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26日，湖北麻城，天刚蒙蒙亮。
白果镇那条最热闹的街道上，已经三三两两聚了不少人。这个年代，人们的作息是跟着日头走的，鸡叫头遍就起身，天不亮就烧火做饭，等东边泛了鱼肚白，各家各户的院门就陆续打开了。没什么人熬夜，更没什么人赖床，睡不着，也舍不得睡，白天有白天的活计，耽搁了，日子就紧巴了。
镇上的供销社，是这一带方圆十几里唯一的一间。青砖砌的墙，门脸儿不算大，两扇对开的木门，油漆刷得深绿，门板上用红漆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字，年头久了，漆皮有些剥落，但字迹依然醒目。门口的水泥台阶被来来往往的人磨得发亮，台阶下的泥地因为常有人站，踩得板结瓷实。这地方，对于白果镇的老百姓来说，就好像今天城市中心的cbd，没它不行。家里的盐罐子空了，得来；煤油灯里没油了，得来；孩子写字的本子用完了，得来；谁家要扯几尺布做件新衣裳，更得来。供销社的门一开，里头酱油醋的味道、煤油的气味、水果糖的甜香，混在一起，热烘烘地往外涌，那就是过日子实实在在的味道。
这天早上，聚在门口的人越来越多。有挎着篮子的妇女，篮子里还搁着空酱油瓶子；有抽着旱烟的老汉，蹲在台阶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人聊着今年的庄稼；有骑着二八大杠路过的，一只脚撑在地上，侧着身子往供销社那边瞅，等着开门捎带买包烟。大家等得不算心焦，习惯了这个点，供销社的老张,就是那个值班员，每天早早地就开了门，有时候甚至比规定的点还早些，因为总有些急等着用东西的乡亲，在门口喊几嗓子，老张在里面应一声，一会儿门就吱呀一声开了。
可今天有些不对。
日头高了些，斜斜地照在供销社的招牌上，人影从长变短，门还是纹丝没动。有人开始嘀咕：咋回事？老张今天睡过头了？不能吧，老张那人多警醒，从不误事。是不是昨晚上喝多了？说归说，众人心里其实隐隐有些不安，那个年代的人，守时是本分，再大的瞌睡，到这个点也该醒了。又等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一个年轻后生耐不住了，嚷嚷道：我进去瞅瞅，别是出了啥事。说着，几步跨上台阶，伸手一推那扇深绿色的木门。
门没上闩，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
后生探头往里一看，先是愣住了，紧接着一声叫，整个人往后一趔趄，差点从台阶上仰面摔下来，脸刷地白了，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只抬起胳膊，指着门里面，嗓子像是被人掐住了似的。
众人呼啦一下围上去，几个胆子大的凑到门缝前往里瞅。供销社里头跟往常完全两样，货架子东倒西歪，原本摆得整整齐齐的布匹、脸盆、暖水瓶，散落一地，那些个值钱的、好拿的小物件，糖果盒、香烟盒，七零八落地滚在泥地上。最让人心惊胆战的，是柜台后面那片地上，老张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身下洇着一大滩暗红色的东西，人早就没了声息，眼睛却还半睁着，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
杀人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嗓子，街上顿时炸了锅。买菜的不买了，抽烟的不抽了，骑车的跳下来把车往路边一扔，转眼间，供销社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大伙儿脸上全是惊骇，有的大姑娘小媳妇吓得直往后躲，捂着眼不敢再看；有的壮年汉子攥紧了拳头，又是怕又是气；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连连跺脚，嘴里念叨着：造孽啊，造孽啊，这是哪个杀千刀的干的事！
消息像长了翅膀，没用半个时辰，就从白果镇传遍了周边的几个村子。那时候，一个镇子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供销社是所有人的交集点，老张这个人，大伙儿都认识，老实巴交的一个人，看店值班勤勤恳恳，从没跟谁红过脸。这么一个人，竟然在夜里被人害了命，那还了得？人人自危，家家户户晚上把门拴了又拴，院墙上插了碎玻璃，连狗都不敢随便放了，生怕那杀人凶手就藏在哪个黑角落里。
