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丰县的晨雾还没散，带着露水的凉意往骨缝里钻。
柳加林踩着青石板路往城关村走，启轩跟在后头，手里拎着给老赵带的北京二锅头，玻璃瓶在塑料袋里轻轻撞着，发出细碎的响。
父亲的脚步比去年沉了些，左脚落地时总带着不易察觉的趔趄——那道旧伤像块表，梅雨天准会提醒他当年的疼。
“爸，要不歇会儿？”启轩快走两步想扶他，却被柳加林抬手躲开。
“这点路算啥。”柳加林摆摆手，指着前方雾里的青砖顶，“看见没？那就是当年的食品店，你妈租的房东高向阳的老房子。我养伤那阵子，就窝在后院那间耳房，听着前院你妈招呼客人的声音，比啥药都管用。”
穿过窄窄的巷口，食品店的轮廓在雾里渐渐显出来。白墙被晨雾浸得发潮，青瓦的檐角微微上翘，像只敛着翅膀的鸟。
启轩绕着房子转了半圈，伸手摸向外墙的青砖，指腹蹭过砖缝里嵌着的细碎贝壳——这是徽派建筑的讲究，用贝壳灰混着糯米浆砌墙，潮气得住，还结实。
“这是徽派建筑？”他屈起指节敲了敲墙面，声音闷闷的，“怪不得跟咱爷爷家的土墙瓦房不一样，透着股规整劲儿。”
柳加林蹲在门槛上，摸出根烟点着，烟雾在晨雾里慢悠悠地散。“当年盖这房子的是安徽来的老匠人，供销社老主任特意请的。”
他吸了口烟，眼尾的皱纹在雾气里舒展开，“你妈第一次来看房，站在这飞檐底下转了三圈，说‘做生意就得有这抬头的气宇’。后来她总在柜台后头说，这飞檐能接住天上的光，照得糖糕都比别处甜。”
后院的门虚掩着，推开时“吱呀”一声，惊得梁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洒下几片带露的羽毛。耳房的窗棂还在，棂条拼成简单的“回”字纹，被岁月磨得发亮。
窗台下那块青石板，边缘被蹭得溜光——柳加林当年总坐在这儿抽烟，看张芳芳在前院的柜台后忙乎，称红糖时手腕轻轻一抖，秤杆翘得比檐角还高。
“1976年秋天，我们给913地质队挖探矿槽。”柳加林吸了口烟，烟圈在他眼前散开，“头天下了暴雨，土松得像发面。杨明清正在槽下铲土，我眼瞅着上面的土往下塌，喊了声‘快跑’，自己先冲过去把他往旁边推。第二波土方塌下来时，一块石头正砸在我脚上——当时就听见‘咔嚓’一声，像开春时冰面裂了缝。”
他顿了顿，指尖无意识地摸着左脚掌，“913地质队的车把我送县医院，给我动手术的是上海下放来的李医生，据说在瑞金医院待过。他说‘小伙子骨头硬，好好养，以后还能扛水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心里急得像猫抓——民工队没了主心骨，队里的兄弟咋办？”
启轩摸着窗台的木纹，上面还留着父亲当年刻的道道浅痕，一道代表一天，歪歪扭扭地排到窗边。“妈说您那时候总跟护士发脾气，嫌躺不住。”
“不是躺不住，是急。”柳加林望着前院的柜台，仿佛又看见张芳芳系着蓝布围裙，给排队的乡亲称核桃，“你妈一个知青，出来租这房子开食品店，把山里的农产品、土特产、核桃、板栗往城里的供销社送，给乡亲们换油盐钱。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窝在这儿当废人。”
他忽然站起身，往正房走。柜台后的货架被拆了大半，露出墙上模糊的红漆字，是按当年供销社的样子重写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你妈开店第三个月，就赚了两百块。”柳加林的指头轻轻划过字迹，像摸着张芳芳当年的账本，“她揣着钱去医院看我，把存折往我枕头底下塞，说‘加林，咱不跟人比快慢，比踏实’。那天我就想，等腿好了，回村拉队伍成立施工队——她能在三尺柜台闯出条路，我凭啥不能在工地上刨出个未来？”
