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柱连连点头，眼眶有些发红，赶紧侧身引路：
“高副县长，这边请，主席台在这边。”
一行人走到三岔口，赵大柱请高培安、马俊明、刘小青上主席台。
三个人推让了一下，最后还是高培安站在中间，马俊明站左边，刘小青站右边。
扩音喇叭递到了高培安手里。他举着喇叭，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
“乡亲们——”就三个字，声音有些发颤。
他停下来，清了清嗓子，又举起了喇叭。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空地上安静下来了。孩子们不跑了，
大人们不说话了，连树上的蝉都好像识趣地噤了声。
所有人都看着高培安，看着他手里那个黑色的扩音喇叭，
看着他那张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红的脸。
“这条路，从三岔口到青龙村，全长七点三公里。
修好了，你们出门就不用再走烂泥路了，
孩子们上学就不用再起早摸黑了，地里的东西拉出去卖就不用再颠碎一半了。”
人群中有人抹眼睛。高培安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
被风吹得有些散，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这条路，是县里、镇里、村里一起努力的结果。
钱，是上面拨的、县里挤的、镇里凑的。
力，是你们自己出的——路基是你们自己挖的，
排水沟是你们自己清的，征地拆迁没有一户闹意见。”
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些：
“我代表县委、县政府，谢谢你们。”
说完，他放下喇叭，深深地鞠了一躬。
空地上安静了两秒，然后掌声响起来。
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礼节性的掌声，是真真切切的、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掌声。
老人们拍着手，孩子们也跟着拍，男人们拍得手掌发红，
女人们抱着孩子拍不了，就使劲点头。
赵大柱站在台子旁边，眼泪终于没忍住，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
他赶紧别过头去，假装在看那条土路。
马俊明接过喇叭，说了几句场面话——什么“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啦，
“要想富先修路”啦，都是老话，但在这个场合，老话也不觉得老。
他说完之后，刘小青也说了几句，
主要是交代施工的质量和安全，话不多，但每句都落在实处。
然后是奠基仪式。奠基点选在三岔口路边的一块空地上，紧挨着那条土路的起点。
这里将来会是水泥路面的起始位置，立一块碑，刻上日期，算是一个记号。
红绸子扎好了，系在一块预先埋好的石碑上。
铁锹准备好了，锹把上缠着红布条，一字排开，在阳光下红得耀眼。
高培安、马俊明、刘小青、赵大柱，四个人一人一把铁锹，站在石碑前。
元亚军站在旁边，手里也攥着一把铁锹，但没有上前。
他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事情是他跑的，
路是他盯的，但今天这个场合，他不能抢那个位置。
高培安代表县里，马俊明代表分管领导，刘小青代表主管部门，赵大柱代表镇里。
他是副镇长，是跑腿的，是干活的，奠基仪式上站在第二排，刚刚好。
赵大柱回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丝歉意。
元亚军冲他咧嘴笑了笑，摇了摇头，意思是没事。
“开始吧。”
高培安说。四把铁锹同时插进土里，又同时扬起来。
黄土飞扬，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落在石碑上，
落在红绸子上，落在四个人的裤腿上。鞭炮响了。
噼里啪啦的，震耳欲聋。红纸屑在空气中炸开，像下了一场红色的雨。
孩子们捂着耳朵尖叫着跑来跑去，大人们笑着往后退，
退到安全的地方，又踮着脚尖往前看。
硝烟散尽，石碑上的红绸子被揭开了。
碑上刻着几个字：青龙村通村公路建设工程。下面是日期：2003年6月。
赵大柱站在石碑旁边，手摸着那几个字，摸了很久。
孙德贵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从人群里走出来。
他走到石碑前，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几锹新土，
直起腰来的时候，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泪。
我十五岁那年，跟着我爹从川西逃荒过来，走到这儿走不动了，就在这落了脚。”
他的声音沙沙的，像是风吹过干枯的芦苇，
“那时候没有路，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后来有了，是土路，再后来有了砂石路，坑坑洼洼的，颠得要命。”
他抬起头，看着那条蜿蜒向远处的土路，声音忽然大了一些：
“现在好了，水泥路要修了。我这辈子，值了。”
没有人说话。风吹过路边的杨树，树叶沙沙地响，像是在替所有人回答。
仪式结束了。人群渐渐散去，老人们拄着拐杖被搀回家，
孩子们被大人拽着耳朵拎走，男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蹲在树荫下抽烟聊天。施工队开始进场了，
挖掘机从乡道上缓缓开过来，履带压过黄土，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
铁臂高高扬起，又重重落下，第一铲土被挖起来，倒进旁边的翻斗车里。
奠基点旁边，那块新立的石碑静静地站着，
红绸子被风吹得飘起来，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元亚军站在石碑旁边，看着那台挖掘机，看了很久。
周建国走过来，递给他一根烟。
他接过来，没有点，夹在手指间，转了两圈。
“元副镇长，今天该高兴，怎么愁眉苦脸的？”
周建国笑着问。元亚军摇了摇头，把烟夹到耳朵上，咧嘴笑了：
“没愁。就是觉得，这才刚开始，路还长着呢。”
周建国看着他，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不是客气，
不是敷衍，是一种老乡镇干部看着年轻干部时才有的那种东西。
欣慰？欣赏？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