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暴露出的问题，让江辰更加坚定了之前的判断：乡村振兴绝不能仅仅依赖外部输血，尤其是要规范和控制好外部资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激发内生动力，盘活农村自身的资源要素，让农民和村集体成为发展的主体和受益主体。他的目光，投向了农村改革中最核心、最敏感，也最具潜力的领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通常所说的“三块地”改革（农村耕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这项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被视为改革中的“深水区”和“硬骨头”。但江辰认为，这正是破解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的关键钥匙。他决定，在清河市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班子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乡镇，开展“三块地”改革的综合试点，谨慎探索，积累经验。
在市深改委会议上，江辰阐述了他的想法：“柳川重建和资本下乡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必须处理好‘人、地、钱’的关系。其中，‘地’是核心要素。‘三块地’改革，就是要通过盘活沉睡的土地资产，为乡村振兴注入最原始、最持续的内生动力。这步棋走活了，就能带动人才回流、资金涌入。但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稳字当头，试点先行。”
经过反复比选和论证，清河市最终确定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试点乡镇：一个是城郊融合类的红星乡，一个是农业发展类的平岭镇，还有一个是生态保护类的云湖乡。试点方案上报省委深改办和省自然资源厅备案后，悄然启动。
每个试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城郊的红星乡，重点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乡里有一块闲置多年的旧砖厂用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过去，这块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只能由政府征收后再出让。现在，试点允许这块地由村集体作为主体，直接入市交易，与一家从事智能制造的企业成功签约，建设标准化厂房。土地出让收益在缴纳相关税费后，大部分留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一夜之间获得了一大笔可支配收入，村民们通过股东大会，热烈讨论这笔钱是用于分红，还是投资建设标准厂房出租、发展乡村旅游，或是改善福利保障。沉睡的资产变成了活的资本，村集体和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性收入，发展的自主性大大增强。
在农业主导的平岭镇，重点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和土地经营权入股。针对一些在城镇稳定就业、自愿放弃宅基地的农户，试点制定了合理的补偿标准，其退出的宅基地优先复垦为耕地，补充耕地指标，或规划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时，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专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实行“保底收益+按股分红”，让农民成为产业链上的投资者和受益者，而不仅仅是租金收取者或打工者。这既解决了土地细碎化问题，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又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在生态区的云湖乡，则侧重探索宅基地和耕地的多功能性利用。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允许利用闲置农房发展民宿、文创等乡村旅游项目；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同时，探索建立基于土地生态价值的横向补偿机制。
改革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充满了争议和不确定性。最大的争议来自于法律和政策边界。虽然国家鼓励试点，但具体操作细则不明，很多做法没有先例可循。“这样干会不会违反土地管理法？”“集体土地入市，会不会冲击国有土地市场？”“宅基地有偿退出，会不会导致农民失房失地？”各种质疑和担忧始终存在。
利益平衡更是难题。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怎么定？集体土地入市收益如何分配？村集体、农户、企业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发矛盾。在红星乡，就曾因收益分配方案讨论激烈，几度陷入僵局。在平岭镇，也有农户对入股企业的经营风险表示担忧，宁愿拿固定的租金。
面对这些难题，江辰的要求是：“尊重农民意愿，守住改革底线，鼓励基层创新。”试点乡镇在市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摸索出了“村民议事会”、“股权量化”、“风险保障金”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艰难地推进着改革。
江辰密切关注着试点的每一步进展，定期听取汇报，但他不轻易下指令，而是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同时要求加强风险监测和评估。他提醒试点干部：“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必然触及利益、伴随阵痛。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阵痛降到最低，让红利最大化释放。要确保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能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试点工作如同在无人区里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每一步都挑战着传统的观念和体制。成效是初步的，但意义深远。它开始改变着农村资源的配置方式，改变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改变着村集体的功能定位，更改变着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内生动力，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被一点点激活、汇聚。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一场旨在重塑乡村经济基础和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已经播下了种子，静待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