天下隔开的时候,就注定了这个结局吧。” 崇祯仰头,望着灰暗的天空,“眼里只有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只有自己那一族一姓的私利,看不见天下百姓的活路,看不见外面虎狼的环伺……这样的朝廷,这样的江山,丢了,或许也是天意……”

他不再看光幕,缓缓将头伸进绳套。天幕最后关于“柳条边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的结语,在他听来,充满了无尽的讽刺。那道边墙的“使命”,就是最终让大片土地沦入敌手吗?罢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他只想快点结束这痛苦的一切,无论死后是魂归何处,还是彻底的虚无。

不同的平行时空,不同的反应仍在继续。

大秦,咸阳宫。

秦始皇嬴政看完,对李斯道:“此清虏之柳条边,与朕之修筑长城,可有可比之处?”

李斯沉吟道:“陛下,皆是为固边。然长城乃为御北方胡骑之大患,倚山险,用民力,联旧城,乃积极防御之策,且并未禁止内民出塞往来。而这柳条边,于国境之内,划地自限,其意在防内(汉民)而非御外,且最终因其封闭导致边防空虚,为外敌所乘。二者目的、效果,迥然不同。可见治国之道,堵不如疏,禁不如导。封闭自限,终非良策。”

赵高道:“陛下修筑长城,北击匈奴,乃是为子孙开万世之太平。这清虏画地为牢,实乃鼠目寸光,自取灭亡。我大秦当引以为戒,对四方胡人,当以征伐、驱逐、筑城移民为策,开疆拓土,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须筑墙自困?”

嬴政微微颔首:“长城之设,乃以攻为守。朕岂会令人自限于一隅?普天之下,莫非秦土。凡日光所照,舟车所至,有力者经营之,何来‘边禁’?对北胡,当持续打击,迫其远遁,迁民实边,方是长久之计。这柳条边,徒惹人笑耳。”

大汉,未央宫。

汉武帝刘彻的反应是强烈的不屑和更坚定的开拓决心。

“可笑!荒唐!”刘彻嗤之以鼻,“守土之道,在于富国强兵,开疆拓土,使敌不敢来犯!岂有关起门来,不许自家百姓进去耕种的道理?那东北黑土,若是朕的,必移民百万,屯田实边,建城设县,将其变为粮仓、马场、兵源之地!届时,莫说罗刹鬼,便是天神下来,也得问问朕手中的剑答不答应!”

他眼中精光闪烁:“卫青!霍去病!看到了吗?保守退缩,只有死路一条!唯有进取,方有生机!对匈奴的战事,给朕再加紧!打下的草原,也要学着经营,不能只赶跑就了事!还有,西域那边,张骞回来之后,更要加大经营力度!朕要让大汉的疆域,远超秦时,让四方之民,皆慕汉化!什么柳条边,那是懦夫的行径!”

卫青、霍去病轰然应诺。刘彻从“柳条边”的失败中,更加确认了自己外向扩张、积极经营边疆政策的正确性。在他看来,强大的国力和进取的国策,才是最好的“边墙”。

大唐,贞观年间。

李世民与群臣的讨论,聚焦于边疆治理的开放与融合。

“魏征,房乔,克明,观此‘柳条边’之策,于我等治理突厥、吐谷浑、吐蕃等边地,可有启示?”李世民问道。

魏征肃容道:“陛下,其策之失,首在狭隘。以一族之私利,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以封闭隔绝为能事,而非教化融合为根本。其视关外为禁脔,视汉民为防范对象,本身就埋下了族群隔阂与边疆虚弱的祸根。我大唐抚有四海,当怀柔远人,视夷狄如一家。对归附之突厥、吐谷浑等部,授以官职,许其内迁,教以礼法耕织,使其渐染华风,成为大唐屏藩。而非如清虏般,划边自限,促生内外之别。”

房玄龄道:“玄成所言甚是。边疆之固,在民不在墙。民聚则地实,地实则兵强。陛下行府兵制,寓兵于农,边境军镇亦大兴屯田,此乃实边固本之良法。对边地贸易,亦当鼓励而非垄断,通有无则民富,民富则国固。清虏为貂皮人参之小利,行封禁之苛政,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终连西瓜地都让人端了,实为不智。”

杜如晦补充:“其策亦警示,需保持战略进取之心。安西、安北都护府之设,非仅为羁縻,更为开拓经营,保持对西域、漠北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若一味封闭自守,则战略主动权尽失,易为外敌所乘。陛下当年平定东突厥后,设立都督府,移民实边,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地广人稀、易遭侵扰的局面。”

李世民颔首:“诸卿之论,深合朕心。治国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对边疆,当以德怀之,以利导之,以力镇之。开放、融合、经营、实边,方是正道。传朕旨意:对各边地屯田、互市、招抚内附等事,需更加重视。凡有提议封锁边地、阻碍商民往来者,皆需严加驳斥。我大唐,当有海纳百川之胸襟,岂可行画地为牢之蠢事?”

李世民的应对,依然是基于其开放的“天可汗”胸怀和务实的边疆政策。他彻底否定“柳条边”代表的封闭、排他、垄断思维,强调融合、经营和实力保障。

开元年间,李隆基的反应则是复杂一些。他既觉得“柳条边”保护“龙兴之地”的初衷可以理解,又对最终导致割地的后果感到惊心。

“这康熙、乾隆,想法倒也……情有可原。”李隆基对杨玉环道,“毕竟龙兴之地,是要留些根本。只是手段太过……太过小家子气,最后弄巧成拙。我大唐龙兴于晋阳,如今亦是繁华之地,何须封禁?”