麻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整个局子都震动了。在那个年代，刑事案件一年到头也没几起，何况是出了人命的恶性大案。局领导当即拍板，调集全局能调集的所有力量，抽调各科室的办案骨干，成立3·26专案组，由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自挂帅。警车拉着警笛，一路尘土飞扬地赶到了白果镇，刺耳的警笛声让本来就惶恐不安的村民们更加紧张，大伙儿站在路边，眼巴巴地看着警察进进出出，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现场勘查从一开始就进行得极其细致。技术民警拎着勘查箱，蹲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挪动，手里捏着放大镜，不放过任何一处痕迹。供销社的地面是夯土的，踩实了，但年久日深，浮土不少，脚印杂乱得很，昨天晚上来买东西的、老张自己走动的，再加上今早上涌进来的村民，现场早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柜台的木边上，提取到几处刮擦的痕迹，门闩有被撬动过的印子，但作案工具是什么，没法确定。最麻烦的是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监控探头，没有什么dNA检测，连对指纹的技术比对都还是最原始的人工目测比对法，效率低得吓人。
民警们拉了警戒线，把围观的老百姓往外赶，但挡不住人们的议论。有说肯定是外来的流窜犯干的，作案就跑，抓不着；有说没准儿是熟人，知道供销社晚上就老张一个人，好下手；还有的悄悄嘀咕，老张是不是跟谁结了什么仇，让人家找上门来了。说什么的都有，越说越玄乎，越传越离谱，到后来甚至有传言说供销社那地方本来就不干净，老张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索了命。专案组的民警听在耳朵里，头疼得很，案子还没破，谣言已经满天飞了，这给侦查工作凭空添了无数干扰。
走访排查同步铺开了。民警们分成若干个小组，以白果镇为中心，向周边的村落辐射，逐村逐户地敲门，问话，做笔录。那个年代的老百姓还都朴实，见了警察上门，多数人都客客气气的，有什么说什么，但也有不少人因为害怕惹麻烦，或者对案件的细节记忆模糊，说的东西颠三倒四，前后对不上。民警们一天走下来，脚底板磨出水泡，嘴里问得起了皮，带回来的信息堆了半屋子，可一条能用的实锤线索都没有。
麻城县公安局觉得案情重大，自己兜不住了，赶紧把情况逐级上报。很快，黄冈地区公安处派来了经验丰富的老刑侦专家，湖北省公安厅也下来了人。省地县三级刑侦力量汇合在一处，在白果镇政府临时借了间大会议室，墙上一张手绘的案发现场平面图，桌上铺满了现场照片和走访笔录，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专家们把现场勘查的记录翻来覆去地看，把嫌疑人的范围圈了又圈，画了又画，最后决定，别慌，把重心放回现场，还有哪些角落没搜到，还有哪些痕迹没提取到位。
又一次复勘现场。这次比头几次更细，更慢。技术民警几乎是趴在地上，用手掌贴着地面摸过去的。就在柜台后面紧挨着墙角的一处暗影里，那片地方被倒下的货架子挡着，上面还压着几捆散开的布，之前几次勘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死者身边和门口位置，这块儿被忽视了。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扒开布捆，拿着多波段光源往角落里一照，突然，他眼睛一亮,在柜板的侧面，一个极其不显眼的凹陷处，有一枚灰白色的纹线痕迹，隐隐约约，不完整，边缘还有些模糊，但依稀能看出是手指捺印留下的。
找到了！他压着嗓子喊了一声。周围的同事立刻围过来，又惊又喜，让开位置，让经验丰富的老技术员凑近了看。老技术员端详了半天，下了结论：是指纹，虽然残缺得厉害，纹线断裂多，特征点不连贯，但确实是人的指纹，而且是新鲜的，应该就是案发当夜留下的。这个发现让在场所有民警精神为之一振。在那个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能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一枚有比对价值的指纹，哪怕只是残缺的，也已经是了不起的收获了。
专案组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结合供销社内部物品翻动的痕迹，以及老张遇害的状态,他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袭击的，身上有抵抗伤，但很快失去了行动能力,大伙儿达成了共识：这很可能是一起因盗窃转化为抢劫杀人的案件。嫌疑人潜入供销社意图盗窃财物，过程中惊醒了值班的老张，双方发生搏斗，嫌疑人持有凶器，情急之下杀人灭口，然后仓皇逃窜。而那枚残缺的指纹，应该就是嫌疑人在翻动柜台物品或者与老张撕扯时，无意中留在柜板上的。
