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策将三份验尸记录平铺在榆木桌面上，排列成等边三角形。
这是他的习惯——万物皆有几何，包括死亡。左起第一份属于杨文广，雁门关副指挥使，战死于天禧元年秋，尸身还朝时已腐坏大半，记录潦草得近乎敷衍。中间那份是林文渊，刑部主事，天圣十年春死于诏狱，死因写着“急症”，但症状描述自相矛盾。最右那份属于王珪，前太师，致仕后第三年“病逝”于听涛别院，太医署的结论是“年迈体衰”，可公孙策记得，王珪死前三个月还在郊外猎场徒手扳倒过一头小鹿。
三份记录，三个看似无关的人，三个被不同墨迹书写但同样仓促的句点。
他闭上眼睛，不是思考，而是回忆——用触觉。
指尖拂过纸张。杨文广那份用的是军驿常见的糙黄纸，纤维粗粝，墨迹渗透处有细微的颗粒感，像塞外的风沙。林文渊的记录是刑部标准公文纸，光滑、致密，但“急症”二字笔画颤抖，书写者当时要么手冷，要么心慌。王珪的最精致，御供的宣纸，纹理细腻如肌肤，可“体衰”的“衰”字右边一撇拖得太长，墨色渐淡，仿佛写字的人中途失了力气，或失了兴趣。
触觉不会说谎。这是公孙策失去部分嗅觉后，身体自行发展的补偿机制。他能通过纸张的湿度判断文书存放的环境，通过墨迹的隆起感知书写时的压力，通过折痕的走向还原卷宗被翻阅的次数和顺序。
而此刻，他的指尖告诉他：这三份死亡记录，都被人反复看过。不是寻常查阅，是某种专注的、带着特定目的的检索。纸缘有相同的轻微磨损，集中在几个关键词周围——“箭伤”“心悸”“咳血”。像有人用指甲划过这些字，一次又一次。
他睁开眼，从袖中取出一只扁平的锡盒，打开。里面是七支细颈琉璃瓶，用蜡封口，贴着极小的标签：壹至柒。这是他随身携带的解毒剂，每支对应一类常见毒物。但此刻他需要的不是药，是瓶中另一种东西——他自配的显影液。
用银针挑开“叁”号的蜡封，取一滴无色液体，滴在林文渊记录的“急症”二字上。
液滴迅速晕开，但只在笔画边缘形成一圈极淡的灰影。果然。这纸被人用淡醋擦拭过，不是为了清洁，是为了消除某种痕迹。醋能中和碱性物质，比如……某些毒物代谢后残留的微量硫璜气。
公孙策的嘴角牵起一个几乎没有弧度的变化。这是他表达“兴趣”的方式。
“先生。”
雨墨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轻而准，刚好在他完成观察的瞬间。她总能在不打扰他的前提下，让他知道她来了。这是一种默契，经过十七次共同行动后形成的默契。
“进。”
雨墨推门而入，手里不是卷宗，而是一卷褪色的军旗，边缘焦黑，有暗褐色的污渍。“红姨刚送来的，从雁门关旧战场遗址挖出。说是当地老兵偷偷藏的，杨文广最后那场仗，他就在左翼。”
公孙策接过军旗，没有立刻展开。他先掂重量，再摩挲面料，最后凑近——不是闻，他的嗅觉对血腥味已经迟钝，但他能感知织物吸附气味后的细微质感变化。这旗被血浸透过，不止一次，不止一人。血干涸后纤维会变硬，不同浓度、不同时间的血渍，硬度分布有特定的章法。
“送旗的老兵还说了什么？”
“他说杨将军不是战死的。”雨墨压低声音，“是被自己人从背后射的冷箭。但当时战场太乱，没人看清是谁。战后清点，少了一整队弩手，十六人，记录上写的是‘陷阵殉国’。”
“十六人。”公孙策重复这个数字，脑中已开始排列组合：弩手标准编制、雁门关地形、杨文广中箭时的站位、可能的射击角度……数据像算珠一样自动归位，形成一个初步的推演图。
“还有，”雨墨犹豫了一下，“老兵说，那队弩手的调令，不是从兵部发的。是一个穿便服的人直接带来的手令，盖的印……他形容的样式，像是内廷的私章。”
内廷。皇帝。
公孙策的手指停在军旗的焦黑边缘。触觉传来异常信息：这不是火焰灼烧的痕迹。火焰会造成边缘黑化、中心脆化，但这块焦痕质地均匀，更像某种腐蚀。他再次取出锡盒，用银针刮下少许焦黑粉末，置于白瓷片上，滴入“贰”号瓶的液体。
