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乔卫东成了喀纳斯村里一道奇特的风景。
每天凌晨四点，他准时出现在黄玫瑰的木屋前，像等待老师的小学生。
黄玫瑰开门，看他一眼，不说话，背上器材就走。乔卫东跟在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第一天去黑湖，第二天去月亮湾，第三天去观鱼台。
黄玫瑰拍照，他就在旁边安静地看。不打扰，不提问，只是看。
偶尔黄玫瑰需要调整位置，他会主动帮忙挪一下三脚架——这是他唯一被允许的“参与”。
第三天下午，从观鱼台回来的路上，乔卫东终于找到了机会。
黄玫瑰在整理器材时，不小心把一个滤镜盒掉在地上，里面的滤镜片撒了一地。乔卫东蹲下来帮她捡。滤镜片很薄，边缘锋利，他捡得很小心。
“你这些器材，”乔卫东看着手里那片渐变灰滤镜，“很重吧？”
“还好。”黄玫瑰接过滤镜，检查有没有摔坏。
“你每天背着这么多东西爬山，不累吗？”
“习惯了。”
乔卫东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说：“你需要一个助理。”
黄玫瑰动作顿了一下，没回头：“不需要。”
“需要。”乔卫东站起来，“我刚才算了算，你的摄影包至少十五公斤，三脚架五公斤，还有备用电池、滤镜盒、水、食物。加起来超过二十公斤。每天背着二十公斤爬山路，铁打的也受不了。”
黄玫瑰转过身，看着他：“所以呢？”
“所以你需要一个助理。”乔卫东说，“帮你扛器材，办手续，开车，处理杂事。这样你可以专心拍照。”
黄玫瑰上下打量他，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怀疑：“你？”
“我。”
“你看起来像骗钱的。”黄玫瑰说得直接，“或者说，像来体验生活的有钱人。这种人我见过，新鲜两天就跑了。”
乔卫东笑了：“我免费，管饭就行。”
这话说得太不像他了——在魔都，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值多少钱？现在却主动提出免费当助理，还只要求管饭。
黄玫瑰沉默了很久。山风吹过，扬起她额前的碎发。远处有鹰在盘旋，发出悠长的鸣叫。
“为什么？”她终于问。
“因为我想看你怎么工作。”乔卫东说，“近距离地看。不是跟在后面，是在旁边看。我想知道一张好照片是怎么诞生的——从寻找地点，到等待光线，到按下快门，到后期处理。全部。”
“这很无聊。”
“我不觉得无聊。”
黄玫瑰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明天早上五点，村口集合。去白哈巴，要开三小时车，全是山路。如果你迟到，我不会等。”
“好。”
“还有，”黄玫瑰补充，“助理不是跟着看热闹。要搬东西，要开车，要搭帐篷，要做饭。你能行吗？”
乔卫东想了想自己在魔都的生活——住五星酒店，吃米其林餐厅，出门有司机，进门有阿姨。然后他点头：“能行。”
“那明天见。”黄玫瑰转身走了。
乔卫东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村路尽头，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兴奋。
他，乔卫东，要去给人当免费助理了。
……
第二天凌晨四点五十，乔卫东就到了村口。
天还黑着，星星很亮。他穿着昨天特意从行李箱里翻出来的户外装——虽然也是名牌，但至少看起来没那么“都市”了。
旁边停着他租的那辆陆地巡洋舰，车里已经装好了阿娜尔准备的干粮：馕、煮鸡蛋、牛肉干，还有一壶奶茶。
四点五十五，黄玫瑰出现了。
她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冲锋衣，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手里还拎着一个器材箱。看到乔卫东和车，她点点头，把东西放下。
“车你开。”她说，“路不好走。”
乔卫东接过车钥匙，帮她把东西装上车。器材箱很重，他搬的时候手臂肌肉绷紧。黄玫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坐上了副驾驶。
五点整，车驶出村子。
去白哈巴的路果然如黄玫瑰所说，全是山路。路面是碎石和泥土混合的，坑坑洼洼。
有些路段很窄，一边是山崖，一边是深谷。乔卫东开得很小心，车速控制在三十迈左右。
车里很安静。黄玫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像是在休息，又像是在思考。晨光渐渐亮起来，照在她脸上，能看见睫毛在眼下投出的淡淡阴影。
开了大概一个小时，乔卫东忍不住问：“你经常一个人开这条路？”
“嗯。”
“不害怕？”
“害怕有用吗？”黄玫瑰睁开眼睛，看着窗外，“害怕路就会变平？害怕山就不会塌？既然没用，就不害怕。”
这话说得简单，但乔卫东听出了其中的力量——一种直面现实、不回避困难的力量。