方向明确了，接下来就是大海捞针式地排查。专案组划定了一个范围，以白果镇供销社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五到十公里，这个范围涵盖了七八个行政村，好几十个自然塆，人口加起来有好几千。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电脑数据库，没有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所有采集来的指纹样本，都得靠技术民警肉眼一枚一枚地对照那枚残缺指纹，拿着放大镜，比纹线的走向、比分歧点、比结合点，看得眼睛花了，滴两滴眼药水接着看。
民警们没日没夜地干，白天入户采指纹，晚上回来在灯底下比对。农村的条件苦，好多人家住在半山腰上，得爬山涉水地走，赶上下雨，山路泥泞得拔不出脚，摔一身泥是家常便饭。有些村子偏僻，只有两三户人家，民警也不会漏掉，再远也得走过去。那几个月，专案组的成员几乎没有回过家，吃住都在镇上的小旅馆里，方便面成箱成箱地搬。可是，几千枚指纹比对下来，没有一枚能和现场那枚残缺指纹完全匹配上。有几枚看着有点像，但仔细一推敲，特征点对不上，排除了。
案子走到了死胡同。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去冬来，转眼又过了年。供销社重新开了门，换了新的值班员，可人们买东西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会往柜台后面那个角落多看一眼，心里头膈应得慌。可时间这东西，是最大的消磨，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那起血案渐渐地就淡出了人们的日常话题，镇上来了新嫁娘，生了新娃娃，年轻人长大了外出打工，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谁还有闲心去翻几十年前的旧账？供销社最后也关了门，那两扇深绿色的木门上了锁，门上的红漆字褪了颜色，铁锁锈迹斑斑，门口的水泥台阶缝隙里长出了高高的荒草。镇子中心挪了地方，新的超市开在马路对面，玻璃门亮亮堂堂的，再也没有人提那个老供销社了。
可是麻城警方从来没有忘记。
这起案子，就像一根深深扎在心里的刺。麻城市公安局的档案室最深处，永远有一个专门的柜子，锁着3·26命案的全部卷宗。卷宗的封皮换了不知道多少次，纸页泛黄发脆，边角磨出了毛边，里面的笔录、照片、现场图，被一代又一代的刑警翻来覆去地看过。每一任局长到任，交接工作时，前任局长一定会把这份卷宗亲手递过来，嘱咐一句：这个案子，咱们麻城公安欠老百姓一个交代，你得放在心上。新局长接过卷宗，点点头，什么漂亮话都不用说，这就是承诺。
老刑警退休了，退休前最后一天上班，把自己的抽屉收拾干净，钥匙交出去，唯独那本案子的工作笔记，带回了家。他说，这案子没破，我这心里永远有个疙瘩，将来死了都闭不上眼。新刑警入警，头一天报到，刑侦大队的教导员就会把他叫到办公室，把3·26案子的情况从头到尾讲一遍，指着墙上的麻城地图说：你看，白果镇，这个地方，咱们有一笔血债还没讨回来。你年轻，脑筋活，将来多学新技术，指不定哪一天，这笔账就让你给算清了。
每年，麻城市公安局都要搞一次命案积案梳理，别的案子有的破了，有的还是悬着，但3·26永远是排在头一号的那个。民警们把当年的卷宗重新调出来，看看有没有新的技术手段可以运用，有没有新的线索可以从旧材料里挖掘。县改市了，通讯手段进步了，交通方便了，人员的流动性却更大了，很多当年的知情人要么迁走了，要么去世了，案子仿佛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渺茫。
可谁也没想到，转机在2024年的春天来临了。
此时的刑侦技术，和1985年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接入了全国大数据库，电脑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海量指纹信息进行高速比对。公安部部署了新一轮的命案积案攻坚行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久侦未破的积案重新梳理、重新比对。湖北省公安厅、黄冈市公安局的刑侦专家再次聚首，和麻城市局的老中青三代民警一起，把3·26案子的那枚残缺指纹进行了最新一次的高精度数字化扫描处理，输入到了比对的系统里。
机房里的服务器嗡嗡地响着，屏幕上一行行数据飞速滚动，民警们围在边上，大气不敢出一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忽然，屏幕上的进度条停顿了一下，弹出一个比对结果提示框。操作员鼠标点开一看，回头望向身后的领导，嗓子有点发紧：比中了。