粉末溶解，变成浑浊的淡绿色。
磷火。或者更准确地说，白磷燃烧的残留物。军中使用白磷只有两种情况：夜间信号，或……毁尸灭迹。
“先生？”雨墨看着他骤然凝固的姿势。
公孙策没有回答。他的头脑正在全速运转，将所有碎片数字纳入一个不断扩大的规式：
杨文广战死（冷箭，可能来自内廷调动的弩手）→ 尸体快速腐坏（可能被处理过）→ 林文渊调查军械案（涉及雁门关军备）→ 林文渊“急症”死于狱中（记录被篡改，纸张有醋渍）→ 王珪致仕后暴毙（症状矛盾，记录同样潦草）→ 三份记录被同一人反复查阅（关注点一致：非正常死亡体征）→ 当前线索指向户部侍郎李维（与王珪有交集，向慈云寺捐款）→ 慈云寺守阁僧慧明（本姓陈，疑似林文渊旧部）→ 林曦出现（林文渊之女，主动接触包拯）→ 包拯决定重查（动机复杂，含情感份量）……
推演图进行到这里，卡住了。
情感份量。这是公孙策系统里的盲区。他能计算包拯重查此案的政治收益、风险、对“隐刃”行动的潜在影响（待评估），但他无法估量包拯看到林曦时眼中的那一丝波动，无法解析那道波动对决策产生的扰动。
这让他不安。就像一道本应无懈可击的图式，突然出现了一个无法定义的变量。
“先生，”雨墨再次开口，这次声音更轻，“包大人今早递了重查军械案的折子。用的是……林姑娘的名义。”
公孙策抬眼。雨墨立刻补充：“我已经检查过林姑娘的背景。八年来她换过三个住处，做过绣娘、书局抄写、药铺学徒，没有固定人际往来，经济状况始终维持在温饱线。她接触我们的机率，根据现有数字计算，只有不到百分之五。”
“所以？”
“所以她的出现，要么是极低机率的偶然，要么……”雨墨顿了顿，“是某个我们尚未发现的‘必然’。”
必然。公孙策不喜欢这个词。必然意味着确定性，而他的世界里，一切皆机率。但当机率低到某个数值时，他会切换思维方式：那不是偶然，是人为干预的结果。
有人把林曦送到了包拯面前。为什么？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巨大的木架前。架上不是书，是数千个拇指大小的竹筒，每个筒身刻着编码，筒内卷着细纸条——他个人数字库的实体备份。雨墨的密码术、展昭的江湖线报、老烟枪的碎片信息、红姨的地下情报，以及他从公开卷宗中提取的所有异常数字，都在这里，以他自创的分类法归档。
他的手指掠过竹筒，停在“雁门关-天禧元年-弩”这一列。抽出一筒，展开。
纸条上是他特有的速记符号，外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符号代表着一组残酷的数字：天禧元年雁门关战役，宋军伤亡比一成比三成多，异常偏高；箭矢消耗量是标准的二份余，但回收的敌箭中，有一成制式与辽军常规不符；战后晋升名单中，有七人后来因各种“意外”死亡或失踪……
数字冰冷，但连成线时，开始发热。
“雨墨，”他说，声音平稳如常，“准备一下。我们去见红姨。”
“现在？”
“现在。”公孙策将竹筒收回袖中，“我需要检验一个假设：如果林曦的出现是人为的，那么操纵她的‘因’，和当年操纵雁门关那队弩手的‘因’，可能是同一个。而要同时调动内廷手令和八年后的一枚棋子……”
他停顿，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中竹筒光滑的表面。
“……需要一张覆盖皇宫与市井的网。”
而网，总有节点。红姨的镖局，就是汴京城里最大的节点之一。
威远镖局的后院在夜里比白天更安静。不是无人，而是所有的“人声”都压进了地底——脚步声、低语声、兵器摩擦声，全都收敛成一片蓄势待发的寂静。
红姨在等她的小楼二层。这次没有琵琶，她在沏茶。茶香对公孙策是模糊的概念，但他能看见蒸汽的走势——直直上升，说明水温刚好；茶汤色泽澄澈，说明茶叶为极品；红姨注水的手稳如磐石，水流细而不断，这是长期练武才有的控制力。
“公孙先生夜访，不是为喝茶。”红姨递过一盏，开门见山。
