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足够一条街改换容颜，也足够一颗心辗转千回。
康熙四十年春，苏州阊门外已大不同往日。陈记杂货铺的招牌换成了烫金的“陈记货栈”，铺面占了半条街，前店后仓，光伙计就雇了六个。后院起了二层小楼，白墙黛瓦，窗明几净，阿宁在楼上书房习字，秀娘在楼下账房理事，日子过得殷实而体面。
陈望却还保留着老习惯：每日清晨亲自卸门板，傍晚逐件清点货物，闲时仍爱蹲在街角与老邻闲聊。有人说他“财主身子伙计命”，他听了只是憨笑：“惯了，改不掉。”
只是这憨笑背后，偶尔会闪过一丝极淡的怅惘——像平滑如镜的湖面，忽被风吹起一丝涟漪，转瞬即逝，却真实存在。秀娘懂得那怅惘的来处：三年前那十五两银子，那对磕头乞讨的母女，那个在酒馆里大笑的汉子。有些伤疤看似愈合，阴雨天还是会隐隐作痒。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座城的另一端，另一家人，正日夜被那十五两银子灼烧着良心。
城西，豆腐巷。
巷子窄而深，青石板被经年的豆浆渍染成斑驳的灰白色。最里头那间铺子，门口挂着“赵记豆腐”的布幌，清晨总飘出热腾腾的豆香。汉子赵大勇天不亮就起来推磨，石磨隆隆的转动声是巷子里最早的晨曲；妻子翠姑负责点卤、压板，一双巧手能让豆腐嫩得像凝脂；女儿杏儿今年九岁了，已能帮着烧火、看摊，闲时便坐在灶膛边的小凳上，摇头晃脑背《千家诗》。
外人看来，这是户勤恳本分的小生意人。只有夫妻俩自己知道，每夜打烊后，当翠姑从钱匣底摸出那锭带着划痕的银子时，屋里空气会瞬间凝固。
银子被摩挲得发亮，唯独侧面那道浅浅的刻痕，像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那是三年前从陈望钱袋里得来的五锭之一，其余四锭早换了米面、交了房租、买了这盘石磨，独独这一锭，翠姑死活不肯花。
“留着，”她说，声音低得像耳语，“这是债，得还。”
赵大勇起初不服：“债什么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咱们如今不偷不抢，凭力气吃饭，早就不欠谁了！”
但话说得硬气，梦里却软。赵大勇常梦见那个杂货铺老板——不是后来他们在酒馆嘲笑时的那张脸，而是最初在街边，他蹲下身扶起翠姑时的模样。梦里陈望的眼睛清澈见底，看他时没有鄙夷，没有愤怒，只有纯粹的怜悯与关切。然后那眼睛会突然逼近，逼得赵大勇无处遁形，只能一次次从冷汗中惊醒。
翠姑的债还得更具体。每有乞妇路过豆腐摊，她总会多切一块豆腐递过去；见着带孩子的妇人，会抓把炒黄豆塞进孩子口袋；甚至每月初一十五，她都会去城西土地庙供一碗新做的豆花。这些微小的善举像一根根细针，试图缝合三年前那个裂开的、丑陋的伤口。
杏儿渐渐觉出爹娘的不对劲。孩子的心最通透，她记得三年前那个寒冷的早晨，娘拉着她跪在街边磕头，一个和善的叔叔给了银子，娘哭得撕心裂肺——当时她以为娘是感动，后来才慢慢明白，那哭声里有多少羞愧与绝望。她也记得后来爹娘在酒馆里大笑，笑那个“痴的”陈老板，笑着笑着，爹的眼神却飘了，娘的嘴角也耷拉下来。
“娘，”杏儿有次问，“咱们为什么总给城东陈记货栈送豆腐？那么远，又不挣钱。”
翠姑正在点卤的手一抖，卤水洒出几滴。她背对着女儿，声音有些发紧：“陈老板是好人，咱们……咱们该记着。”
“可陈老板家不是有专门的豆腐供货商吗？上次我去送，他家伙计说不用了。”
翠姑不说话了，只是更用力地搅动锅里的豆浆。白汽蒸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也模糊了眼角那点湿意。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杏儿生病那夜。
那是去年深秋，杏儿突发高热，抽搐不止。赵大勇抱着女儿往医馆跑，翠姑踉踉跄跄跟在后面，怀里揣着钱匣——里面只有不到二两散碎银子。坐堂的老大夫诊了脉，开了方子，说须用上好的人参须吊气，光这一味药就要三两银子。
“先赊着，行吗大夫？我明日就把豆腐摊卖了……”赵大勇急得语无伦次。
老大夫摇头：“小本生意，概不赊欠。”
翠姑颤抖着手摸出那锭带划痕的银子。五两，足够诊金药费，还能剩二两过日子。可银子握在手里，像块烧红的炭，烫得她掌心剧痛。她想起三年前陈望掏出这银子时的毫不犹豫，想起女儿高烧中痛苦的小脸，想起这些年每夜被良心啃噬的煎熬……
“当家的，”翠姑忽然把银子塞回怀里，“你在这儿守着杏儿，我回去拿钱。”
“哪还有钱？”赵大勇红着眼低吼。
翠姑不答，转身冲进秋夜的冷雨里。她跑回豆腐巷，翻箱倒柜，最后从床底摸出个红布包——里面是她当年的嫁妆，一支银簪、一对绞丝银镯。这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再难的时候都没动过。
当铺的柜台高得像山，朝奉隔着栅栏接过首饰，戥子称了称，冷冷报出价：“簪子成色旧了，镯子太细，统共二两半。”
“二两半？这、这至少值五两……”
“爱当不当。”
翠姑咬咬牙：“当。”
银子落柜的脆响在静夜里格外刺耳。她攥着那二两半，又凑上家里最后的五百文，冒雨跑回医馆。药抓了，杏儿灌下药后渐渐平复，睡了过去。赵大勇瘫坐在医馆门外的石阶上，雨水顺着屋檐浇在他头上身上，他一动不动。