整个房间安静了两秒钟，然后像是突然通了电一样，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凑到屏幕前面。那枚残缺的指纹，和数据库里一份来自麻城市白果镇辖区的指纹样本，在多个特征点上高度吻合。那份样本的主人，是一个叫王某的男性居民，今年已经六十出头，现住址登记的就是白果镇某村。
是他！一位当年参加过3·26专案组的老刑警，如今已经是满头白发，腰背都有些佝偻了，他盯着屏幕上那个名字，嘴唇哆嗦了半天，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转过身去，不让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失态。三十九年了，从壮年到暮年，这根刺，今天终于有望拔出来了。
专案组重新集结，新老结合的队伍，既有对案情了如指掌的活档案，又有精通现代侦查手段的年轻骨干。围绕王某的各项工作，立即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展开。
一组人马化装成乡镇工作人员，以人口普查和农村养老情况调查的名义，进了王某所在的村子。他们没有直奔王某家，而是先找到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坐在一起拉家常。农村的老人话多，东家长西家短，什么都往外倒。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王某这个人。
那个老王啊，啧啧，从小到大就这样，不爱跟人搭腔。一个抽着旱烟的老汉咂咂嘴说道。
可不是嘛，闷葫芦一个，你跟他说话，他嗯一声算给你面子了。不过那人脾气不行，沾了酒就不是他了。旁边一个老大娘接口道。
喝酒？他爱喝酒？化装的民警顺嘴问道。
爱！怎么不爱！以前年轻那会儿，逢喝必醉，醉了就闹事，跟人吵架动手是常有的事。后来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不在外头喝了，哪个喊他都不去，说是戒了。可我看啊，没戒，有一回我晚上路过他家院子，闻到好大的酒味，窗户里头黑着灯，他一个人闷在屋里喝呢。
民警把这些话一句一句记在心里。酒后冲动，性格暴躁，这些特征，和当年案情分析会上对嫌疑人侧写的描述，隐隐对得上。
紧接着，另一组人马去调取了王某的全部档案资料。这一查，有了更大的发现。王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1982年前后，因为盗窃罪被麻城市人民法院判过刑，蹲了两年大牢，1984年刑满释放。释放之后回了白果镇的老家，安分了几年，种地、结婚、生孩子，日子过得平淡无奇。但他盗窃的前科，加上作案时间,1985年，他刚出狱没多久，经济上肯定不宽裕，再次铤而走险盗窃财物的动机非常充分。
再往下查，民警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节点。1990年，王某带着妻子突然离开了麻城，去了上海打工。那个时候，虽然外出务工的潮流已经起来了，但像他这样拖家带口、说走就走、而且一走就是整整三十年不回来的，在同村人里头还是显得有点特别。有村民回忆说，当年王某走的时候挺急的，家里几亩地都撂荒了，也没好好转给别人种，好像生怕多耽误一天就走不成了似的。
到了上海之后，王某的行踪也很飘忽。换过好几次工作，在饭店后厨帮过工，在小区当过保安，还去一家医院做过勤杂工，没有一份工干得超过三年的。和他一起出去的老乡，有的在工厂扎了根，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唯独王某频繁地换地方，用后来调查民警的话说，他好像总在躲着什么。
更让调查人员觉得蹊跷的是，这三十年间，王某极少回麻城。家里父母过世，他是最后到场的，办完丧事头七都没过就走了。同族亲戚家的红白喜事，一律托人带个礼钱，人从不出现。村里有人说他不念旧情、忘本，也有人说他本来就是个冷性子，不稀罕跟老家来往。但民警心里清楚，这份异常的疏离感，背后很可能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
到了2020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那年秋天，王某忽然带着妻子回到了白果镇。村里人都挺意外，私下里议论纷纷：这老王家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听说上海那边开销大，挣点钱都填房租了。回来也好，落叶归根嘛，都六十的人了，外边再好也不如老家。回到镇上之后，王某买了辆二手面包车，跑起了短途客运，拉些赶集的乡亲、送送去镇上上学的娃娃，生意不算好，但糊口够用了。
