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四月，安徽桐城的一个普通农户家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啼。张宏斌就在那个春天来到了这个世界。
桐城那地方，古来文风鼎盛，出了不少读书人。可张宏斌家，跟书香门第沾不上半点边。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他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收成好坏全看老天爷的脸色。他妈也是农村妇女，手脚勤快，屋里屋外操持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勉强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张宏斌从小就长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村口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就坑坑洼洼，他赤着脚踩过去，两腿溅满黄泥。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垒的，屋顶盖着稻草，风一吹就沙沙作响。他在那个村子里一天天长大，打猪草、放牛、帮着家里干农活，身上穿的是哥哥姐姐剩下的旧衣裳，补丁摞着补丁。
可这孩子跟村里的其他娃不太一样。他话不多，闷着头干活，心里却透亮。他知道，庄稼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读书。那会儿虽说读书也不是什么容易事，但张宏斌硬是咬牙把书念了下去。家里供不起他去镇上好学校，他就在村里的学校读，放学回来先干完地里的活，再点起煤油灯看书。灯芯一跳一跳的，他的影子映在土墙上，瘦瘦长长。
他十九岁那年，一九八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他已经是村里的年轻人里有点见识的了，平时帮着大队做些文书的工作，写得一手工整的字，算盘也打得利索。村里人提起他都竖大拇指，说这小子将来有出息。
学校毕业之后，张宏斌被分配到了安徽泾县的太原乡工作。那是一个比桐城老家更偏更穷的地方，山连着山，路不好走，乡政府就设在几间旧平房里，办公桌都缺了角，椅子坐上去吱呀作响。他在那里头一回有了正式的岗位——文书。每天就是整理文件、抄写材料、接待来办事的村民，琐琐碎碎，忙忙碌碌。
可张宏斌不嫌这些活儿枯燥。他做事踏实，别人不愿意碰的麻烦事儿他接过来，别人不肯熬的夜班他顶上去。他写的材料条理清楚，字迹工整，乡里的领导翻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靠谱。慢慢地，他从文书调到了公安员的位子上，负责乡里的治安和民调工作。那时候农村纠纷多，东家占西家一寸地，南边邻居的鸡跑到北边院里下了蛋，闹起来也能吵得不可开交。张宏斌夹在中间，耐心听，慢慢劝，不偏不倚，倒让不少村民服气。
再往后，他又被选上了团委书记，接着又进了乡党委，成了党委委员。太原乡那几年，换了别人未必肯待，可张宏斌踏踏实实地待下来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
一九九二年，他调到泾县县委办公室，当了副科长。从乡下挪到了县城，环境变了，身边的人也变了。县委大院那两扇铁门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张宏斌走在走廊里，脚步不急不躁。他做事还是一贯的风格——不争不抢，不出风头，交到他手上的活儿绝对给你办得妥妥帖帖。两年之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升了副主任，这一干就是将近五年。
那五年里，他在县委办熬过不少夜。办公室那盏日光灯管有时候会闪，一闪一闪地晃眼睛，他就在那种光线底下看文件、写报告。累了站起来走走，窗外是泾县老城低矮的屋顶，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散进灰蒙蒙的天里。他有时候会想起老家桐城的村子，想起小时候放牛的那片山坡，想起他爹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的背影。那些画面模模糊糊的，可他知道自己早就走出来了，不能再退回去。
一九九九年三月，张宏斌调任泾县中村乡党委副书记。那个春天雨水多，他去的路上车陷在泥里，下来推了好一阵子，皮鞋裤腿上全是泥点子。他站在路边喘着气，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心里想，这又是一个要埋头干的地方。半年之后，八月，他接任了中村乡的党委书记。那年他三十三岁，算是在泾县这片地界上立住了脚。
中村乡那几年，张宏斌做了些实事。他把乡里的几条主干道修了修，把原来破破烂烂的小学修缮了一番，又张罗着引了些小型的农产品加工项目进来。步子不算大，可乡里的老百姓看得见，觉得这个书记不摆架子，说话算话，是个干事的人。可张宏斌自己心里清楚，他在这块地方待的时间也不短了，要说提拔，始终差那么一口气。
二〇〇三年，他快四十了。那一年，他调到了泾县粮食局，担任党委书记兼局长。粮食局那会儿的日子不算好过，体制改革的风吹过来了，旧的机制在松动，新的办法还没完全立起来。张宏斌每天坐在局长办公室里，翻报表，听汇报，下面的人等着他拿主意，上面的领导又盯着他出成绩。他心里明白，粮食局这个位子，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真要想往上再走一步，却是千难万难。