“为一条线。”公孙策接过茶盏，不饮，只是感受瓷壁的温度——略烫，但可持握。“八年前，林文渊死后不久，他的女儿林曦，是否接触过镖局的人？”
红姨抬眉：“先生怀疑我藏人？”
“怀疑是低效的情致用词。”公孙策纠正，“我在计算机率。林曦八年间的行动轨迹显示，有三个时间点她消失于可追踪范围，每次约三个月。巧合的是，那三个时间点，贵镖局都有‘特殊护送’任务，目的地分别是洛阳、扬州和成都。护送对象都是‘不宜见光’的人或物。”
茶盏在红姨手中微微一滞，水面漾开极细的涟漪。这个变化持续了一刻，被公孙策的视线捕捉并记录。
“镖局的规矩，不问客从何来，不问货往何去。”红姨的声音依旧平稳。
“我无意打探客户隐私。”公孙策放下茶盏，从袖中取出一个更小的木盒，打开，里面是十二枚象牙算筹。“我只想确认，林曦的消失与镖局的任务之间，是相关性，还是因果关系。”
他将算筹在桌上排列。不是占卜，是可见他的推理过程：
第一列：时间节点（天圣十年夏、天圣十二年春、天圣十四年秋）。
第二列：林曦踪迹（消失、出现、携带新技能）。
第三列：镖局任务（特殊护送、高佣金、保密等级甲等）。
第四列：任务结果（顺利完成、无官方记录、客户未再出现）。
排列完成时，规律自动浮现：每次林曦消失后重新出现，她都会一项新技能——第一次是高级绣工，第二次是药材鉴别，第三次是基础机关术。而镖局那三次任务，护送的分别是：一批江南绣品样本、一箱珍稀药材、一套鲁班锁的图纸。
红姨看着算筹，许久，笑了。不是愉悦的笑，是某种带着欣赏的无奈。
“包拯身边有展昭的剑，雨墨的巧，现在又多了先生你的‘算’。”她摇头，“这局棋，对面的人恐怕要头疼了。”
“所以确有关系？”公孙策追问，但语气里没有得意，只有确认数据的严谨。
“我只能说，”红姨选择措辞，“有些人，我看她孤女无依，活不下去，便指了条路。路怎么走，走成什么样，是她自己的事。”
“指路的人是你，但路上教她本事的人呢？”公孙策指向第二和第三列算筹之间的空白，“绣工可自学，药材鉴别需师傅，机关术更要传承。这三样，不是‘指条路’就能解释的。”
沉默。这次持续了四刻。
红姨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汴京的夜色，万家灯火在远处连成一片模糊的光海，近处只有镖局围墙的阴影，切割着月光。
“公孙先生，”她背对着他说，“你相信这世上有完全随机的事吗？”
“不信。所谓随机，只是尚未发现的规律。”
“那如果我说，林曦学会那些，只是因为她在‘该在的地方’，遇到了‘该遇到的人’呢？”
公孙策的头脑急速处理这句话。剔除修饰，提取核心：地点与人的巧合性相遇。但红姨的措辞——“该在的”“该遇到的”——暗示这不是偶然，是安排。
“谁安排？”他直接问。
红姨转过身。月光从侧面照亮她的脸，一半明，一半暗，那只六指的左手搭在窗框上，多出的那根手指轻轻敲击木料，敲出一段无声的节奏。
密码。雨墨不在，但公孙策恰好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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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服务者。谁的服务者。
公孙策的瞳孔微微收缩。不是恐惧，
雁门关是战争。
弩手、林文渊、王珪都是服务者（服务于某个体系或某人）。
那么谁是他们的服务对象？谁有能力让内廷私章出现在战场，让刑部主事“急症”而死，让致仕太师“自然”离世？
答案的轮廓开始清晰，但清晰得让他手指发冷。
“红姨，”他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极细微的波动，“你今天的话，可能会让镖局陷入危险。”