可调查人员注意到，即便是回到了老家，王某依然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觉。他从不主动和人多说话，跟村里的同龄人在一起，也是闷头抽烟，别人说十句他回不了一句。偶尔有人跟他开玩笑，他的表情会突然变得很僵硬，眼神躲闪，像是被什么戳了一下。他的面包车，从来不往派出所门口那条路开，宁愿绕远道也避开。最反常的是，村里好几次组织集体活动，有大喇叭喊，家家户户都去，唯独王某次次找借口不去。
种种异常叠加在一起，专案组心里的把握越来越大。那个曾经年轻力壮、酒后冲动、有盗窃前科、案发后远走他乡、三十年间高度警觉、如今依然躲闪回避的身影，和三十九年前那个深夜里翻进供销社的凶手，轮廓高度重合。
2024年3月29日，麻城的春天来得早，田埂上的油菜花开得一片金黄，空气里有青草和泥土混合的气息。这天一早，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考虑到王某年事已高，且生活在熟人社区，不宜大动干戈，民警们决定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以核查车辆信息为由，将他传唤到镇上的派出所。上午九点多，王某正蹲在自己院子门口洗那辆面包车，两个便衣民警走过去，亮出证件，语气平和地告诉他，他的车有一笔违章记录需要到所里确认一下，请他配合走一趟。王某手里的抹布掉进了水盆里，溅起一片水花。他盯着那警官证看了好几秒，脸色有些不自然的发白，但随即就恢复了正常，说了句行，我把手擦擦，拿搭在车座上的毛巾慢吞吞地擦了手，又回屋跟妻子说了句我去去就回，这才跟着民警上了车。
到了派出所，王某被带进一间询问室。室内的陈设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民警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坐下，然后关上了门。室内的气氛一下子变了，王某端着水杯的手微微发颤，他努力想稳住，但指节还是因为用力而泛了白。
讯问开始。民警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问他的家庭情况，这些年在外面的经历，一点一点地聊。王某的回答很简短，能说一个字的绝不说两个字，目光低垂，盯着自己面前的桌面。但当民警不经意间提起供销社白果镇老供销社这些字眼的时候，王某的手指猛地蜷缩了一下，水杯里的水晃出来几滴，洒在桌面上。他立刻用手去擦，动作又快又乱。
这个细微的反应，被在场的所有民警都看在了眼里。
接下来是漫长的沉默和对峙。王某闭口不言，问什么都摇头，或者说不知道记不清了你们搞错了。他试图用顽抗来维持最后一道防线，但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不急不躁，隔一段时间重复一个关键问题，同时向他阐明政策，告诉他公安部现在对积案攻坚的决心，告诉他现代刑侦技术的精准程度，告诉他那枚指纹比对的科学结论是不可推翻的。王某的额头上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他不停地用袖子去揩，但揩了又冒出来。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胸膛起伏的幅度越来越大，双手攥成了拳头，搁在膝盖上，指关节捏得咯吱作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上午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室内的光线从明亮变成昏黄，窗外的斜阳拉出长长的影子。王某像一头困兽，在沉默中做着最后的挣扎。终于，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他突然把头埋下去，整个人趴在桌子上，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喉咙里发出一阵压抑的、浑浊的哭声。那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最后变成了毫无顾忌的嚎啕。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软塌塌地瘫在椅子上。
过了好一阵子，他的哭声才渐渐小了，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他慢慢抬起头来，眼睛红肿得厉害，嗓音嘶哑，像是从嗓子眼最深处挤出来一句话：我说...我全说...三十九年了...我实在扛不住了...