他在粮食局局长的位子上一待就是好几年。这几年的时间，张宏斌的头发白了不少，人也比以前胖了些，脸上多了几道褶子。他的能力还是有的，做事稳当，上下都能交代过去，可要说口才、学历、人脉，放在零几年的那个环境下，已经不占什么优势了。县里跟他同批的人里，有的调去了市里，有的升了副县级，唯独他还在原地不动。酒桌上有人喝多了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张啊，你再不动一动，可就真没机会了。
张宏斌面上不说什么，端着酒杯笑笑，心里却翻来覆去地琢磨。
他琢磨了很久。后来，他做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决定——申请援藏。
那几年的援藏干部选拔，主动报名的并不多。高原上条件苦，氧气稀薄，冬天冷得骨头缝里都是疼的，而且一去就是三年，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不是谁都有那份胆量和决心。可张宏斌偏偏报了名。他没跟家里人多商量，批下来之后才开口。他妻子听了，坐在沙发上愣了好半天，眼圈红红的，到底没说什么，起身去给他收拾行李。
藏南地区，海拔高，天蓝得不像话，空气稀薄得让人走两步就喘。张宏斌刚到那会儿，头疼得整宿睡不着，嘴唇干裂起皮，走路脚下像踩着棉花。可他咬着牙一天一天地捱，白天跟着当地的干部下乡，走村入户，晚上回到宿舍写工作日志。高原上的星星又大又亮，他有时候站在院子里仰头看，觉得自己这辈子，好像一直在往高处走，可走得多高，脚底下都得踩着实地。
三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等他从西藏回来的时候，皮肤黑了不少，人也瘦了，可眼神比以前更沉了。
援藏回来的张宏斌，如愿以偿地升了副区长。正科级到副县级这一步，他走了很多年，终于迈了过去。分管的工作是招商引资，那是区政府里一块重要但不轻松的活儿。开会的时候，区长在台上讲，他在台下坐着，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要跑哪些企业、谈哪些项目。散会之后走出政府大楼，外面阳光晃眼，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觉得这么多年爬坡过坎，总算爬到这一步了。
可官场上的路，从来没有那么好走。
张宏斌跟很多人不一样。他说话耿直，不怎么拐弯抹角，上面交办的任务，能干就干脆利落地答应，干不了就直接说办不到。他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应酬，酒桌上别人推杯换盏说得天花乱坠，他闷着头喝自己的，话不多。有人觉得他好打交道，因为他没那么多弯弯肠子；也有人觉得他不好打交道，因为他油盐不进，什么礼品都推回来，什么招呼都不肯打。
他的人脉也不广。在泾县这些年，他没什么特别亲近的圈子，跟同僚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家里人也都本本分分，没人借他的名头去揽工程、做生意。他的存款不多，工资用来养家糊口，剩下的都存着，留着给孩子念书用。熟悉他的人都说，张宏斌这个人，清廉是清廉的，就是太死板了些。
他当了副区长之后，这种性格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招商引资的工作，本来就需要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商人、企业家、银行行长、市里省里的领导，哪一个都不能得罪。可张宏斌该坚持的原则一样都不松口，他批项目之前要把材料翻来覆去地看，来来回回地问，问到对方不耐烦了，他还是那句老话——不符合规定的，办不了。
就在这种骑虎难下的当口，他认识了梅莲。
那是他升任副区长之后不久，宣城市区有一场企业开业的活动。梅莲的公司——宣城市宜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新张营业，场面弄得挺热闹。她托了关系，想把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区长请来剪彩站台。张宏斌那边呢，想着这也是招商引资工作的一部分，既然企业是合法注册的，去亮个相也没什么不妥，便答应了。
开业那天，天气不错。会场门口摆了两排花篮，彩带飘着，音响里放着喜庆的音乐。梅莲穿着一身合体的深色套装，头发盘得利利落落，脸上化着淡妆，站在门口迎客。她五官长得确实出众，眉眼弯弯的，笑起来的时候眼波流转，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子大方和热络。
张宏斌到的时候，梅莲亲自迎出来，隔着老远就伸出手来，嘴里说着欢迎领导光临。张宏斌跟她握了握手，只觉得她手指纤细，掌心温热，笑容也热诚。剪彩仪式按部就班地走完了，张宏斌站在台上剪断红绸子，底下的人鼓掌叫好，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亮。
到了晚上的招待晚宴，气氛就不一样了。包间里灯光暖黄，圆桌上摆满了酒菜，筷子还没动几下，酒杯就端起来了。张宏斌是主宾，坐在主位上，两边的人轮流敬酒。有人站起来说，张区长，这一杯我干了您随意；有人端着白酒杯凑过来，领导百忙之中来捧场，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张宏斌酒量不算特别好，几轮下来脸就红了。他推了几杯，可架不住劝，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里灌。梅莲坐在他对面，时不时起身给他添茶倒水，说话轻声细语的，眼波时不时飘过来。她劝酒的方式也高明，不硬逼，只是笑盈盈地说一句，领导今天辛苦了，我陪您喝一小口，您随意就好。可那语气那神态，让人没法真随意。
