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术馆的展厅里，一束聚光灯打在《霸王别姬》的油画上。虞姬的水袖像两朵展开的墨莲，用油画颜料堆出的厚重感里，却藏着书法的飞白；项羽的铠甲泛着青铜色的冷光，笔触里却能看出水墨画的皴擦。王磊站在画前，咂摸着：“这画咋看着既熟又生？说它是油画吧，那线条软得像毛笔描的；说它是国画吧，颜色又浓得化不开。”
画的右下角，“林风眠”三个字签得潇洒，墨色里混着点赭石，像不经意滴上去的。周明翻着画册，指着另一幅《静物》：“你看这瓶瓶罐罐，摆得跟西方静物画似的，可那衬布的褶皱，明明是用墨的干湿画出来的，像极了八大山人的笔法。”
“破了界，就活了。”迪卡拉底教授拄着根竹拐杖，站在展厅中央。他刚从库房看了林风眠的草稿本，上面既有铅笔勾勒的希腊雕塑，也有毛笔涂的京剧脸谱，甚至还有用钢笔描的敦煌飞天，密密麻麻挤在一页纸上，倒像场跨时空的聚会。
“教授，他就不怕两边不待见？”林晓雅指着《秋鹜》，画面上几只野鸭浮在水面，用的是油画布和颜料，可水面的波纹，一笔下去有浓有淡，分明是水墨画的“留白”技法，“学西洋画的会不会说他‘不正宗’？画国画的会不会嫌他‘瞎胡闹’？”
迪卡拉底笑了，拐杖在地板上轻轻点了点：“还真有人骂过。他刚回国那会儿，有人说他的画‘非驴非马’——用油画颜料画京剧，是‘糟蹋洋玩意儿’；把西画的透视用到国画里，是‘丢祖宗的脸’。可林风眠不管这些，他说‘画是用来表达的，不是用来分门派的’。”
他翻开草稿本，指着其中一页：“你看他画的仕女，脸是鹅蛋形，带着江南女子的柔，可眼睛的画法，却学了西方的解剖，睫毛根根分明，透着股劲儿。这不是简单的‘加加减减’，是把两边的好都嚼碎了，再咽下去，长出自己的肉。”
苏拉忽然注意到《琵琶女》的背景，用大块的蓝色和紫色铺就，像莫奈的睡莲池，可前景的琵琶，弦是用焦墨勾的，透着股古意。“他这是把油画的‘色彩’和国画的‘线条’揉成一团了？”
“是揉成一团，更是打成一片。”迪卡拉底的声音里带着点赞叹，“林风眠年轻时在法国学画，看惯了塞尚的色块、马蒂斯的线条，可心里总惦记着老家梅州的皮影戏、庙里的壁画。他发现，西方画讲究‘眼见为实’，一笔一划要有根据；东方画讲究‘意在笔先’，画的是心里的劲儿。这俩看似对着干，其实都是为了把‘想说的’说清楚。”
王磊摸着下巴琢磨：“就像用筷子吃牛排？看着怪，吃着香。”
“比这更妙。”迪卡拉底指着《夜枭》，画面上的猫头鹰瞪着圆眼，羽毛用油画刀刮出肌理，像能摸出绒毛，可那眼神里的孤傲，却跟水墨画里的鹰一个脾气，“他用油画的‘实’画形，用国画的‘虚’画神。你看这猫头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你觉得它下一秒就要飞——这就是两边的本事合到一块儿了，实的地方让你看得清，虚的地方让你想得多。”
周明翻到画册里的《向日葵》，林风眠画的向日葵，花盘是用浓黄和橘红堆的，像梵高的热烈，可花茎却用墨线勾得弯弯的，带着股东方的韧劲。“他这是故意跟梵高较劲？”
“是对话，不是较劲。”迪卡拉底合上画册，“林风眠说过，‘艺术就像水，能流到哪儿，就该流到哪儿’。西方的技法是渠，东方的意境是源，他不过是把渠挖宽了，让水畅快点流。你看现在的画家，用水墨画抽象，用油画写生宣纸上的梅兰竹菊，不都是跟着他的路子走？”
夕阳透过高窗，在《霸王别姬》的画布上投下斜斜的光，虞姬的水袖在光里仿佛真的飘了起来。王磊忽然觉得，这画里的项羽和虞姬，既不是京戏里的模样，也不是西方油画里的英雄美人，他们就该是这样——带着油画的厚重，透着国画的空灵，像两个从时光里走出来的故人，说着谁都听得懂的话。
迪卡拉底拄着拐杖往外走：“楼下有他用过的调色盘，一半是油画颜料，一半是墨块，俩玩意儿挤在一块儿，倒也相安无事。”
一行人跟着他下楼，林晓雅回头望了眼《霸王别姬》，突然想起林风眠的一句话：“我追求的不是中西的折中，而是两者的和谐，就像黑夜与白天，看似分开，其实同属一个世界。”
展厅里的灯光渐渐暗下来，那些画在暮色里仿佛更活了，油画的色块和水墨的线条，在昏暗中融成一片，分不清谁是谁，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