“镖局每天都在危险里。”红姨走回桌边，重新坐下，斟茶，“但有些线头，不解开，危险会更大。像伤口里的刺，不拔出来，迟早烂到骨子里。”
她看着公孙策，眼神里有一种他难以完全解析的东西——不是算计，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清醒。
“先生，你的算筹能算机率，能算得失，能算胜率。”她缓缓说，“但你能算清楚，当包拯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他是会选择继续往前，还是会崩溃吗？”
公孙策沉默。
这是他系统里第二个无法定义的参量：人性的断裂点。他能计算结构物的承重极限，能计算毒药的致死剂量，能计算谎言被戳穿的机率，但他无法计算，一个人在信仰崩塌时，需要多少“情义”或“责任”才能维持形状。
“我算不出。”他诚实回答。
“所以，”红姨将茶盏推到他面前，“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我们。需要展昭的‘不问对错，只问该不该做’，需要雨墨的‘在绝境里找生路’，需要包拯的……那种近乎愚蠢的坚持。”
她顿了顿，六指轻抚琵琶琴弦，拨出一个单音，嗡鸣在夜色里荡开。
“而你，先生，你的‘算’能告诉我们怎么赢。但‘为什么赢’……得靠他们。”
公孙策离开镖局时，雨墨在巷口等他。她没有问谈话内容，只是递过一个暖手炉——夜寒，她知道他的触觉敏感，对温度变化反应剧烈。
“先生，接下来去哪？”她问。
公孙策接过暖手炉，铜壁的温度刚好。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抬头看天。今夜无云，星河横贯天际，无数光点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精确、冷漠、美丽。
就像他曾经相信的世界。
但现在，他的数字库里多了两个无法估量的参数：情义，人性。以及红姨那句密码暗示的、庞大到让他理性颤抖的可能性。
“回书房。”他终于说，“我需要重新计算一切。”
“包括？”
“包括……”他顿了顿，罕见地找不到一个精准的词，“包括我们所有人，在这局棋里活下来的概率。”
而那个机率，他心知肚明，正在以他无法掌控的速度，向下修正。
哑书生是在第七天傍晚出事的。
消息由一只信鸽带来，腿上绑着红姨的紧急标记。纸条只有七个字：“哑被扣，李府，速。”
公孙策当时正在调整他的模型。七天来，他几乎没睡，往数字库里添加了所有能搜集到的关于李维、雁门关、内廷私章、白磷使用记录的数字。模型越来越复杂，结论也越来越清晰——清晰得像一把对准咽喉的刀。
而哑书生，那个沉默的、总是低着头的仿写者，成了这把刀意外滑向的第一个目标。
“怎么回事？”包拯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刚下朝，官服未换，额前的月牙疤痕因急促走动而泛着淡红。
“李维发现了哑书生的仿写。”公孙策语速极快，同时已从架上取下三个竹筒塞入袖中，“七天前我们让哑书生仿写王文昌的笔迹，制造李维与王珪旧部联络的假象。但李维没有按预想去接触那些人，而是直接查了笔迹来源。”
“他怎么发现的？”
“机率只有两种可能。”公孙策走向门口，雨墨已经备好马车，“一，李维身边有笔迹鉴定高手，远超哑书生的水平。二，李维从一开始就知道王文昌的‘旧部联络’是假的，他将计就计，反向追踪。”
包拯的眼神一沉。两人都明白，第二种可能性更可怕。
马车在夜色中疾驰。公孙策闭目，脑中飞速运转。营救方案需要数据：李府布局（他有，三个月前红姨给过）、守卫人数（常规十二人，但紧急时可能翻倍）、哑书生可能的关押位置（地牢、偏院暗房，其他）……
但有一个变量他无法获取：哑书生现在的状态。是活着，还是已成了尸体？是完整，还是已受了刑？李维扣住他，是为了逼问，还是为了灭口？