饭局后半程，张宏斌醉得有些厉害了。说话舌头开始打结，端着酒杯的手也有点晃，有几次夹菜都没夹稳。旁人看出来了，替他打圆场说张区长今天高兴，喝得尽兴。梅莲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一切，她脸上始终挂着笑，可心里什么都在盘算着。
那天散场的时候，张宏斌被司机扶上车，梅莲站在酒店门口送他，隔着车窗弯腰说了句，张区长，路上慢点，回头我给您打电话。
两个人交换了联系方式。之后的日子，梅莲隔三差五就会发条短信过来。有时候是问工作上的事，招商引资的政策有什么新动向；有时候就是日常的寒暄，张区长今天忙不忙，天冷了注意加衣服。话不多，不殷勤得过分，可每一次都掐着点，让张宏斌想忽略都忽略不掉。
张宏斌呢，起初也就是礼貌性地回复几句。他这个人平时没什么社交，除了工作和家里，日子过得寡淡。梅莲的短信偶尔蹦出来，反倒像一块小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面，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他有时候开会间隙掏出手机看一眼，看完又揣回去，脸上不动声色。
八月十八号认识的，到了十月十八号晚上，梅莲又把他约了出来。
这回她说的是有个项目上的事情想请教，电话里没说太细，只是声音软软地拜托他出来一趟，她订了个安静的茶座，方便说话。张宏斌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那天梅莲穿了一件浅色的毛衣，头发披散着，比开业那天少了几分精干，多了些柔和的劲儿。她坐在对面跟他说着什么项目审批的事情，可说着说着话题就偏了，聊起了各自小时候的事，聊起了这些年走过来的不容易。
张宏斌又喝了酒。包厢里暖气开得足，他脱了外套，衬衫袖口挽起来，脸红红的。梅莲坐到了他旁边，给他添茶的时候手背碰了碰他的手背。张宏斌没有躲开。
那晚之后，两个人住在了酒店里。具体发生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只知道从那天起，张宏斌和梅莲之间，就成了见不得光的情人关系。
消息如果传出去，认识张宏斌的人大概没人会信。在大家眼里，张宏斌这个人木讷、刻板、不近女色，平时连句玩笑话都很少说，更别提那些风月场上的事了。他妻子跟他过了这些年，日子平平淡淡的，从来没听他说过什么甜言蜜语，可也从没怀疑过他有什么花花肠子。单位的同事更是一个个跌破眼镜——就张宏斌那个闷葫芦，能做出这种事来？
可事情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张宏斌后来自己回想，或许他贪恋的并不仅仅是梅莲的容貌和身体。他更需要的，是梅莲身上那种他所欠缺的东西。梅莲有野心，有手腕，八面玲珑，知道怎么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她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些年，什么人都见过，什么场面都应付得来。而这些，恰恰是张宏斌最薄弱的地方。
梅莲呢，从张宏斌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副区长的位置和那背后能带来的便利。两个人各取所需，一开始还真算得上配合默契。
梅莲认识不少做生意的老板，她牵线搭桥，把一些有意向投资的企业介绍给张宏斌。张宏斌呢，在合规的范围内给予支持，招商引资的任务完成得比往年顺当了不少。而梅莲自己那家公司，明面上挂着咨询服务的名头，背地里做的是高利贷的生意。她借着张宏斌这副区长的招牌在外面谈业务，跟人说我跟区里的领导关系好得很，你们放心把钱交给我打理。一来二去，她手里的资金流水越来越大。
那段日子，两个人各忙各的，隔些日子见上一面，关系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里。
可这种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
矛盾出在钱上。梅莲的高利贷生意看着热闹，实际上风险极大。她放出去的钱利息高，借的人大多是急等用钱的小老板，有些能按期还上，有些拖了一阵子就没了影。梅莲拆东墙补西墙，资金链越绷越紧。
她头一回开口找张宏斌帮忙，是想让他帮着给公司融资。她说得轻描淡写，就一句话——你认识那么多银行的人，帮我打个招呼，弄笔贷款过来周转一下，等我收回来的钱到账，立马就还上。
张宏斌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了句，公事公办，我不能违规给你办这个。
梅莲脸上的笑僵住了，可很快又恢复了正常，说行吧行吧，我再想别的办法。
第二次，她换了个说法，说自己有个朋友开了家棉花加工厂，收购棉花的时候资金链断了，让她公司出面担保贷了三百万。人家截留了二十个点作为保证金，六十万。现在那边已经把银行贷款还上了，可这六十万的保证金她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要张宏斌帮她想想辙。
张宏斌还是那个态度，不行。
梅莲这回有些急了，说话的语气也重了些，说宏斌，咱俩这关系，你就不能帮我这一回？
张宏斌低着头，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说不符合规定的，我真不能办。
梅莲冷着脸走了。那之后的好些天，她都没再联系张宏斌。
直到十二月初的一天，她突然给张宏斌打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又冷又硬。她说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当面跟你说。
