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三年的洛阳，凤阁里的檀木香味总盖不住一丝若有若无的紧张。时任凤阁侍郎的刘祎之，是出了名的“笔杆子”，当年起草太后的诏书时，笔下生花，连武则天都夸他“文辞有风骨”。可这人有个毛病——肚子里藏不住话，尤其见不得朝堂上有他觉得“不合规矩”的事。
这天散了朝，刘祎之拉着凤阁舍人贾大隐往偏殿走，左右看了看没外人，压低声音叹气道：“贾兄，你说如今这局面，太后当初废了昏庸的中宗，立了睿宗，这是天大的好事。可现在朝政还攥在太后手里，皇帝倒像个摆设，长此以往，天下人该怎么看？依我看，不如劝太后把权力还给皇帝，这样人心才能安定啊。”
贾大隐听得眼皮直跳，手里的笏板都差点攥出汗。他知道刘祎之是直肠子，可这话哪能随便说？太后如今正是掌权的时候，提“归政”跟捋虎须有什么区别？当时他没敢接话，只含糊着“此事重大，当从长计议”，可转头就犯了难——不说吧，怕将来出事连累自己；说了吧，又对不起刘祎之的信任。纠结了半宿，还是觉得“保命要紧”，第二天一早就揣着这事，偷偷去见了武则天。
武则天听的时候，正把玩着一枚玉如意，脸上没什么表情，可手指捏着如意的力道越来越重。等贾大隐说完，她慢悠悠放下如意，冷声道：“刘祎之倒是有心忧天下的‘闲心’，只是忘了自己的本分。”这话没明着发怒，却让在场的人都打了个寒颤——谁都知道，太后越是平静，后面的雷霆之怒就越厉害。
本以为这事可能就这么压下来，毕竟刘祎之没在朝堂上公开说，可没几天，就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刘祎之收了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黄金，还跟已故宰相许敬宗的小妾有私情。这罪名一出来，满朝哗然——收黄金是贪腐，跟大臣家眷有染是失德，两条凑一起，足够把人钉死在耻辱柱上。
武则天当即派了肃州刺史王本立去审刘祎之。王本立是出了名的“酷吏预备役”，审案子向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拿敕令压人。他带着人闯进刘祎之府里时，刘祎之正在书房写文章，见一群人冲进来，倒还算镇定，问明来意后，看着王本立手里的敕令，突然笑了：“王刺史，你这敕令怕是不合规矩吧？”
王本立愣了：“此乃太后亲颁的敕令，怎会不合规矩？”
“你可知‘敕令’与‘诏书’的区别？”刘祎之放下笔，指着敕令道，“太后虽掌朝政，但如今有皇帝在，凡审大臣的案子，需先有皇帝的诏书，再由凤阁拟定敕令，这才合乎程序。你这敕令直接由太后颁下，绕开了皇帝，算不得合法。我刘祎之是凤阁侍郎，岂能认这不合法的敕令？”
这话可把王本立噎住了，他哪懂什么程序，只知道按太后的吩咐办事。当下也不跟刘祎之掰扯，直接把这话原封不动传回宫里。武则天听了，气得拍了桌子：“好一个刘祎之！都到这份上了，还敢跟我谈‘合法’？他这是明着抵制使者，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太后！”
当天下午，赐死的旨意就送到了刘祎之府中。刘祎之看着那杯毒酒，倒也坦然，他对家人说：“我这一生，写过无数诏书，从未违心。今日因说真话而死，不算冤。”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消息传出去，朝堂上不少人都暗自叹息——刘祎之的话没错，可错在说了不该说的人，错在忘了当时的朝堂，早不是“说真话就能平安”的地方。
后来有人说，贾大隐要是没告密，刘祎之或许不会死；也有人说，就算没人告密，以刘祎之的性子，早晚也会因其他“真话”惹祸。可不管怎么说，那一句在偏殿里说的悄悄话，最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了武则天掌权时期，“言多必失”的典型例子。
司马光说
《资治通鉴》记刘祎之之事，非仅为述一人之死，实为显武后临朝时“言路之险”。祎之论归政，本为社稷计，却因私语遭告密，复被诬以贪腐失德，终因争“敕令之法”而死。盖其时政由武氏出，皇权旁落，直言者难容于朝。祎之之死，非死于罪，而死于“逆上意”，此乃乱世之悲也。后世当以此为鉴：君上若不容直言，虽有忠臣，亦难安于位。
作者说
刘祎之的悲剧，乍看是“祸从口出”，实则藏着一场关于“规则”的博弈——他守的是“皇权与相权”的旧规则，而武则天要的是“我说了算”的新规则，两者碰撞，输的必然是守旧规则的人。更有意思的是，他到死都在纠结“敕令合不合法”，却没看清当时的朝堂早已不是“讲程序”的地方——当权力突破了规则的边界，所谓的“合法”不过是掌权者一句话的事。贾大隐的告密看似“背信弃义”，实则是那个时代里多数人的生存选择：在“说真话死”和“保小命活”之间，很多人都会选后者。这不是为贾大隐辩解，而是想说，刘祎之的“刚直”固然可敬，但在一个不讲规则的环境里，这种刚直更像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自杀式坚守”——他以为自己在维护制度，却忘了制度早已被权力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