翠姑挨着他坐下，从怀里摸出那锭五两的银子，放在掌心。雨水打在银锭上，沿着那道刻痕流淌，像泪。
“当家的，”翠姑的声音在雨声中轻得像叹息，“这银子，咱们不能花。花了，就真成贼了。”
赵大勇盯着那锭银子，看了很久很久。忽然，他抓起银子，起身对着城东方向——那里是阊门，是陈记货栈，是那个他们骗过、嘲笑过、却始终不敢正视的恩人——重重磕了三个头。
额头抵在冰冷的石板上，秋雨浇透脊背，他却觉得心里那块压了三年的巨石，松动了一丝。
从那以后，赵大勇变了。他做的豆腐越发精细，分量足，价钱却比别人低半文；巷子里的孤寡老人来买，他总多给半块；有人赊账，他从不催讨。翠姑也不再只是默默行善，她开始教杏儿识字算账，说：“女孩家也得明理，将来无论贫富，都得活得堂堂正正。”
而这一切，陈望全然不知。
此刻的陈望，正在货栈后堂盘点年终盈余。腊月二十三，祭灶过小年，伙计们都放了假，只剩他和秀娘对账。今年生意格外好，净利有八百两之多。秀娘提笔在账簿上记录，陈望则在旁边分装红封。
“码头老耿，他媳妇的病还没好利索，封二十两。”
“西街刘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年关难熬，封十五两。”
“书院那几个贫寒学子，明年的纸笔钱，一人封十两。”
红封一个个排开，里面装的不仅是银子，更是这三年来越发笃定的信念：善良有用，善意可期。秀娘记完账，看着丈夫专注的侧脸，忽然抿嘴一笑，在账簿末页添了一行小字：“腊月廿三，支银三两，购棉衣三件，赠豆腐巷赵记。”
陈望抬头：“赵记？是城西那家豆腐坊？”
“嗯，前日我去买豆腐，见那家女儿还穿着单衣，袖口都短了一截。”秀娘顿了顿，“说起来，那家妇人我看着眼熟，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
陈望也没在意，只说：“该送。再包几斤红糖，两块腊肉，一并送去。”
夜色渐深，货栈里烛火通明。而在城西豆腐巷，赵家也点着灯。杏儿病愈后更加懂事，此刻正帮着爹娘磨明天要用的豆子。石磨隆隆声中，翠姑忽然说：“当家的，我今日听买豆腐的说，陈老板家每年腊月都施粥施衣，是个真菩萨。”
赵大勇推磨的手慢了下来。他望向东边夜空，那里被阊门的灯火映出一片朦胧的光晕。许久，他才低声说：“等杏儿再大些，等咱们攒够钱……我想去陈记货栈，当面磕头谢罪。”
“谢罪？”翠姑苦笑，“咱们配吗？人家如今是大老板了，哪还记得三年前那点小事。”
“记得不记得，是人家的事。”赵大勇的声音沉而稳，“认不认错，是咱们的事。”
杏儿抬起头，小脸上沾着豆沫：“爹，娘，你们说的是那个给咱们银子的陈老板吗？”
夫妻俩对视一眼，沉默点头。
“那咱们是该去。”杏儿认真地说，“先生教《论语》，说‘过则勿惮改’。错了就得认，认了才能改。”
孩子的话像把钥匙，猝不及防打开了成年人层层锁闭的心门。赵大勇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他别过脸，更用力地推起磨来。石磨隆隆，豆浆汩汩，在这平凡而坚实的劳作声中，一些东西正在悄然改变。
夜更深时，陈望和秀娘也准备歇息了。吹熄烛火前，秀娘忽然说：“当家的，我今日终于想起那豆腐坊的妇人像谁了。”
“像谁？”
“三年前，那个在街边磕头的妇人。”秀娘的声音在黑暗里幽幽的，“尤其是那双眼睛……虽然老了，憔悴了，但眼神像。”
陈望在黑暗中静了片刻，然后笑了：“天下像的人多了。就算真是她，又如何？咱们如今过得挺好，他们若也走上了正路，不是好事吗？”
秀娘想想也是，便不再多说。夫妻俩并肩躺下，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更鼓声。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人间祈愿平安康泰。
他们不知道，在同一片星空下，豆腐巷那盏昏黄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灯下，赵大勇一笔一划地练字——他幼时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家道中落，字都忘光了。如今重新拾起，写的是《弟子规》：“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
字歪歪扭扭，但写得极认真。翠姑在旁边纳鞋底，针脚密实，是给杏儿的新年鞋。杏儿已睡熟了，梦里还呢喃着白天背的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是啊，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米，每一分钱，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忏悔。人生这场漫长的耕作，有人早播善种，有人迟种悔苗，但只要不放弃耕耘，终会有破土见光的那一天。
窗外，岁末的寒风穿过巷弄，卷起地上零星的炮仗红纸。而更远处，阊门运河的水，在星光下静静流淌，带着这座城的悲欢离合，向时间深处流去，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