两个人约在一处房子里，那是宣州区实验学校附近的一套住房，不大，房间里光线有些暗。梅莲坐在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说了——现在公司账上缺六十万，这笔窟窿你无论如何得帮我填上。你要是再不帮忙，我就把我们俩的事捅出去。我让全宣城的人都知道，堂堂的副区长跟一个做高利贷的女人搞在一起。我还要去找你妻子，找你儿子，我要让他们知道你在外面干的那些事。
梅莲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语气也平平的，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张宏斌耳朵里。
张宏斌站在窗边，背对着她，半天没说话。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楼下有小孩在跑，笑声隐约传上来。他攥紧了拳头，又松开，再攥紧。
那天两个人不欢而散。张宏斌走的时候脚步有点踉跄，出门的时候扶着门框站了几秒钟，然后头也不回地下了楼。
他心里的恐惧是从那天开始真正滋生出来的。他知道梅莲这个人说到做到，她没什么底线，为达目的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她真的把两个人的关系公之于众，他这大半辈子辛辛苦苦爬上去的位置，他的家庭，他的名声，他所有的一切，就全都完了。
他在那种恐惧里过了几天。白天去单位上班，开会、见客、批文件，脸上看不出什么异样。晚上回到家，妻子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他摇摇头说没事。可躺在床上，他整宿整宿地睡不着，盯着天花板发呆，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梅莲那句话——我要搞掉你的乌纱帽，我要葬送你的前途。
到了十二月八号，那天下午，梅莲又打电话过来，叫他去那套房子见面。电话里她说，公司急着用钱，你必须帮我贷两百万，今天就要结果。
张宏斌在电话里还是那句话，办不到。
梅莲的声音陡然拔高了，骂了他几句难听的，说你装什么清高，你跟我睡觉的时候怎么不说办不到？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老婆打电话？
张宏斌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他沉默了几秒，说了句，我过来再说。
四点来钟，他到了那间屋子。梅莲穿着家常的衣服，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没有化妆，看着比平时憔悴了些。可她一开口就咄咄逼人，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你要是不帮我把这笔钱弄出来，我绝不会让你好过。你的乌纱帽我摘定了，你的前途我断定了，你老婆孩子一个都跑不掉。
张宏斌站在客厅里，听着她一句接一句地骂，一句接一句地威胁。他的呼吸越来越重，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他试着开口解释，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梅莲打断了。她越说越激动，越说越难听，手指几乎戳到了张宏斌脸上。
张宏斌脑子里那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断了。
他猛地伸出手，一把掐住了梅莲的脖子。
梅莲猝不及防，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两手本能地抓住他的手腕想要掰开。张宏斌把她往墙上一按，手掌收紧，指节泛白。梅莲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紫，她踢蹬着腿，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指甲在张宏斌手背上抓出几道血印子。
张宏斌什么也听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知道自己的手不能松，不能松，不能松。
大概过了四五分钟，梅莲的挣扎渐渐弱了下去，踢蹬的腿不再动了，抓着他手腕的手指也一根一根地松开了。她的头歪向一边，眼睛半睁着，瞳孔里什么光也没有了。
张宏斌慢慢松开了手。梅莲的身体顺着墙滑下去，瘫坐在地上，头垂着，一动不动。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张宏斌自己粗重的喘息声。
他弯下腰，伸手探了探梅莲的鼻息。什么也没有。
他直起身来，站在那具身体旁边，低头看了很久。窗外天已经暗了，屋子里没开灯，光线昏沉沉的。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砰砰砰，响得震耳。
他后来做的事情，像是机械式的，又像是在某种恍惚的状态里完成的。他把梅莲从地上抱起来，她的身体还有余温，软绵绵的，比想象中要沉。他把她抱到门口，塞进了停在楼下那辆黑色天籁的后座上。那车是梅莲父亲的，车牌号皖p09990，平时梅莲偶尔开着用。
张宏斌坐进驾驶座，发动了车。天已经完全黑了，车灯亮起来，照着前面一段灰白的水泥路。他挂上挡，踩下油门，车子驶出了小区，汇入了街上的车流。
他漫无目的地开着，沿着公路往城外走。上高速的时候，路牌指示着各个方向，他随便选了一个——往铜陵方向，再往湖北方向。车速不慢，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闪，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