杨玉环依偎着他:“三郎是圣主,自然处置得当。那些蛮夷之君,怎知其中奥妙。”

李隆基点点头,但心中那点对“胡人”统治思维狭隘性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同时,“割地百里”的惨痛后果,也让他对边防空虚有了一丝更具体的警惕。虽然这点警惕很快又会被享乐欲望淹没,但终究是留下了一点点印记。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注意力,诡异地被“貂皮贸易”和“楚勒罕”市场的描述吸引了。

“貂皮……人参……‘轮蹄络绎,皮市山积’……” 赵佶眼中露出感兴趣的光芒,“这关外之地,倒也有些珍奇之物。这‘楚勒罕’盟会,听起来颇为热闹,若能遣画师将其盛况绘下,必是一幅《关市互易图》的佳作。”

他对“柳条边”封禁政策本身,只是觉得“蛮夷多忌”,对其导致割地的严重后果,虽也觉震惊,但更觉得那是“蛮夷无能”、“自食其果”。他完全未能从中看到任何对北宋自身边政(如对辽、夏的妥协、岁币政策)的警示,反而更加沉迷于对奇珍异宝和艺术场景的遐想。在他心中,大宋的文明和富庶,足以应对一切,那些北方蛮夷的蠢事,与大宋无关。

而在黄州,苏轼的叹息,指向了政策与人性的背离。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苏轼望着江水,神色悲悯,“关内百姓,地狭人稠,灾荒频仍,无恒产以为生,焉能不‘闯’?清廷以边墙禁之,以重法绳之,是绝其生路也。然生路岂是柳条与壕沟所能绝?汹汹民意,终将破墙而出。其封禁之策,实是与天下生民求生之本能相抗,岂能持久?”

“至于为保‘国语骑射’而封禁,更是本末倒置。国之存续,在德不在险,在仁不在力,在民心不在旧俗。弃广大土地民心于不顾,独守一二旧俗,犹如舍栋梁而保椽瓦,何其愚也!及至外力侵逼,疆土沦丧,方知封闭自守之害,然悔之晚矣。可叹,可叹!”

苏轼的批判,从人性需求和根本道义出发,认为“柳条边”政策违背了百姓求生和发展的基本人性,也背离了治国以仁德为本的原则,其失败是必然的。

而在另一个时空,辛弃疾的怒火,则完全被“割地百里”的结局点燃,并归咎于统治者的懦弱与无能。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辛弃疾目眦欲裂,捶胸顿足,“百万疆土,祖宗之地,就这么让罗刹鬼割了去?!‘不可肇衅’?啊呸!这就是懦夫!是废物!是爱新觉罗家的不肖子孙!若我辛弃疾在,必提兵北上,与那罗刹鬼决一死战!宁可马革裹尸,也绝不让寸土!”

他将矛头直指清朝后期的统治者:“什么柳条边?那都是借口!根本是武备废弛,军心涣散,皇帝昏聩,大臣无能!看看,关外八旗都被抽空了,用童子充数!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军队,不亡何待?!割地求和,不过是苟延残喘,徒留万世骂名!”

“我汉家儿郎,若主中原,必不以如此懦弱姿态对敌!必励精图治,强兵足食,使四夷宾服,岂有划边自守、任人宰割之理?这柳条边之祸,实乃蛮夷窃据神器、德不配位之必然恶果!唯有光复华夏,重振汉威,方能雪此割地之耻,拓土开疆,复我汉唐盛世之疆域!”

辛弃疾的反应,充满了武将的激烈和民族主义的愤慨。他将割地责任完全归咎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并认为只有恢复汉人政权,才能避免此类屈辱。他的“北伐”理想中,又增添了一项具体目标——收复被沙俄侵占的“故土”。

……

天幕的光芒,在万朝时空各异的目光与思绪中,彻底消散。然而,关于“柳条边”的叙述,那道从“保根本”出发,却最终导致“失根本”的绿色边墙,以及其后隐藏的统治逻辑与战略短视,已深深印入各时空的史鉴之中。

乾清宫的康熙,在极度的痛苦、反思与急召臣工的混乱中,开始重新审视他那道“永行禁止”的谕旨,以及整个对“龙兴之地”的治理思路。

南京的朱元璋,在嘲讽与愤怒中,更加坚定了开拓实边、融合胡汉的积极边疆政策。

北京的朱棣,在警醒中,进一步完善其经营东北、巩固边防的方略。

深宫的万历,在短暂的惊惶中,或许会对边情多一分留意。

煤山的崇祯,在更深的绝望中,将自缢视为对一切无可挽回败局的最终告别。

嬴政更加确信积极对外扩张的必要,刘彻的开拓决心更加炽烈,李世民深化了开放融合的边疆理念,李隆基多了一丝模糊的警惕,赵佶沉迷于对关外珍奇的遐想,苏轼悲叹政策与民生的背离,辛弃疾的怒火与复仇誓言更加炽热……

万朝的历史轨迹,因这面揭示“封闭之祸”的镜子,再次发生了或明或暗的偏转。每一道偏转,都影响着其对“边疆”、“民族”、“统治”与“天下”的认知与实践。而下一片天幕,又将带来怎样的揭示,在已然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投下怎样新的巨石?无人知晓。唯有时间,沉默地流淌,承载着所有已知与未知的因果,奔向那无尽的、已然改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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