接下来的交代，把那段尘封了近四十年的黑夜，一点一点地还原了出来。
那是1985年3月25日的晚上。王某在家里跟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吃的晚饭，母亲炒了几个菜，无非是些萝卜白菜，但有一碟子花生米，还有半瓶高粱酒。王某给自己倒了一碗，一口一口地喝着。他喝得比平时都快，因为心里有事。白天的时候，他去供销社买火柴，瞅着柜台里琳琅满目的东西，瞅着那个装满零钱和票证的铁皮匣子，心里就痒得不行。出狱一年了，手头紧巴巴的，地里刨食只够吃口饱饭，想添件家当、扯身新衣裳都难。他知道供销社晚上只有老张一个人值班，老张那个人他认识，老实，也胆小，后门那扇窗户的插销一直有点松。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天了，今天晚上喝了酒，胆子就更壮了，那点怕意被酒精一烧，就变成了不管不顾的冲劲。
等到家里人全都睡下了，夜深人静，村子里黑漆漆一片，连狗都懒得叫了。王某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刀子,那是一把刃口很锋利的剔骨刀，用旧报纸裹着,揣在怀里，悄悄打开自家的院门，猫着腰，贴着墙根，摸到了供销社的后墙根。后窗那扇窗户的插销果然还是松的，他用刀尖顺着窗缝插进去，轻轻一拨，窗扇就开了。他翻窗进去，落地的时候脚下踩翻了一个空铁皮桶，哐当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他吓得蹲在地上半天没敢动，竖着耳朵听了很久，前面值班室里没动静，老张似乎睡得很沉。
他开始摸黑翻东西。供销社的货架他白天来看过，大概知道什么放在什么位置。他先从柜台下面的抽屉里摸那个铁皮匣子，里头是当天收的现金和布票粮票，不多，但也够他手头宽绰一阵子了。又往自己带来的布袋子里塞了几条烟、几包糖、两双解放鞋，脑子里还在盘算着还有什么值钱的可以拿。摸到那些花花绿绿的布匹时，他贪心，想多扯几尺，可那布匹卷得紧，他拽了几下没拽动，身子一歪，肩膀撞到了旁边竖着的一摞搪瓷脸盆。脸盆丁零当啷地滚下来，动静比刚才那一下大多了。
就在这时，里间值班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老张披着件棉袄，手里划了根火柴，点着了桌上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一亮，正好照在王某那张惊慌失措的脸上。老张一眼就认出了他：是你？王家的老三？你干啥呢！一边说一边就冲了过来，一把攥住了王某的手腕。王某使劲往外挣，老张虽然年纪比他大，但力气不小，攥得死死的，嘴里大声喊着：来人啊！抓贼啊！王某一下子就慌了神，这要是把人招来，他这辈子就完了。刚出狱两年，再犯事，而且还是偷供销社，罪上加罪，他不敢往下想。
头脑一热，那个最可怕的念头就冒了出来。他腾出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那把裹在报纸里的剔骨刀，脑子里一片空白，眼睛发红，什么都没想，只顾朝着面前那个死死抓住他的人影捅了过去。一刀，两刀，三刀...他也不记得捅了多少下，只觉得温热的液体喷溅到脸上手上，老张的叫声渐渐弱了下去，抓住他手腕的力道也松了，整个人软绵绵地往下滑，最后重重地倒在了柜台后面的地上，身下的暗红色迅速洇开。
王某盯着地上那个不再动弹的人影，浑身都在发抖，酒瞬间醒了大半。他耳朵里嗡嗡响，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东西也顾不上拿了，胡乱地把那把刀往怀里一掖，原路从后窗翻出去，跌跌撞撞地往家跑。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膝盖磕破了，裤子撕了口子，他全然不知。一直跑到自家院门口，他才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上下被冷汗湿透了，黏糊糊地贴在身上。
他偷偷溜进屋，把刀藏到了院子角落的柴火垛最底下，又把沾了血的外衣脱下来，塞到灶膛里烧了。那一夜他根本没睡，睁着眼睛躺在炕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声，一直到天亮。天一亮，外面就传来了嘈杂的人声，他扒着窗户缝往外看，看见有人慌慌张张地从供销社那边跑过来，嘴里喊着什么。他清楚，事情发了。
后来的日子，他就是在无边无际的恐惧里熬过来的。警察果然来村里查了，挨家挨户地问，也来他家了。他强装镇定，站在堂屋门口，跟警察说了几句应酬话，脸上硬挤出来的笑比哭还难看。警察问了几句就走了，他关上门，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他知道，警察暂时没证据。
捱过最初的两年，他看风声好像渐渐没那么紧了，可心里的恐惧没有一天消减过。他不敢在白果镇待了，觉得身边每一个人都像便衣警察，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他。刚好那几年村里开始有人外出打工，他鼓动妻子，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去了上海。坐上火车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不是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而是我终于离那个地方远了。