开出去一百多公里的时候，他脑子里浮现过一个念头——找个水库或者河沟，把车开下去，跟梅莲一块儿死了算了。他甚至还放慢了车速，看了看路边的指示牌，看看附近有没有大的水域。
可车又往前开了两百多公里，开了两三个小时，他的想法慢慢变了。他不想死了。他怕死了。
他在高速上一直开着，过了铜陵，过了安庆，过了黄石长江大桥。路越来越陌生，路牌上的地名他大多没听说过。副驾驶和后座空荡荡的，只有后座那具不再动弹的身体，安安静静地躺着。
开到黄石市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市区里转了几圈，最后把车停在了黄石市公安局大楼的后面。坐在车里，他没有熄火，发动机低低地响着，暖风吹在脸上。他看了看仪表盘上的里程数，已经离开宣城五百多公里了。
他在车里坐了十多分钟。外面黑漆漆的，公安局大楼里有些窗户亮着灯。他深吸了几口气，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十二月九号下午四点多，张宏斌走向公安局门口的保安岗亭。他穿着深色的外套，头发有些乱，脸上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很疲惫。他对岗亭里的保安说，同志，我要自首。
保安愣了一下，问他要自首什么。张宏斌声音不大，但吐字很清楚，说我是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副区长张宏斌，我杀了人，尸体就在外面那辆黑色天籁上。
保安立刻通过对讲机汇报了情况。很快，几名民警赶了过来，把他带进了特巡警支队一大队的值班室。
值班室的日光灯白晃晃的，照得张宏斌的脸更加苍白。民警给他戴上了手铐，让他坐下来。他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椅子上，肩膀微微塌着，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
民警问他情况，他有问必答，语速不快不慢，把整个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完之后，他端起民警给他倒的那杯水，一口气喝了大半杯，然后放下杯子，又说起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穷，一步步走到今天，本来以为能安安稳稳地干到退休，没想到走到这一步。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
民警后来回忆，张宏斌在整个自首过程中都非常配合，没有反抗，没有狡辩，也没有任何过激的情绪表现。只是精神明显不好，眼睛里全是血丝，一看就好几天没合过眼。
警方经过核实，确认了张宏斌的身份。当天，黄石警方将案件移交给了安徽警方。张宏斌被押送回宣城。
十二月十一号，张宏斌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宣城市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随后，案件由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而就在案发那天上午，张宏斌还以副区长的身份，参加了安徽洲际涌动汽车有限公司电动汽车项目落户宣州经济开发区的签约仪式。会场里红绸飘扬，他站在台上跟企业代表握手合影，脸上带着礼节性的笑容。谁能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他会在一间普通的民房里，亲手结束了一个女人的性命，然后开车奔逃五百公里，最终走进公安局的大门。
张宏斌的事情传开之后，认识他的人都唏嘘不已。有人说，张宏斌这个人吧，算不上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不贪不占，这些年当干部还算干净，没听说过他收过谁的钱。他也不是那种耍弄权术的老油条，不够圆滑，不够世故，在官场上混得并不如意。实事求地讲，他在任上也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政绩，顶多算是个无功无过的干部。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因为一段见不得光的关系，因为一次情绪失控的冲动，把自己这一辈子的努力全都葬送了。
法庭上，张宏斌站在被告席上，穿着看守所的马甲，头发剃得很短，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更深了。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之后，审判长问他有没有异议，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地说没有。
一审判决下来，张宏斌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宣判之后，旁听席上有人低声抽泣。张宏斌站在那儿，表情没什么变化。法官问他是否上诉，他沉默了片刻，说，不上诉。
法槌敲响，张宏斌被法警带出了法庭。他的背影佝偻了一些，步履有些慢，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微微回了下头，目光扫过旁听席，不知道在看什么，然后转回去，一步一步地消失在了走廊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