“你出来拍照，家里人不担心吗？”他又问。
黄玫瑰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没有家人。”
乔卫东一愣。
“父母早逝，没有兄弟姐妹，没结婚，没孩子。”黄玫瑰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所以没人担心。挺好，自由。”
乔卫东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同情？这些对黄玫瑰来说可能都是侮辱。
“自由是有代价的。”他最后说。
“我知道。”黄玫瑰重新闭上眼睛，“我付得起。”
车继续在山路上颠簸。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洒满山谷。远处能看见牧民转场的队伍，牛羊像移动的黑点，慢悠悠地走过草甸。
八点左右，他们到了白哈巴。
这是一个比喀纳斯更小的村落，位于中哈边境。
村子里的木屋更原始，村民更少。村口有个边防哨所，黄玫瑰去办了手续——她显然很熟悉流程，和哨兵说了几句话，登记了信息，很快就回来了。
“今天拍边境线。”她说，“需要徒步进去，车开不了。”
乔卫东把车停好，开始卸装备。黄玫瑰的器材确实多：两个机身，五个镜头，三脚架，滤镜系统，无人机，还有备用电池、存储卡、笔记本电脑……林林总总装了两个大包。
“我来背。”乔卫东说。
黄玫瑰没客气，把较重的那个包递给他。乔卫东背上肩，沉得他晃了一下——至少有二十公斤。但他没说什么，调整好背带，跟上了黄玫瑰的脚步。
徒步的路比开车更艰难。没有成形的路，只有牧人踩出来的小径。有些地方要涉过小溪，有些地方要爬过碎石坡。乔卫东虽然平时有健身，但背着这么重的包走山路，还是很快就出汗了。
黄玫瑰走在前面，步伐稳健。她背的包也不轻，但她像感觉不到重量似的，走得很快。偶尔回头看看乔卫东，见他跟得上，就继续前进。
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他们到达了拍摄地点——一片开阔的山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国境线：一道铁丝网延伸向远方，两边是截然不同的地貌。这边是森林和草甸，那边是荒漠和戈壁。
黄玫瑰开始工作。她先是用无人机航拍，然后是长焦镜头拍远景，最后是中焦镜头拍近处的细节。乔卫东按照她的指示，递器材，挪位置，撑反光板。
他做得笨手笨脚。递镜头时差点掉地上，撑反光板时角度不对，挪三脚架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每次出错，黄玫瑰就看他一眼，不说话，但眼神里的意思很清楚：你怎么这么笨？
乔卫东也不辩解，只是更小心地做。
拍到中午，黄玫瑰终于停下来。两人找了块平坦的石头坐下，吃带来的干粮。馕很硬，牛肉干很咸，奶茶已经凉了，但乔卫东吃得很香——他是真饿了。
“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黄玫瑰忽然问。
“没有。”乔卫东老实承认，“我以前的工作……不用爬山。”
“那为什么来受这个罪？”
乔卫东咬了口馕，想了想：“不是受罪。是学习。”
“学习什么？”
“学习怎么专注地做一件事。”乔卫东说，“你看你拍照的时候，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眼前的画面。这种专注，我在别的地方没见过。”
黄玫瑰喝了口奶茶，没说话。
“我在上海的时候，”乔卫东继续说，“每天要处理几十件事。这个会，那个电话，这个邮件，那个应酬。看起来忙，但其实什么都没深入。就像在水面上打水漂，跳得很快，但沉不下去。”
他顿了顿：“你不一样。你像潜水，一口气沉到海底，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想学这个——怎么沉下去。”
黄玫瑰看着他，眼神复杂。过了很久，她说：“你不是来学拍照的。”
“嗯？”
“你是来找答案的。”黄玫瑰说，“生活里遇到了问题，找不到答案，所以跑到这里来，以为能在自然里，在艺术里，或者在我这里找到答案。”
这话说得一针见血。
乔卫东愣住了。
“但我要告诉你，”黄玫瑰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碎屑，“我这里没有答案。我只有问题——更多的问题，更深的困惑。如果你想要答案，你找错人了。”
说完，她重新拿起相机，走向另一个拍摄点。
乔卫东坐在石头上，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忽然笑了。
是啊，他是来找答案的。
找关于生活、关于感情、关于存在的答案。
但黄玫瑰说得对，她这里没有答案。
只有更纯粹的问题。
这反而让他更想靠近她——因为在这个充满廉价答案的世界里，一个敢于直面问题的人，太珍贵了。
下午的拍摄更不顺利。