这些未知像黑洞，吞噬着他模型的精确性。
“先生，”雨墨轻声说，“红姨的第二只信鸽。”
新纸条：“地牢，重兵，疑有弩。”
弩。又是弩。
公孙策的指尖无意识叩击膝盖。一下，两下，三下——这是他紧张时的生理反应，无法用理性完全抑制。这意味着李维的防备等级极高，也意味着他可能预感到会有人来劫狱。
“大人，”他转向包拯，“我建议取消行动。成功率低于安全值。”
“多少？”
“根据现有数字，不考虑情义……三成。”
包拯沉默。马车摇晃，灯笼的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公孙策能看到他左臂的颤抖又开始加剧，额前疤痕的红更深一分。
“如果加上情义呢？”包拯忽然问。
公孙策愣住：“那不可计算。”
“那就不要算。”包拯睁开眼，那双总是深沉如古井的眼，此刻有火焰在井底燃烧，“算算这个：如果我们今晚不救，哑书生死了，李维会知道我们有多在乎这个‘棋子’，从而推断出我们手里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只能靠这种迂回手段。然后他会做什么？”
数流再次涌动。公孙策的头脑自动推演：
李维确认威胁等级降低 → 加速销毁雁门关相关证据 → 可能对林曦或慧明灭口 → 线索链断裂 → 案件重回死局 → 同时，团队士气受损（雨墨会自责，红姨可能重新评估合作风险，老烟枪会更加谨慎）→ 长期成功率下降至……
“二成。”他吐出这个数字。
“而现在去救，”包拯继续，“哪怕只有三成把握，但救成了，李维会高估我们的实力和决心，反而可能慌乱出错。救不成，至少我们知道地牢的布防，知道李维的底牌，知道……”他顿了顿，“知道我们的人，不会白死。”
最后一句，语调极沉。
公孙策看着他，第一次，他的理性系统无法反驳一个基于“情义”和“信念”的决策。不是因为逻辑上说得通，而是因为，当包拯说“我们的人”时，那个总是缩在阴影里、被当作工具的哑书生，突然在公孙策的数字分类里，从一个“外部变量”变成了“内部参数”。
这是不理性的。这不高效。
但这……可能就是红姨说的，“为什么赢”的一部分。
“雨墨，”公孙策转向她，语速恢复平日的冷静，“改变方案。不用原计划的声东击西，用‘烟雾与镜子’。”
“可那个方案需要白磷，我们没带——”
“李府有。”公孙策从袖中取出一个纸包，“红姨上次情报提到，李维私藏军械，包括三箱受潮的白磷弹，存放在地牢东侧废料间。受潮白磷不稳定，遇空气可能自燃。我们需要制造一个小型、可控的火灾，利用烟雾和混乱。”
雨墨眼睛一亮：“我去放火。先生你和大人？”
“我们去正门。”公孙策看向包拯，“大人需要和李维‘谈谈’。拖住他，至少一盏茶时间。”
“谈什么？”
“谈他最怕的东西。”公孙策从袖中抽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表，“雁门关战役的军械损耗异常、战后晋升人员的非正常死亡、内廷私章的使用记录……以及，他书房暗格里那本真正的账册，存放的位置。”
包拯接过纸，快速浏览，眼神越来越锐利：“这些证据哪来的？”
“过去七天，我重新分析了所有卷宗，交叉比对时间线、人员流动和物资记录。”公孙策说，“数字不会说谎，大人。当数字连成线，线织成网，网的中心……就是李维。”
马车在距李府两条街处停下。三人下车，潜入夜色。
行动开始。
一切都按公孙策的计算进行——几乎。
雨墨成功潜入废料间，触发受潮白磷，烟雾升起，守卫被引向东部。公孙策和包拯从正门闯入，李维果然在书房，看到包拯手中的数据表时，脸色瞬间惨白。
但意外发生在最后一环。
当地牢守卫大部分被调离，雨墨打开牢门时，她看见的不是被绑的哑书生，而是三个持弩的黑衣人。弩箭已上弦，对准门口。
陷阱。李维早就知道他们会来。
雨墨僵在原地。距离太近，她无法闪避所有弩箭。
就在弩机扳动的前一瞬——
一个身影从牢房角落的阴影里扑出来，用身体撞向最近的弩手。