可远，解决不了心里的问题。在上海，他白天干活，晚上回到出租屋，电视不敢看新闻，因为怕看到法治节目；路上听见警笛声，他会下意识地往路边的店里面躲；迎面走来一个穿制服的，他心跳立马加速，手心全是汗。他拼命地换工作，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怕被人认出来、怕被人打听底细。他本是个贪杯的人，可逃亡之后，在别人面前一滴酒都不敢沾，生怕喝多了嘴不严，把那条命案说出来。实在馋得受不了了，就一个人关在出租屋里，拉上窗帘，对着瓶口吹，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着脑袋蜷在床上，被愧疚和恐惧来回撕扯。半梦半醒之间，他总看见老张那双半睁着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就惊叫着醒过来，浑身冷汗。
三十多年，他就是这么过来的。妻子不是没有察觉他的反常，问过几次，他都搪塞过去，后来妻子也就不问了，两口子的话越来越少，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他们的孩子在上海出生长大，对老家麻城几乎没什么印象，也听不懂父亲偶尔冒出来的乡音。王某有时候看着孩子，心里会涌上一阵说不出的酸楚,他的罪孽，他的阴影，虽然孩子一无所知，可这个家，实际上早就被他亲手毁了。
等到六十岁上，他思乡的情绪越来越重。上海再好，不是家。老家那几间老屋，那几棵老树，甚至那口老井，都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梦里。他给自己找理由：都过去快四十年了，当年认识老张的人死的死、走的走，谁还记得那件事？就算有人记得，谁会想到是他？那枚指纹，当年没比对出来，这么多年了，说不定早就毁掉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自我安慰，终于下定了决心，带着妻子回到了麻城，回到了白果镇。
可他没想到，他回来的那一年，恰好是公安部新一轮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启动的前夕。他更没想到，三十九年后，科技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所有阴暗的想象。那枚曾经因为残缺而被搁置的指纹，在全国大数据库的智能比对系统面前，终于露出了它沉默近四十年的真相。
我这辈子，从那天晚上开始就结束了。王某在讯问室里最后说道，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我没睡过一个整觉，没吃过一顿安心饭，连我娃考上大学，我都不敢高兴，我怕一高兴就把自己那点事忘了。我是个罪人，我把老张害了，也把我自己一家子都害了。你们抓了我，我反倒...我反倒踏实了。
当民警问他，有什么话想对受害者家属说的时候，王某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句：我没有脸说。我有什么脸说？两个家庭，毁在我手里了。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到此时，这桩跨越了三十九个春秋的命案，终于画上了一个迟到的句号。4月初，麻城警方依法对王某执行了逮捕。他被带出派出所的时候，天正下着蒙蒙细雨，他仰起头，让雨水打在脸上，表情说不清是悲是悔还是解脱。
消息传回白果镇，安静了几十年的村子炸了锅。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当年亲历过供销社血案那场恐慌的人，一个个激动得说话都打磕巴：老天爷有眼啊！就是那个王老三？他？我还坐过他的面包车呢！我的天！年轻一辈的虽然对案子没什么印象，但听长辈们翻起旧账，也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聚到路边，等着看押解嫌疑人指认现场。
押解的那一天，王某被民警押着，重新走回那条他逃走了三十九年的老街。当年的供销社早就拆了，原址上盖起了新的小超市，但那棵老槐树还在，树下乘凉的老人们一看那阵势，全站起来了。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有人开始骂，声音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动。不知是谁带头，从人群中扔过来一个泥块，紧接着，烂菜叶、土疙瘩、甚至半截砖头，噼里啪啦地朝王某身上飞过来。民警赶紧上前组成人墙，把王某围在中间，一边大声喝止群众，一边加快脚步。可挡得住东西挡不住声音，此起彼伏的怒骂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杀人犯！还老张命来！枪毙他！枪毙他！
王某被推搡着，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脑袋深深地低下去，几乎要埋到胸口。他的肩膀缩成一团，整个人像是矮了半截。他不敢抬头，不敢看那些愤怒到扭曲的面孔，更不敢看当年那个供销社的方向。雨还在下，淋湿了他的头发，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被人搀扶着站在屋檐底下，她一直盯着王某，嘴唇紧抿着，眼圈通红。她是老张的遗孀。当年老张遇害时，她才三十出头，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没人知道。此刻，她望着那个被押着从她面前经过的老头子，隔着几十年的光阴，隔着一条人命和一辈子的伤痛，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喊大骂，只是静静地站着，眼里的泪终于滑了下来，砸在衣襟上，洇开一小团深色。她看了很久很久，最终转过身，在旁人的搀扶下，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了。
王某最终被带上了警车。警笛拉响，刺破白果镇阴雨绵绵的天空，渐行渐远。留在原地的村民们久久没有散去，有人还在骂，有人已经在叹气，有人蹲在路边，拿出烟来默默地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