院门外传来咳嗽声，老赵拎着个竹篮走进来，篮沿沾着点泥，里面的鸡蛋圆滚滚的，蛋壳上还带着新鲜的鸡粪。“柳老板，启轩大侄子！”他把篮子往柜台上一放，竹篮“咚”地一声，惊得鸡蛋轻轻颤，“知道你们今天来，刚从鸡窝里捡的，还热乎着呢！”
柳加林掀开篮子上的粗布，鸡蛋个个饱满，蛋壳上沾着细碎的草屑。“你这老东西，还改不了‘以物易物’的毛病。”他笑着骂，眼里却暖乎乎的，“当年你总揣着鸡蛋来换桃酥，说你媳妇怀娃时就馋这口，现在还这样。”
“改不了喽！”老赵摸出旱烟袋，凑过来跟柳加林对火，烟锅“滋滋”地响，“博物馆不是快建好了？我跟你说，得给我留个最显眼的柜台，我还在这儿换鸡蛋——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当年没微信支付，咱是咋凭着良心做买卖的。”
启轩看着两个大人凑在一起抽烟，烟雾缭绕里，父亲眼角的皱纹和老赵脸上的风霜，像墙上的青砖纹路，深刻却透着股热乎气。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总在饭桌上讲“杨大伯的故事”，说“做人得有义气，见人落难不能躲”；母亲总说“开店如做人，秤要平，心要正，不然砸的是自家招牌”。
原来那些听腻了的道理，早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像这房子的地基，看不见，却托着整座楼。
“爸，您当年成立施工队，就靠一把瓦刀？”启轩蹲在父亲身边，像小时候那样仰着脸问，眼里的好奇跟当年一模一样。
“哪止一把瓦刀。”柳加林笑了，“还有你妈偷偷塞给我的存折，里面有五百块钱，说是‘风险投资’。”
他往墙角努了努嘴，“后来要盖大队仓库和咱家那小洋楼，得添台打水泥的振动器，我口袋里还差二百六，就从那存折里取了。你妈知道了没骂我，说‘该花的钱得花，工具趁手，活儿才能干得漂亮’。”
他指着墙角的地基，那里的青砖比别处厚半寸，“后来我建葛溪大桥打桥墩，总想起你爷爷说的‘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做啥都一样，得先把根扎深了——盖房如此，做人如此，干事业也如此。”
正说着，张芳芳的视频电话打了进来，屏幕里她刚从米兰的展厅出来，鬓角的碎发被风吹得乱，却笑得亮堂。
“你们爷俩在哪儿呢？悦昕说庆丰博物馆的设计稿改好了，加了个徽派天井，说让阳光能照进柜台，照着当年的糖糕模子。”
“在你当年的‘根据地’呢。”柳加林把手机镜头转向墙上的标语，“老赵刚送了鸡蛋，说要在博物馆开‘换蛋专柜’。”
张芳芳笑得直不起腰，眼角的细纹挤成朵花，“让他开！我明天就让人把当年的粮票找出来，让绣娘们绣成装饰画，挂在柜台后头，再把你那杆老秤摆上去，秤砣上刻俩字——‘良心’。”
她忽然压低声音，像怕被人听见，“妈刚才打电话，说启轩和玖玖的婚期定在霜降，让你们爷俩早点回上海商量细节，喜糖得用庆丰的芝麻糖，玖玖上次吃了说香。”
启轩的耳根红了，刚要说话，就被父亲用胳膊肘碰了碰。“知道了知道了，等博物馆的展柜定了就回。”
柳加林挂了电话，用手指头点了点启轩的额头，“听见没？霜降办酒，你那东南亚的桥得抓紧，别耽误了洞房花烛。到时候让玫玫穿着悦昕设计的旗袍，站在这食品店门口拍张照，才算圆满。”
老赵在一旁拍着大腿起哄，“到时候我送一篮子红鸡蛋，个个染红了的，给新媳妇添喜气！再让我那小孙子给你们牵红绸，这可是老规矩！”
太阳升高时，晨雾散了，施工队的人扛着卷尺来丈量房屋尺寸。启轩跟着技术员看图纸，发现父亲特意在设计图上用红笔标了“耳房保留原样”，旁边注着行小字：“柳加林养伤处，此处不宜喧哗”。“爸，这耳房太小，摆不了展品。”