是哑书生。他满身是血，左手以不自然的角度弯曲，显然已受过刑。但他的右手握着一支削尖的毛笔，笔尖狠狠扎进弩手的脖颈。
第一支弩箭射偏，钉入墙壁。第二支弩手被撞倒。第三支——
哑书生转身，挡在雨墨身前。
箭矢入肉的闷响。
时间在那一刻被拉长。公孙策和包拯此时刚赶到地牢入口，看见的正是这一幕：哑书生缓缓倒下，胸口插着弩箭，血迅速浸透他破旧的青布衫。但他倒下的方向，是侧身，为了不压到身后的雨墨。
雨墨的尖叫被扼在喉咙里。她扑上去，不是哭喊，而是迅速检查伤口——位置，深度，血量。她的手在抖，但动作精准。这是公孙策教她的：危机中，情感滞后，技术先行。
“还活着！”她抬头，声音嘶哑，“箭偏右一寸，未中心腑，但可能伤了肺经！”
公孙策的头脑在十分之一刻内切换模式。救援方案废弃，医疗方案启动。他疾步上前，同时从袖中锡盒取出“壹”号和“肆”号瓶——止血剂和强心剂。
“抬人，撤离。现在。”他的声音冰冷如机器，但手指触到哑书生脖颈脉搏时，那过速的、微弱的跳动，让他的指尖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
这是触觉告诉他的：这个人的生机，正在飞速流逝。
而他们逃离李府、找到安全屋，
抢救成功率不够。远远不够。
但这一次，公孙策没有说出这个数字。
他只是和包拯一起抬起哑书生，雨墨在前开路，三人冲出地牢，冲进被白磷烟雾笼罩的庭院，冲入汴京深沉的夜色。
马车狂奔。车厢里，公孙策用匕首割开哑书生的衣服，清理伤口，上药，包扎。每一个动作都符合《伤科概要》的最佳实践，但他做这些时，眼睛看着哑书生苍白如纸的脸，看着这个总是低头、沉默、像影子一样的人，此刻因为疼痛而无意识蹙紧的眉头。
“为什么？”雨墨忽然问，声音带着压抑的哽咽，“他明明可以躲在角落……为什么要扑出来？”
公孙策没有回答。他的数字库里没有关于“舍身救人”动机的可靠数字。理性分析：哑书生救雨墨，生存率反而更低（当箭死亡率八成），不符合自保本能。感性假设：或许是因为暗恋，或许是因为报恩，或许只是一时冲动。
但当他用镊子夹出断裂的箭簇，看见哑书生即使在昏迷中，右手仍死死握着那支染血的毛笔时——
他忽然明白了。
那支笔是哑书生的“武器”，也是他的“身份”。一个靠仿写为生的人，一个被科举抛弃、被世人轻视的人，在最后一刻，选择用他唯一拥有的东西（那支笔），去保护他认为值得保护的人。
这不是可计算的利益交换。
这是不可计算的……情义。
马车抵达安全屋时，天已微亮。哑书生被抬进屋，公孙策进行了两个时辰的手术。当他终于缝合最后一针，洗净双手，走出房门时，包拯和雨墨都在外面等着。
“怎么样？”包拯问。
“活了。”公孙策说，顿了顿，补充，“生存机率，现在是七成。但左肺经会永久受损，左手……大半残疾。”
雨墨捂住嘴，眼泪终于落下。不是大哭，是无声的、滚烫的泪。
包拯沉默良久，拍了拍她的肩，然后看向公孙策：“你的模型，该更新了。”
公孙策点头。是的，该更新了。
他走回临时布置的书房，在桌前提笔。但这一次，他没有写数字，没有画机率图。他在纸的左上角，写了一个词：
“情义。”
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横线，标注：
“参数类型：不可量化。权重：待定。但，不可删除。”
窗外的晨光透进来，照在这行字上。公孙策放下笔，第一次感到一种陌生的疲惫——不是缺乏睡眠的累，而是认知体系被强行扩容后的、带着轻微眩晕的充实。
他的数字库依然庞大，他的计算依然精确。但他知道，从今以后，每一个模型里，都会多出一个叫“情义”的变量。
而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变量，变得比任何算法都复杂。
也比任何算法，都值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