天气变了，乌云从西边涌过来，风开始变大。黄玫瑰想抢在雨前拍完一组镜头，但光线变化太快，她调整参数的动作有些急躁。
乔卫东在帮忙递滤镜时，手滑了一下，那片价值不菲的偏振镜掉在石头上，镜片裂了。
清脆的碎裂声在风里格外刺耳。
黄玫瑰转过头，看着地上碎裂的滤镜，脸色沉了下来。
“对不起。”乔卫东立刻说，“是我的错。多少钱，我赔。”
黄玫瑰没说话，蹲下去捡起碎片。她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乔卫东：“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知道，这是……”
“这是我用了五年的滤镜。”黄玫瑰打断他，“跟我去过西藏，去过非洲，去过北极。它不只是个工具，它是我的伙伴。”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乔卫东听出了其中的痛惜。
“对不起。”他再次说，这次更诚恳。
黄玫瑰站起来，把碎片小心地收进一个小袋子里。然后她看着乔卫东，说：“你明天不用来了。”
乔卫东心里一紧：“因为这件事？”
“不是。”黄玫瑰说，“是因为你不适合。你不是干这个的料。别勉强自己，也别勉强我。”
她开始收拾器材，动作很快，很决绝。
乔卫东站在旁边，想帮忙，但不知道该怎么伸手。风吹得更猛了，远处传来雷声。第一滴雨落下来，打在他脸上，冰凉。
“我……”
“回去吧。”黄玫瑰背上包，“雨要大了，山路不好走。我自己能行。”
她真的转身就走，没有回头。
乔卫东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在雨中越来越模糊。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但他没动。
他想起在魔都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他总是掌控一切，总是游刃有余。
但现在，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被老师赶出教室。
雨越下越大。
乔卫东终于动了，但不是往回走，而是朝着黄玫瑰离开的方向追去。
山路因为下雨变得泥泞湿滑。他跑得踉踉跄跄，几次差点摔倒。但他没停，一直追到那个山坡下。
黄玫瑰正在艰难地往上爬。她背着两个大包，在雨中行动不便。有一段陡坡，她试了三次都没爬上去。
乔卫东冲过去，从后面托住她的包。
黄玫瑰吓了一跳，回头看见是他，愣了一下。
“你……”
“我送你回去。”乔卫东说，声音在雨里有些模糊，“这条路我走过，知道哪里滑。你跟着我。”
他没等黄玫瑰回应，就走到前面，伸出手：“包给我一个。”
黄玫瑰犹豫了一下，把较重的那个包递给他。乔卫东背上，然后伸出手：“拉着我，这段坡很滑。”
雨下得很大，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黄玫瑰看着乔卫东伸出的手，又看看他认真的脸，终于，把手放了上去。
乔卫东的手很暖，即使在冷雨里也暖。他握得很稳，一步一步带着黄玫瑰往上爬。遇到特别滑的地方，他会先上去，然后把黄玫瑰拉上来。
就这样，两人在雨中艰难前行。谁也没说话，只有雨声、风声、脚步声。
走了大概四十分钟，终于回到停车的地方。两人都成了落汤鸡。
乔卫东把器材小心地放进后备箱，然后打开车门：“上车吧，赶紧回去换衣服，会感冒的。”
黄玫瑰坐进副驾驶，看着窗外的大雨，忽然说：“那个滤镜，是我第一个摄影老师送我的。他说，好滤镜就像好眼睛，能帮你看清世界的本质。”
乔卫东启动车子，开得很慢：“你老师说得对。”
“他三年前去世了。”黄玫瑰说，“癌症。走之前跟我说，玫瑰，别停下来，一直拍，拍到拍不动为止。”
车里安静下来，只有雨刮器来回摆动的声音。
“对不起。”乔卫东第三次说，“我不该那么不小心。”
黄玫瑰转过头，看着他湿漉漉的侧脸：“你为什么追来？”
“因为不能让你一个人走山路。”乔卫东说，“雨这么大，太危险了。”
“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乔卫东说，“我知道我笨手笨脚，不适合当助理。但我至少能保证你的安全。这是我今天唯一能做好的事。”
黄玫瑰沉默了。
车在雨中缓缓行驶。山路因为雨水变得泥泞，乔卫东开得很小心，但还是几次打滑。每次打滑，他都稳稳地控制住方向。
回到喀纳斯时，已经是傍晚。雨停了，西边的天空出现了彩虹。
车停在黄玫瑰的木屋前。两人下车，乔卫东把器材搬下来。
“明天……”黄玫瑰开口。
“我知道，我不用来了。”乔卫东接话，“今天谢谢你让我跟着。学到了很多。”
他转身要走。
“明天五点。”黄玫瑰忽然说。
乔卫东愣住，回头。
“村口集合。”黄玫瑰看着他，“去禾木，要开四个小时。如果你迟到，我不会等。”
说完，她推开木屋的门，走了进去。门在她身后关上。
乔卫东站在门外，看着那道彩虹，忽然笑了。
他抬起手，看着自己手上因为拉黄玫瑰上山而磨出的水泡。
疼，但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