“不摆展品，留着给后人看看。”柳加林望着那间小屋，阳光从窗棂照进去，在地上投下“回”字纹的影子，“让他们知道，当年有人在这儿躺了半个月，却把施工队的章程想明白了——一不能欠工钱，二不能偷工减料，三不能忘了帮过自己的人。”
启轩忽然注意到，外墙的白灰下，隐约露出一道暗红色的痕迹，像道愈合的伤疤。他伸手抠了抠边缘的浮灰，露出里面青砖上更深的印记。“这是啥？”
“当年为了护着你妈的店，跟一伙二流子起了冲突。”柳加林的声音低了些，像怕惊扰了什么，“他们想闹事还耍横，我一急，拖着伤脚冲上去，结果伤口裂了，血蹭在墙上。
后来刷白灰时特意没盖住，就想让自己记着，今天的日子，是拿命换的，得珍惜；更是被人帮着才撑过来的，得记恩。”
启轩望着那道暗红的痕迹，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坚持保留这房子。它不是什么气派的地标，却像本摊开的书，每一页都写着最朴素的道理：奋斗不是喊口号，是受伤了还想着站起来，是赚了钱还想着帮过自己的人，是把租来的房子，住成了家的模样，把借来的时光，过成了自己的人生。
中午在老赵家用饭，八仙桌上摆着鸡蛋羹、炒板栗，都是当年食品店卖过的东西。老赵的媳妇端上一盘麻子果，热气腾腾的，糯米的香混着芝麻的甜，和张芳芳当年做的一个味。
“启轩大侄子，尝尝？”她笑着往他碗里夹，“你妈当年总说，这麻子果得用庆丰的井水、新收的糯米，再拌上自家炒的芝麻，才有股子甜津津的劲儿——就像日子，得自己亲手熬，才够味。”
启轩咬了口麻子果，软糯的糯米裹着香脆的芝麻，甜香从舌尖漫到心里。他忽然想起自己在东南亚建的桥，那些融入图腾的折线，那些为鸟群让开的弧度，不都是从这些最实在的日子里学来的吗？
母亲说“手艺要带着体温”，父亲说“建桥要摸着良心”，原来两代人的奋斗，说到底是同一个理——把根扎在土里，把心放在实处，就没有跨不过的河，建不起的桥。
离开城关村时，夕阳把食品店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条连接着过去和未来的路。柳加林回头望了一眼，白墙青瓦在晚霞里泛着柔光，忽然对启轩说：“当年租这房子时，你妈跟房东高向阳签了五年合同，她在合同背面写了行小字：‘五年内，一定让日子过红火’。”
他顿了顿，脚步踩在落叶上沙沙响，“现在想想，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一个合同接一个合同地签，一件事接一件事地干吗？干着干着，就把日子过成了想要的模样。”
启轩点点头，看着父亲右腿微跛却坚定的背影，忽然觉得，那道旧伤不是缺陷，是勋章。
就像这租来的老房子，虽然不属于自家，却装着比房产更珍贵的东西——那些在艰难里开出的花，那些在平凡里藏着的光，那些让两代人都愿意为之奋斗的，沉甸甸的日子。
车开出巷口时，启轩从后视镜里看见，老赵正踩着梯子，往食品店的墙上贴“博物馆筹建中”的告示。红纸上的墨字在夕阳下闪闪发亮，白墙青瓦像位沉默的老人，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知道，这里很快会迎来新的热闹，但那些藏在砖缝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时光里的奋斗，永远不会褪色。就像父亲的脚印，就像母亲的账本，就像这房子里曾飘出的糖糕香，早成了庆丰县最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